一场不知情的返乡把在武汉务工求学的普通人推上了风口浪尖：只因在武汉待过，就等同于携带病毒；只因从武汉回来，个人信息就可以被曝光……现实的发展已有些魔幻，有些人似乎忘记，在这场疫情中我们应该防范的是病毒，而不是被病毒困扰的普通人。
这是我第六次填写返乡人员名单了。
我小心地询问医生，
过了14天还需要继续隔离吗？
其中一个人却突然拔高音量：
“赶快写！让你登记你就登记，
谁让你们一个个要往家跑！”
没有一句解释。
我看着名单，
沉默地在右下角签下了名字，
方方正正。
2020年1月12日，收拾好行囊坐上归家列车的我，满脑子都是对最后一门考试的担忧，以及即将面临的春节期间与长辈无穷无尽的周旋。火车站人来人往，无数人在这里汇集，又各奔东西，擦肩而过的人们也许此生再无交集。而如今我坐在家里，于方寸之地中静默了整整22天，第一次那么希望那些陌生人，都平安顺遂，身体健康。
这是我在武汉读书的第四年，到今年7月，我就要离开这里了。我的表哥两年前也从武汉毕业，同武汉一样，我们的家乡也一直受惠于长江的滋养。他当时回来时说：“城市里有江穿过的城市都很美，除了武汉。” 我被他莫名的坚定逗得直笑，心里却不以为然。
武汉究竟是座怎样的城市，或者一座城市究竟能带给人们怎样的感觉，永远都得不到确定的答案。我如此向往武汉，想站在《颐和园》里郝蕾站过的长江大桥上微笑，也想坐一次《桃花灿烂》里周韵和郭晓冬坐过的轮渡，更想在江边公园看叔叔阿姨们跳一次广场舞。直到现在，我犹记得三年前第一次坐在往返于武昌和汉口两地的轮渡上时，在蜂拥而至的人群中，我感受到的那股强烈的安全感。这座奔放又粗粝、包容又勇敢的城市，也是我爱他的第四年。
我曾设想过毕业后离开武汉时的心情，应该是以爱做基底，再增添上眷恋或不舍。然而临近毕业的现在，我却对他多了份情感——心疼。
1月14日前后，“疫情”一词忽然之间出现在了各大平台主页，承载这个无比沉重词汇的城市，正是我所熟悉的武汉。我连忙询问了医学专业的同学，很快便得到了回复：“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夸张，哪有那么严重。不过你出门坐地铁还是戴着口罩吧！” 踌躇了十几秒后，我下楼买了十包口罩。药店的阿姨好奇地问我：“买这么多干嘛呀？” 那时候口罩还很好买，一包15。
然而疫情的发展却似一颗被丢入湖面的石子，逐渐放大、放大、再放大，直到人肉眼不可观测的边缘。我隐隐约约的不安终于在1月15日得到了印证。打开微博：活禽市场的菜单、忽然攀升的确诊率、口罩佩戴方法、国外确诊病例……一切的一切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从源起到高潮纷至沓来。无数的年轻人在这时候手足无措，让长辈戴口罩仿佛是对他们无声的刑罚。
而与此同时，不间断的信息也涌到到我的眼前，哪怕是很多年没联系的高中同学，也忙不迭的发来消息：“我记得你在武汉读书，现在回家了吗？我看这肺炎很严重，你身体还好吗？” 我挨个回复：“还好，你也要多加注意。”
其实我并不“还好”。早上量了体温，37.1℃，正处于发热边缘。我对疫情一无所知，并不能分清感冒和肺炎的区别。单亲家庭出身的我，由母亲抚养长大，外公外婆身体不好，还需要人照顾。无数种可能浮现在我脑海，我双手颤抖地在微博上不断翻查信息：“新型肺炎的症状是什么”、“潜伏期是否有人传人可能”、“患病后死亡率是多少”，甚至是“肺炎患者图片”。
恰巧母亲在这时发来信息：“我下班后去趟超市，有什么需要的发过来。” 她如常的口吻让我更加焦灼，如果我染上肺炎，那这几天她也会被我传染。一瞬间，恐惧和惊恐充斥着我的大脑，闭上眼睛全是汉口火车站的人声鼎沸，而下一秒却仿佛已经身处医院的隔离病床。
我在心里假设出一万种可能，但最终的导向都是：有可能会死。
回家的第4天，我决定将自己隔离。当天下午把必要的东西准备好，锁上房门时，我反倒镇静了。
给母亲通过电话，让她记得回家时去小区登记，如实汇报家里有武汉返乡人员，并主动出示我的身份证和车票信息。母亲回到家一脸愁容，说物业正在联系相关部门，让我们在家等防疫部门消息。
第二天一早，保安便带着区管医生来到家里，登记完信息后开始测量体温。38℃。区管医生愣了一下，随即宽慰我说：“可能是小感冒，肺炎也不会这么快发病的，好好吃药，在家好好休息。我先走了，隔壁小区还有个武汉大学生呢，我下午再来。”
等到医生下午再来时，已经换上了白色的防护服。当他穿越小区走廊向我走来时，我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说话声和脚步声，那是一种迫切的命运降临所携带的声音，听起来像种古老的求救信号。区管人员明显严肃了很多：“你这还发烧，难搞。明天再降不下去就直接送医院。”
