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岁华诞。75年间，五星红旗从祖国各地无数次升起，见证我们日新月异的发展。
75年前，从设计稿1920件、图案2992幅，到38幅复选方案，再到最后的选择，五星红旗是如何诞生的？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五星红旗是如何诞生的？》（广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0月出版），原标题为《踊跃应选的新国旗方案》。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在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负责筹建新中国的各项事宜。其中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均由第六小组负责。第六小组由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担任组长，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任副组长，后又增加了沈雁冰为副组长。
7月4日下午，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经过讨论研究，成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和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会议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负责新中国的国旗征集和初选相关事宜。会议决定发布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征集启事，由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3人负责草拟。
3人起草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简称《启事》）交由周恩来批示。《启事》中对国旗作出如下规定：“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启事》中还明确规定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截止日期为八月二十日。收件地点为“北平本会”。周恩来认真审改，并作出批示：“照此印送各常委，征求同意。”
周恩来《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草案）》的批示（1949年7月10日）。
新政协筹备会秘书处将《启事》呈送毛泽东、朱德、李济深、张澜、林伯渠等筹备会常委征求意见。7月14日，《启事》开始连续在《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等各大报纸刊登。
受当时的传媒条件限制，《启事》的发布均以纸质媒介为主。为了能达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筹备会新闻处在关于刊登《启事》发给各报社的通知中明确表示：请在贵报的最显著地位，自即日起连续刊登五天，五天以后，每间日刊登一次，直刊至八月十五日为止。
1949年7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征集启事。
《启事》详细地列出了国旗图案设计的注意事项，设计权就被下移到全体民众手中，任何人都可以设计出符合中国历史特色、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国旗形象。全国民众热情高涨，纷纷踊跃投稿。短短一个月内，共征集到国旗设计稿1920件、图案2992幅。
投稿人来自祖国的大江南北，也有来自海外，身份极为广泛，有工人、农民、机关职员，也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师、作家和自由职业者，还有人民解放军等。其中，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机关的稿件达87件。这些稿件汇聚了无数人的奇思妙想，郭沫若、陈嘉庚等人都提交了样稿，身为三军总司令的朱德也参与其中，热烈地表达着人民群众对新中国的强烈认同和拥护。
总的来说，各式各样的国旗图案，突出我国的历史地理和政权特征这两个重要因素。在这些作品中，红色是设计者们的方案主体颜色。这不仅是由于《启事》中的要求，更因为红色在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象征着革命和进步，而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名为“红军”，所以红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色。
除颜色上的趋同外，设计者们使用的图案元素也比较集中，主要有五角星、斧头、镰刀、齿轮、嘉禾以及各种色彩和线条图案等。按照图案类型可分为4类：一是镰锤交叉并加五角星，此类最多；二是嘉禾齿轮并加五角星；三是两色或三色横条或竖条组成旗之本身，而于左上角或中央置镰锤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四是旗面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或为白、蓝、黄色，再加以红色或黄色的五角星。
一些设计图稿。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农业大国，嘉禾、镰刀、斧头等符号主要表达了我国以农立国、具有悠久农耕历史的传统。而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政权特征的，齿轮正是工人阶级的象征。此外，还有很多设计者考虑到中国的历史地理，以不同长短的多彩线条为象征，将长江、黄河等凝聚着中国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标识元素吸纳进设计稿中。
例如，张仃、钟灵、周光远共同设计的初19号作品，上下为两块红色区域，中间白色区域的中心有一个红色五角星。红色即象征革命，红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中间的白色则象征光明。
还有一些作品使用了大体相同的设计元素，但图案和寓意不同。如初8号作品，设计者仍是以红、白为配色，以五角星为标志元素，但将五角星的位置放在了左上角。在这幅设计中，五角星象征各个革命团体的大团结，白色象征着光明，红色象征着大地，整个旗面设计寓意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光明，普照着中国的大地。
