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何立伟，小说家，生于1950年代。我的童年呵，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天上。（资料图/图）

童年是具有永久魅力的话题。不同年龄的人都有童年，只是忙碌的生活中多数人还来不及回顾。我们约请了从1920年代到1990年代出生的作家来写写自己的童年，最长者是92岁的王鼎钧先生。每个作家只有六百字的篇幅，但是生于1950年代的作家高建群说他写完哭了很久。

王鼎钧： 美籍华人作家，生于1920年代

童年，我有过童年吗，应该有。

还记得坐在床沿学习穿衣服，怎样把左臂穿进左面的袖子。然后，右臂。然后，扣纽扣。总是扣错，原来一开始要用两只手摸准第一个纽扣和孔眼，好像操练一班大头兵先确定谁是排头。镜子里，这一排纽扣扣得整整齐齐，服服帖帖，好像乌合之众已成训练之师，心里甜丝丝的，后来知道，这叫成就感。

还记得那时杀鸡是大事，要杀先杀老公鸡，它已经不能报晓了。夹在一群孩子中间讨鸡毛，那又长又硬又漂亮的鸡毛，有个专用的名称，叫翎。那时候孩子没有什么玩具，一翎在手，阳光下如一道彩虹，天天拿出来把玩，向同伴炫耀，或者立刻骑上竹马，去青梅之下，插在她的鬓旁。后来知道，这叫虚荣心。

还记得大雨之后，街旁的一堆黄土变成了泥，孩子们高兴了，玩泥巴。小孩子！你能决定什么呢，你能改变什么呢，一脚踏进泥窝，忽然改了身份，有了权柄，我要圆就是圆的，要扁就是扁的，我也可以把已经成形的打烂，重新再来。那时候大人说，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脏，泥土不脏，墨也不脏，纵然拖泥带水回家，依然可以兴高采烈，不受责罚。后来知道，这叫支配欲。

再到后来，我知道支配欲可以升华为创造，虚荣心可以升华为审美，成就感可以升华为谦卑感谢。而我，也由童年、中年“升华”到老年。

文章写好，从头看一遍，怎么，我写的是童年吗？

杨先让：中央美院退休教授，生于1930年代

我出生在胶东牟平县一个小岛子上——养马岛。家中经商。朝鲜仁川有爷爷的绸缎庄。哈尔滨有父亲的油坊工厂。奉天有叔叔的英美烟草公司的总代办。算是富裕人家了。

爷爷是同盟会会员，捐钱支持孙中山反清强国，又学儒持家。两个儿子从中、从和。五个孙子名曰先温、先良、先恭、先俭、先让。我这个先让生于1930年1月11日。日寇侵华后，一系列灾难降临了。

我最小。在家中有祖母溺着、丫头护着、姊妹们宠着。我任性撒泼，成了一个“三间屋里的小朝廷”。

五岁那年，可能我在家中太无拘束，闹得大家烦。祖母说干脆让他“上猪圈”吧（家乡对淘气儿童上学校的戏称）。因为有姐姐的照顾，就上了西村的女学堂。我这就成鹤立鸡群了，更被宠爱着。

第二年入了本村的男学堂，由姨家秀才爷爷教习。书背不过来，依然要挨戒尺打手板。但是我的大仿（写毛笔字）、画画和唱歌受表扬，奖与罚获得了平衡。

1936年是我家最动荡的一年。叔叔在奉天被日本鬼子以“反满抗日共产党罪”枪杀了。爷爷一急之下中风不语。父亲不惜家产，在家乡为叔叔举办了几天大殡，惊动了岛内外。

那几天，人们忙乱。家中成年男女定时哭灵，和尚道士早晚诵经，晚上放施舍。刚六岁的我，与叔叔的女儿学菊妹同岁，我们真玩得痛快。“悲哀”二字对我俩离得尚远些。

直到我九岁那年，随家去了仁川居住。我和二姐、妹妹入了华侨小学读书。不可想象堂叔又被日本警备队冤捕，定罪“共产党”，最后死于狱中。爷爷在仁川的绸缎庄“和聚昌”，也被迫歇业了。