“医院”二字让我从困顿的迷幻中立刻挣脱，听到母亲在外面的说话声：“他肯定没事的，我问了，没去过野味市场。我们一定积极配合工作，而且孩子自己主动隔离，从来没出过门。” 区管人员向后退了几步，隔着两米多的距离说：“我们都很理解你的心情，孩子有点发烧，还需要继续观察。不过他回来的早，应该没事的。”
医生走后，留下了满屋子的消毒水味，在一种干净到仿若重生的氛围下，母亲却突然颓丧了。她在客厅里跟我通电话：“你如果真的出事，我也不怕，我照顾你外公也可以照顾你。” 她哽咽起来，全没了刚才跟区管人员对话时的坚定。但隔着一扇门，让我对她的爱都有了重量。
随后几天，医生每天来测两次体温，烧很快就退了。对门的阿姨是我的小学老师，隔三差五在我家门口放一袋子菜，用纸条写着“新年快乐，孩子加油！”，于是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起来。除夕夜里和母亲隔着三米的距离看春晚，无声地相望，又无声地笑，隔离反倒让我们前所未有的亲近了，真好。但远远看着母亲口罩上方的眼睛泛着红，我知道她一定又偷偷哭过。
这些天不仅紧张自己和家人，远在武汉的老师和朋友也一直让人牵挂。虽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但一定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我必须做点什么。
这时不光武汉，湖北省各大医院都出现了物资紧缺，不得不向社会求助的情况。我和同学在两天之内成立了“支援湖北医护人员”的小组，成员主要由身边的同学、朋友和老师组成。截止第二天凌晨，前前后后共收到75位热心人士的捐款。联系好货源、查验所有医疗物资是否符合标准、确认好接收单位、记录账目明细，最终为武汉市汉口医院采购了2000个一次性医用口罩，为孝感市第一人民医院采购了200个防护眼镜、300瓶八四消毒液……加起来共计4大医院，一万两千元的善款，全部用于医用物资的采购及捐献。
隔离期间我在打字框里输入了无数次的“武汉加油”，意识到了如我一般的普通大学生，也存在一种主动参与的可能性，也理解了每次回应医护人员的那句“自己人”，就是将无形的墙壁彻底凿开，再用有形的力量去牵引生命的过程。
在被隔离的第十四天，几个陌生人同医生一起进来，递过来纸笔。姓名、身份证、电话、住址……这已经是我第六次填写返乡人员名单了。我小心地询问医生过了14天还需要继续隔离吗？其中一个人却突然拔高音量：“赶快写！让你登记你就登记，谁让你们一个个要往家跑！” 没有一句解释，我看着名单，沉默地在右下角签下了名字，方方正正。
“早知道回家是这样，还不如在武汉和他们一起病倒呢。”我突然想起成立救助小组时一位朋友说过的话，内心酸涩不已。事实上，一面是集结力量的捐赠，一面是周围的人愤怒情感的宣泄，从武汉那里获得的感激与善意，和把武汉和病毒直接划上等号的陌生恶意，让我们这些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返乡的人，成为了同一种命运的延伸。
“你为什么要回家？”是这些天我和其他武汉返乡大学生收到过最频繁的话。和很多人一样，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了错误的决定。但为了不危害他人，我们都及时选择了自我隔离。甚至在医生说解除隔离期后，我还是整整22天没出过门。
2月3日下午，我在楼上听到小区大门传来争吵声，送菜过来的表哥拉着母亲正往家走：“二十多天了，医生都说这家人没事你们凭什么不让人出门？谁他妈是病毒携带者啊！什么叫应该监禁？这说的是人话吗？”
表哥气冲冲地上楼，说是小区住户举报母亲出门闲逛，实际上她跟我一样隔离了十四天，排除风险后作为公职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但因为我是武汉返乡人员，因此还被强塞了好几封《致武汉返乡人员的一封信》。
表哥愤慨地说：“隔壁那栋‘鄂’牌的车也被举报了，这会正在收发室写报告，交代完行踪，提交完证明才准离开。这大过年的。” 我点点头没说话，其实在1月底，和我一同返乡的几位外地同学都收到了陌生的短信和电话，内容大同小异：“你是武汉回来的？”、“为什么要回来害人”、“麻烦你赶快隔离”是最常见的。后来在微博上搜索后，发现不光是我们，原来各地武汉返乡人员都在不同程度上被驱逐、被挑衅、被歧视着。
而当我在微博看到一名大学生收到“武汉毒人害人害己”的信息时，愤怒之外更多的是悲伤。为什么主动提供信息，积极配合的是我们，到最后受伤害的还是我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