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是骗子的错，凭什么说受害人贪、傻？

还没来得及消化魏则西、徐玉玉的悲剧，又一个青年离奇去世。他叫李文星，去年刚从“985”大学毕业。生前的最后两个月，身陷传销组织，也许痛不欲生。

有人问责招聘平台监管失职，有人痛骂传销组织，有人为李文星扼腕叹息——重点大学的毕业生，竟也误入传销基地？

近日，腾讯“守护者”计划制作了一个小视频，邀请到20位年龄不等的嘉宾，向每人发送了一条诈骗信息，无一人相信。主持人问大家，觉得哪类人容易上当？众人给出如下回答：

“贪心、智商不在线、见识少、缺心眼儿、糊涂……”

主持人话锋一转，又邀请了20位有过被骗经历的嘉宾上场，他们都是之前那些自信又聪明的嘉宾的亲人。他们遭遇了诈骗，但一直不敢告诉与她们最亲近的人。据《2015年反信息诈骗数据报告》，遭遇诈骗后，64%的受骗者选择隐忍。只有10%左右的受害者选择报案。

▲ 宣传视频中，李晨说，“正是因为这些（对受骗者的负面评价，而非对行骗者的指责），他们才不愿意说（告诉亲人），不愿意面对。” © 腾讯守护者计划

这个公益视频似乎在说：不要一味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他们可能就是你最爱的家人。

我觉得还可以更进一步：上当的还可能就是你自己，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

与很多人一样，“贪”和“傻”，是我过去对受骗者的普遍归因。言外之意则是，受过良好教育，见多识广的人，这辈子都不会被骗。可真的是这样吗？

每个人都可能受骗。特别当我们的生活失去平衡时。

心理学家Maria Konnikova著有《信心游戏》(The Confidence Game: Why We Fall for It)一书。她在书中运用新闻报道和第一人称的叙述，从科学、戏剧和心理的角度，剖析了世界上最成功的骗子的案例与技巧。

受害者并不都是愚蠢和无知的，Maria指出，受骗并不取决于人格特质或人口特征，它纯粹关乎情境——此刻你的生命位于何处？如果你正在经历人生转变并且情绪脆弱，那么你就是在向骗子发出“我是理想的受害者”这一强大信号。

这些人生转变可以是负面的：离婚、失业、亲人死亡；也可以是正面的：新婚、新工作、迎来新生儿。这些经历的共同点是动荡、不确定、难处理、情绪脆弱。

诈骗高手可以敏锐地锁定猎物，并马上利用其脆弱性，因为他们兜售的正是意义和“确定性”。

在著书过程中，最让Maria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原来如此脆弱”。她对人们“免受高明骗子伤害的能力”感到悲观。最常出现的骗局往往在日常接触的“广告”和“营销”中，它们总是试图兜售你并不需要的东西。

Maria说，她不知道自己以前是否被骗过。她相信那些最高明的骗子永远不会被发现。她还谈到骗人者那黑暗的三位一体的特质：精神病、马基雅维利主义和自恋。

▲ 电影《逍遥法外》中，年轻的小李子扮演的骗子乔装成飞行员。他还伪造学历，乔装成医生、律师，不断躲避汤姆·汉克斯的追捕。 © Catch Me If You Can

反欺诈援助(Fraud Aid)是美国一家非营利组织，其创始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加州成功经营了3家企业。她从未想过自己会卷入诈骗案，但很不幸，她也被骗了。

痛定思痛，她决定成立反欺诈联盟，为全球的欺诈受害者及家属提供支持和指导——开展预防欺诈教育，为被骗者提供法律援助。

FraudAid反复强调：没有一个人可以免受一个高明骗子的伤害，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一切欺诈面前百毒不侵。“那些每天和反欺诈打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只有三种人：被骗和知道被骗了的；被骗却不知道被骗了的；还没有被骗的。”

究竟是“明显的骗局”还是“很好的机会”，全看个人解读。

根据美国白领犯罪中心(National White Collar Crime Center)的统计，全美只有7%的欺骗受害者与执法机构联系。因为拥有超高智商和情商的骗子，会成功地在受害者心中灌输恐惧、耻辱和内疚感。

骗子会非常仔细地寻找猎物，并且总是能筛选出那些可能被他们轻易操控的人。他们的目标不只是贪婪和愚蠢的弱者，他们寻求的是有“需要”的人。具有任何性格特征的任何从业者，都有可能被骗子嗅到脆弱性并加以使用。

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也佐证了上述观点，“没有一种’典型’的受害者概况”，被骗无关年龄，无关智商，无关教育程度。该校金融欺诈研究中心(Financial Fraud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表明，消费者欺诈行为每年损失400至500亿美元。

美国心理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则称，每年有3000万美国人被吸入各种类型的金融欺诈，从网上约会到收债诈骗，从产品销售到家庭工作计划，欺诈侵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尽管每个人都很脆弱，但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特定的欺诈。