从此后，我心中牢牢地感受到，日寇对我家国侵略的罪行，是绝不可饶恕，更是不能忘记的。否则就要当亡国奴。

左方：前南方周末主编，生于1930年代

日本侵略者占领广州后，我们乡里就没有小学了，我七岁开始读私塾。

我们村里有个姓黄的大家族，几房人都很有钱，从外乡请来一位穷秀才教他们的子孙。我妈妈求他们，他们才同意我进私塾念书。

私塾有十多个学生，每年每人交一担谷作为学费。由于学生年龄不同，所以每个人所学的课本都不一样，讲授方法是让学生站到他的桌子前，他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念会了便叫回去背诵。他从不讲解书的内容，我们问他，他就说等你们长大就自然懂得。

我从《三字经》学起，学完《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诗经》和《古文观止》。这个私塾老师，同香港电视剧《大地恩情》里的孙者师简直一模一样。他善良老实，古文也读不少，但寒酸又迂腐，他爱喝酒，老婆不买酒给他喝，就用讲故事和学生换酒喝。为了听故事我们便凑钱买最便宜的酒，到田里抓田鸡炒来给他做送酒菜。到了冬天田鸡没有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办，我出了个坏主意。村里有一口鱼塘，鱼塘上建有个厕所，村民都喜欢到这个公厕去，一来风凉水冷，二来没有臭味，拉的屎有很多鱼抢着吃。我拿了个鱼钩去钓抢屎吃的鱼，一下子钓了条大鲤鱼回来。这条大鱼满肚子都是屎，我有意不把鱼肠扔掉就煮粥给老师吃。老师在吃时，我们问他味道怎么样，他回答说好甜好甜，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我今年虽82岁，仍常想起这位私塾老师，因为童年的启蒙，是影响人的一生的。

二月河：历史小说家，生于1940年代

我自幼随军。我的父亲凌尔文是个老抗日战士，母亲则稍迟一点。父亲担任了一个营的副指导员。1948年随军南下到河南栾川县剿匪。随即母亲也调入栾川。1948年初，我随母亲过黄河赴河南。当时舅父在河北省军区学习，母亲便写信约他，一道在黄河岸会齐共往栾川。

这在今天几乎是个笑话。约定时间，不能具体；舅父何时能出发，不知道；连舅父马文兰的学习地址，母亲也是茫茫然，似知不知。就写去了一封信，也不知能否收到，何时收到……什么都是混混沌沌，这儿就约定一个很不确定的会面地址——黄河岸边。

母亲抱着我冒了大雪，穿越太行山到了黄河边。

这真是我从没有见到过的奇特景观。黄河是那样的狭窄，被两岸的山夹得紧紧的，一道黄色的河从中间冲决逆回，白浪卷着急风大雪在山谷河岸穿梭急进，黄河中狂浪滔天，雪白的浪花泛着黄光一层又一层，有一人那么高。带着可怕的呼啸声层层向岸边压来。苍黄的天穹下是在寒风中瑟缩不止的帆船，满是淡黄色的白帆在风中不停摇摆。一派淆乱混杂……

母亲停止了脚步。寒彻了骨髓的天气，使她下意识地抱紧了我的襁褓。她就站在岸边，目光盯视着岸边的路，在风雪中向远处眺望。

不可思议的是，舅舅真的来了！精精干干，打着绑腿从远处走来。大约当时步行的人很少，等得头上渗微汗的母亲便远远高喊了一声：“文兰！”姐弟两人就这样见面了。

事后我才知道舅舅也是心里迷离混沌着日夜不停赶来的。他知道我军大军要渡河南下，所以他一路靠着大部队车队、马匹、骑兵走过的道路猛追穷走，居然真的见到了姐姐——一块儿乘船南下了。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的情节，舅舅一见姐姐便问：“解放呢？”母亲把我递了过去。舅舅解开看时，因为包裹严抱得太紧我已憋得停止了呼吸，又紧急抢救这才上了船……

刘荒田： 美籍华人作家，生于1940年代

“去村”，广东四邑土话，意为“走亲戚”。儿时，过了大年初一，择吉日“开年”后，“去村”开场。姐弟在赶路。辫子上拴红绒线的女孩，矜持，威严。弟弟，衣服崭新，折两折的裤管粘上泥巴，一路拿着小篱竹东戳戳西挑挑。姐姐挑着荸荠般扁圆的“去村篮”，盛着咸的“鸡笼”，甜的“煎堆”，又粘又韧的“大龙金”，咬一口尽是糖渍花生米的酥角，上面搁着桔子和利市封。篮盖上夹蒜苗。还有一个放阉鸡的鸡笼。