美国退休者协会(AARP)2014年的报告《身陷骗网》(Caught in the Scammer’s Net)列出了几项风险因素，它们使成年人更有可能成为某些欺诈类型受害者。

其中一些因素有悖于人们的一贯认知，比如，“更年轻”的人更容易被欺诈。根据华盛顿州立大学当代刑事司法学院的罗德岛大学校长胡文(Kevin Van Wyk)和凯伦·梅森(Karen A. Mason)的研究， 18至25岁的人群有77％的可能性成为受害者，65岁至75岁人群的可能性则为44％。

▲ 2014年7月，西安临潼警方联合工商部门集中清理辖区内传销窝点。经审查，传销人员大多采取招工、网友会见和旅游观光等方式诱骗外地人员进入传销组织，从事传销活动。此次行动抓获的参与传销的人员中，大学生占到40%左右，年龄最小的仅14岁。 © 西部网

约会网站成为欺诈的主要来源则可能是因为“孤独”。《报告》称，66％的受害者表示“经常或有时感到孤绝”。此外“背负债务”的人会为了摆脱困境铤而走险；身处“绝望”情绪中的人最渴望抓住稻草。

过去几年，我接触到一些遭遇电信诈骗、传销和人口贩卖的群体。他们中间有部委司长、美国归来的名校博士、坐拥亿万家财的阔太太，也有中国贫穷农村的妇女。我的视线开始聚焦在鲜活的个体，他究竟遭遇了什么，他的人生处境是什么，他的脆弱点在哪里？

一些中国女性会被蛇头骗到美国，被迫提供色情服务。纽约有一个专门解救遭遇“色情人口贩卖”的中国女性的NGO，我曾问该机构的社工Amy，如何形容她接触到的色情人口贩卖受害者。Amy说：“不仅是‘绝望’。她们歇斯底里地渴望着生存的感受。她们迷惑、痛苦，总是被迫做出选择。她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很多受害者在离开中国前，生活已经窘迫至极，急于离开中国。在Amy看来，“她们身上通常有着一种脆弱性。”

“缺少教育和政策支持，就很容易被利用。她们在国内的日子太绝望了，听到任何外界的‘甜头儿’，都会义无反顾。”Amy说。

这种挣扎在生活绝望中的脆弱性，也体现在很多老年人身上。

我的朋友晶晶在欧洲读博，结婚生子，安居乐业。但她独居的妈妈却深陷骗局“民族大业”，已经把家里的房子卖了，全款上交组织。还给手机加密，行为躲闪，扬言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

在晶晶的母亲看来，任何揭露“民族大业”是骗局的负面新闻都是“美日派来的间谍干的”。这些信众们深信，正因为“民族大业”是真的，才会遭受敌对势力千方百计的破坏。

▲ 左，“民族大业“微信群中骗子们伪造的面额4690亿美元海外取款单；右，骗局中流传的假冒国务院红头文件。

除了“民族大业”，晶晶妈还卷入了“云数贸”、“亿达”、“一吃黑”等多个传销组织。累计投入数十万。

2011年，晶晶的父母离婚，晶晶一直在海外，母亲一个人生活。晶晶记得，母亲离婚后突然表示，她要挣很多的钱，让别人看得起。

也许，成长过程中的贫乏以及婚姻生活中的付出，使得这位母亲一直没有经历过自我实现。晶晶分析，母亲希望获得尊重和成功，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拥有金钱。

参加传销组织的人，往往认为自己怀才不遇，是社会欠了他们。传销的门槛低，但是会给人希望。在组织中，他们看到各种成功人士的宣传——豪车、豪宅、豪轮旅行。

对子女不在身边的独居老人而言，传销组织显得格外团结温暖，充满了“正能量”。他们彼此加油、彼此鼓劲、彼此向着“成功”前进。他们心里会想：“民族大业”做的是民族复兴的大事，也是一件好事，我还能给子女留一大笔钱。参与其中，人生仿佛顿时有了意义。

特殊的成长环境，使得这一批老人对“民族大业”热血沸腾。其中一些人在经历了离婚、下岗、失业的重创后，重回“温暖的”集体，找到“可靠的”组织，无疑重燃人生希望。从小谨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他们，也对于严格保守秘密、严防间谍破坏等纪律习惯性地遵从。

“从魏则西到李文星，从徐玉玉到李文星，两条悲剧机理，交汇了。其中社会伤害链中的阶层鸿沟，可能是个更深远的问题。”我的前同事秦旭东说：“‘这是一个农家子弟缺乏社会支持网络，被动游荡在骗子主场，必然遭遇一系列社会危险的残酷案例。’经济贫困，见识、阅历贫乏，更容易受伤害，也更难承受伤害后果。李文星身上可能还有孙志刚的因素，自尊、倔强。”我对此十分认同。

回到Maria的话，被骗不是个性特征和人口特征的问题，而是关乎情景。每一次被骗的背后，都是一次生活的困境。

打击传销组织非常必要，但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培养思辨能力、信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样重要。毕竟，骗子将永远存在，他们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