这就是我和大三岁的姐姐，时间是1956年。“去村”，既富吸引力又腻人。到了亲戚家，贴着春联和倒福字的坤甸门早已打开，大人喜滋滋地迎接。当家女人大惊小怪地赞叹：“哟哟，你家老爷奶奶真客情哎，这么多好东西!别生份，就像在家里一样。”我和姐姐在酸枝椅旁边靠着，搓着手，站着发呆，麻木地点头，作有分寸的微笑。伶俐的姐姐把祖母或母亲再三叮嘱的套语搬出：“嬷嬷的话，鸡收下，给舅爷吃。不要回篮。一家人，太客气不好。”主人不住地说吉利话，把篮里的礼品一一拿出，先上供，焚香，烧纸钱，合十拜祭。

接下来，一盘糍糕推到我们跟前。“吃，你妈手艺真好哩。”我们这么拘谨，哪里有胃口？如果时间凑合，主人非得留饭。一个劲地往我的碗里夹除夕剩下来的鸡腿。陶钵上漂着鸡油的榄豉，已蒸过无数遍，主人自己吃。

直到把放上回礼的篮子挑出门，走出村口的牌楼，才松口气，迫不及待地拆开红包。走出村口，撒开腿跑，为了出家门前那串没来得及点燃的“二踢脚”。

高建群： 小说家，生于1950年代

那所小学校叫三皇庙。爷爷说，你不能再野下去了，父母不在身边，我们要管束你。说完，拧着我的耳朵，把我送到三皇庙。

奶奶用自家织的粗布，为我做了个书包。过年的时候，我给邻村的大姑拜年，叩一个响头攒5分钱硬币，我连叩了四个，攒了两毛钱。我用4分钱买了一张白粉连纸，裁成几个作业本，用6分钱买了三支普通铅笔，用一毛钱买了一支红蓝铅笔。它们就装在我的书包里。

学费是一块钱。我没有钱交，别的孩子也都没有交，先赊着。随着这一学期行将结束，欠费的学生越来越少了。每天早晨上课前，老师都要站在讲台前，敲打一番。“有的人还没有交费，厚着脸皮装糊涂。再不交，明天就不要来上课了。”说完，眼睛狠狠地挖上我一眼。

所有的同学都交上来了，只剩下这一排第三座了。这天，我背着手坐在土台前，老师进来了，他瞅着我，说道，一排第三座，你站起来。待我站起来后，他咳嗽了两声说，同学们，还有谁没有交学费，你们知道吗？同学们一窝蜂地说，知道，一排第三座！老师说，羞不羞，都上满一学期，还装死狗，不交学费。

四周静极了。只有三皇庙上的风铃，被风吹动，呛啷有声。老师说，将你们的手伸出来，大家羞他。说完，他自己先做了个示范，伸出右手的一个指头，弯成弯儿，在自己的脸蛋上剜了一下，然后手指直直地指向我，嘴里则哧溜一声，射出一股口水。

所有的同学，也都学着老师的样子，将手指指向我，嘴里则喷着口水。

我最初一刻完全懵了。等到我明白发生了什么时，一滴冰凉的眼泪掉了下来。我抓起书包，冲出教室，穿过田野，一头扑进奶奶的怀里大哭起来。我说我再也不去上学了。奶奶问清了事情，牵着我的手，挨门挨户地借，两分，五分，一毛，借够了一块钱。

第二天早晨，奶奶将钱整好，用头上的帕子包好，拧着我的耳朵来到学校。我在座位上坐下，将包钱的帕子地放在土台上。老师进来了，他取走了钱。我则背着手，端坐，努力不去看它。

这是我第一次交学费。奶奶趴在窗户上，直到看着老师拿走钱，她才离去。

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生于1950年代

多年以后，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几个小朋友怎么就能抓住一只亡命奔逃的猫。

那会儿南京师范学院校园里都是野猫，绝不习惯被投喂，毫无温顺之气。大概是聚在一起开会时讨论过，发现有好几个同类被我们这些男孩抓走失踪，它们见到我们就夺路而逃。隐约记得是带着我养的小狗“卡斯”把猫撵到树上或者是墙根死角，然后用一个捞鱼的网兜把猫扣住。

被我们抓住的猫没有九条命，很容易就被铁丝勒死或者铁棍敲死。然后我们把猫剥皮，大卸八块放在水盆里泡一夜。猫肉如果不好好浸泡，炖煮出来会有酸味。放酱油葱姜，煮出来挺好吃。现在跟我的学生提到这些事情，他们看我的眼光像看魔鬼。

灵猫尚未杀尽，走狗“卡斯”也遭烹煮。因为我多次偷偷割家里晒的咸肉煮给它吃，父亲发现后勒令我把它送走。我把狗送给隔壁大院的一个小朋友，谁知道他家的父母养了几天后准备把“卡斯”给杀掉吃肉。你杀还不如我杀，于是我们把“卡斯”要回来挂在树上打死了。从豢养到屠杀，我们无障碍转换。

我们把狗挂在树上用一把小刀剥皮，就像给它脱衣服。狗皮里面是白色，赤裸的狗身体是淡红色。夜晚，昏暗惨白的路灯照耀下，死狗的牙龇着。一个下班的女工走到跟前才看清我们在干啥，吓得尖叫一声狂奔逃走。我们两手鲜血，吱吱地笑。

几个童年屠夫提着瓜分的狗腿回家。

那天晚上，我回家炖狗肉，很香。

马原： 小说家，生于1950年代

少年的时候读高尔基的《童年》，很羡慕高尔基，他的童年有那么多故事好讲。我是个城里出生城里长大的孩子，城里的天地很窄，因而留在记忆里的空间很有限。家就尤其狭窄，虽说有两间房，但是两间的面积加起来也只有十五六个平方。爸爸妈妈住一间，姐姐我和妹妹住另一间。很奇怪，我怎么也想不起姥爷姥姥住哪里，因为小时候他俩都在我家。姥姥照顾我们的起居，姥爷做饭。我猜爸爸妈妈一定记得家里人怎么住，可惜爸爸妈妈都已经走了，而且不再回来，我不知道谁能解答我的这个疑问。

学校比家里要宽敞多了。我们班有47个同学，能宽宽绰绰容纳47个椅子和至少24个双人课桌的教室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学校的操场有六条环形跑道，开运动会的时候各个年级的各个班级依次围合在跑道外侧。运动会就是男孩子的节日，我钟爱的项目是手榴弹，在年级运动会上拿过很好的名次。想想真是悲哀，除了运动会，男孩的童年就没别的。

记忆当中我总是吃不饱，是个百分百的饿死鬼，每天都不止一次地体会到饥肠辘辘这个成语，咕噜噜，咕噜噜。我记得最清楚的，当时家里吃饭是分食制。姥爷是大厨，是家里掌勺的，也掌秤。烀地瓜（红薯）是主粮，每一餐每人定量一斤。爸爸妈妈上班赚钱养家，是家里的功臣，所以定量也高，一斤半。姥爷很偏心，爸爸妈妈已经一斤半了，秤杆还要翘得高高的。我就惨了，眼巴巴盼着秤杆也翘一点，但是每一次都大失所望。但是姥姥疼我，经常偷偷掰一个地瓜屁股给我。我就想不通，怎么连地瓜也吃不饱的童年，我居然会长成如此一条大汉。不只我想不通，我妈也想不通。

盛可以： 小说家，生于1970年代

回忆她，总有泪盈眶。不是因为悲伤、喜悦或幸福，而是因为，无论走多远，活多老，一回头就看见她还在乡间田野，扎着冲天炮，赤着脚，沉浸在偏僻的生命里，心疼。仿佛那是自己的孩子，满怀怜惜，却无力给予温暖与照顾；也好比“子欲养而亲不待”，世间憾事莫过于此。而她自己并不见得孤单，甚至似乎是快乐的。她不听话，挨了柳条的抽打，仍然偷偷在池塘里学会了游泳，获得了下水的自由，那些被警告远离水塘的孩子对她景仰。这也是她人生中迎难而上的性格端倪。由是她的世界总是比别人宽一些，涉水采荷花，摘菱角，摸鱼虾，像一尾鱼，在湖泊与河流中游动。世界宽些，问题也会多些。九岁游过小河，上堤岸发现对面的世界和这边一样，遭受人生的首次打击，因此心怀远方。而这远方在生活中时隐时现，仿佛一篇文章的夹叙夹议。她到底还是被乡村的生动牵引。穿新裙，看龙舟，奔跑在河堤柳岸。着迷民间花鼓戏，不觉夜半迷路，天亮时母亲来寻，困倦之极，即刻在其背上酣睡。大清早迷迷瞪瞪扯着母亲的箩筐索走到镇上，吃白粒丸，翻连环画，看城里人挑拣母亲的辣椒。 冬日寒冷恋床，母亲只消说一句“昨夜下了雪”，便一跃而起。那时总有鹅毛大雪，屋檐下冰棱子如剑高悬。相对于突然野花遍地的春天，她偏爱因对雪的等待而更为含蕴深沉的冬季。这也是为什么她后来要去很北的北方，爱写那荒凉与凋敝，灰烬与悲伤。她没有长大，只是见了更多风景；她没有改变，只是风霜入浸肌肤。我就是那时的她。

徐则臣： 小说家，生于1970年代

我一直认为我的童年没什么可说的。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也许的确发生过那么一点变化，但这变化放在呼啸着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近于静止不动，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的童年和六十年代出生乃至五十年代出生在乡村的一拨人大约没什么区别，我们都被时代抛弃在一片比半张邮票还要小一半的野地里，在这片现在回首，通常会称之为热土的偏僻之地上，年复一年枯荣交替，似乎自古及今我们的生活就不曾变化过。我玩父亲小时候玩过的玩具，看父亲曾看过的书，吃父亲现在还在吃的食物，穿父亲穿旧后改小了的衣服。我割草、放牛、推磨、浇菜园、种庄稼，干祖祖辈辈都干过的相同的体力活儿。我也像他们童年时一样，被寄予厚望，期望念好一页书，再念好一页书，然后离开乡村，端上一只铁饭碗。我和乡村的父辈、祖父辈互为镜像，我们在对方的身上看见的是同一个童年。

如果不是最近给孩子写了一本名叫《青云谷童话》的书，如果不是看过了这本书后不断地好奇我的童年的孩子们，我可能依然认为我的童年乏善可陈。他们惊叹世上还有那么多农活儿，羡慕我可以一天到晚骑在牛背上，佩服我能叫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动植物的名字，他们说，你居然是看《中国老年》和《半月谈》两本杂志长大的。亘古不变的前现代的乡村童年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大戏。与变形金刚、乐高、电脑游戏、麦当劳和哈利·波特的童年相比，他们更愿意过我那种只有人与自然、空旷辽阔的“身体性”的童年。多好，他们说，天大地大，自由自在。在今天，我的童年竟会如此美妙，肯定是我当年做梦都不会想到的。

双雪涛： 小说家，生于1980年代

我的童年说实话很多事记不太清了，总之有一些开心的时候，也有一些担忧的时候，主要是经济上，那时候父母老放假，然后是停薪留职，然后是失业，上街卖货供我念书。我能念一点书，但不是顶好那种，就是还行，有点希望，这点希望非常费钱。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小学三年级还是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雇来一个书法老师，每周有一天下午来教我们写钢笔字，写了几周，这个老师穿着一个绿色的背心，电影导演那种，好像还戴着一个帽子，总之是我没见过的人的类型。很耐心，很有童心，我就很爱写。后来他把我挑出来，跟学校说，这个孩子能写几笔字，学校就找到我父母，说你瞧他，能写几笔字。家里就拿钱，让我去写毛笔字，跟着学校推荐的一个王老师。

王老师写了不少牌匾，学的欧阳询，我妈穿着工作服把我送去了，她说你得买笔，买宣纸，刻印章，我妈诺诺，她说算了，我送你吧。我就在她那学了三年，写颜真卿，从多宝塔，到勤礼碑，基本没花什么钱，也花了一些，都是基本开销。有一天王老师说，你啊，也许可以指着这个吃饭，你跟我去日本吧。我们家里开了会，通过表决，决定不去。我就下楼，用楼下食杂店的公共电话给王老师打了个电话，她的黯然非常明显的，但是也接受，鼓励我好好学习，即使不吃写字这口饭，将来也要有出息。我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