左图为初19号，右图为初8号。
另一些图稿是五角星、嘉禾、镰刀、齿轮等元素的结合。有的设计是嘉禾环抱着红色五角星；有的则是将齿轮和嘉禾组成环形，将五角星围绕在中间；也有的设计直接以手持斧头的形象出现在图案中央，或是将五星和齿轮聚合在一起，再将镰刀、斧头的图形嵌于其中。
踊跃应征的设计稿形式各样、含义不同，其数量之多、来源之广，充分彰显了广大民众对新中国成立的热爱之心和难以言表的喜悦之情，为国旗图案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收到这么多的稿件，该如何处理，怎么评选，对于第六小组来说并不好解决。
1949年8月5日，第六小组召开了第二次全体会议。马叙伦作为组长，向大家宣布近期收稿的情况，并请大家对已收到的459件国旗稿件进行审查挑选。
会上，大家开诚布公，充分讨论。中央档案馆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记录了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稿件的精彩过程。
田汉提出为慎重起见，国旗、国徽和国歌词谱均要请专家审看，而郭沫若则对此提出异议。经商决定，聘请梁思成、艾青、徐悲鸿为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专家顾问；全部应征稿件由新政协秘书处送呈有关顾问，请他们提出意见，并交付评选委员会审阅，再提交第六小组全体会议决定。
为了加快选定国旗、国徽方案的进度，筹备会决定以8月18日至20日为选稿期，并于8月22日召开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会议。
8月22日，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饭店413室召开。第六小组翦伯赞、郑振铎、马叙伦、沈雁冰、张奚若、罗叔章（代蔡畅）出席，邀请的3位专家梁思成、艾青、徐悲鸿均到场参会，画家吴作人列席。
会场里摆满了各地投稿者送来的应征作品。大家看到这些作品时，纷纷感叹这些设计者的态度认真、严肃。罗叔章坦言，这些人做得非常认真，要给予表扬的。梁思成则提议“等选定后，要给全部作品开一个展览会”。郑振铎也同意，并补充说，“将来展览会时要说明，第一次选了多少东西，第二次选了多少东西”。
对于国旗的颜色，梁思成想到“将来国旗的颜色要规定用哪一号，艺术家把颜色分为几百种，各有号数”。翦伯赞也说道，为求颜色一致，将来由国家制出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只是当时国家的工业还很不发达，要实现布料色号的统一很难做到。
大家边审看这些作品，边结合《启事》中所确定的选择标准进行筛选。张奚若看着作品说：“征求条例规定要表明政权特征，我们的政权特征是工农联盟，而工农不能画两个人来表示，只得用斧头和镰刀，所以斧头和镰刀的图案比较多；而地理特征又自然想起中国的江河来了。”郑振铎对是否将“两个星”的方案纳入备选询问大家意见，罗叔章和马叙伦都觉得“两星的不好看”。就这样在边商讨边筛选当中，初选选定16幅国旗设计稿交由第六小组再度审选。
1949年8月24日，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饭店6楼大厅召开。马叙伦把经过初选、符合标准的国旗设计稿交由大家查阅筛选。为方便查看，翦伯赞提议将稿件“摆起吧”，于是大家纷纷离席，将初选作品摆在地上查看。
翦伯赞十分赞成上下为红色、中间为白色有红五角星的设计（如初19号），对这一设计大家纷纷开始讨论。梁思成觉得五角星应再大一些，形成适当的比例，而且五角星的位置应靠角，这样的话在无风的时候，即使旗子不飘起来也能看见五角星。郑振铎则对中间的白色不满意，认为白色在照相时没有颜色，只有孤零零的一颗星，不好看。
钱三强对国旗的设计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应从“徽”的角度谈国旗图案的意义，也就是国旗本身在任何地方简单化了就是一个“徽”，在任何地方看到都能知道它是代表中国。对于白底红星的设计，他说道，“这个白底红星的徽很易和别国相混，虽然国旗并不相同”。艾青也讨论道，“别国如无相同的，还是白底红圈好”。
在大家讨论的间隙，郭沫若在一旁画出一个草稿，红旗上有两条蓝条和星的图案。钱三强看过提出，红色和蓝色在一起不鲜明，是否可将蓝色改成别的颜色，接着又补充道，“改黄的好看；长江、黄河都是黄的”。
大家经过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最后确定了基本一致的决议：
一是国旗图案中左上方留四分之一的形式虽较为美观，唯与美国及国民党之旗相似，不拟采用。
二是为避免与苏联相似，拟不采取斧头、镰刀形式。
三是一致意见认为“初11号”较好。红、白二色分配适当，制作容易；红星在角上，旗不飘亦能看见，样式亦与其他国家并无雷同，配色美观。白色象征光明，红色象征革命政权；红星代表党的领导。
初11号修正图和参11号图案。
四是为慎重起见，把复选提出可供参考的提请常务委员会审核。其号码为参1号、参14号、参15号、初4号、初2号、初16号、初17号、初18号、初19号、初20号、初5号、初8号、初3号、初22号、初23号、初24号、初25号，共17张。
五是国旗图样是从全国各方面各阶层投寄来的，足证群众心理之表现，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式开幕后开展览会，以资奖励。应征国旗图案之整理，拟委托美术家协会办理，如展览会经筹备会核准，亦拟一并委托美术家协会办理。
至此，经过数次的讨论和商议，第六小组已基本筛选出“初11号”为国旗设计的方案，准备向常务委员会汇报。
1949年8月26日，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议室召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章伯钧、谭平山、李济深等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的其中一个报告事项就是有关国旗、国徽、国歌征选的工作情况。周恩来对第六小组的工作表示肯定，说“第六小组，马老的成绩很大，国旗收了一千多件”。马叙伦按照既有的筛选结果向常务委员会汇报，提到大家意见比较一致的图案，旗子三分之二为红色、三分之一为白色，左上角有一颗红星，比较符合要求。
不过，此次会议对国旗图案并没有讨论，只是传阅了一下。当时陈嘉庚并未在场，他在得知第六小组初选的是“初11号”作品后，表示不认可。他考虑的理由有3点：一是该形式与印尼的国旗相似，只是印尼国旗没有星，我们增加一星；二是上头的白色，在太阳底下看不见；三是没有表示工农联盟之意。
他认为，国旗最好用中国式的斧头、镰刀和星的图案，而且红旗绝不能配其他白、黄等色条，这种色条容易使人误解为革命不彻底。况且在《启事》中已经明确要有表示工农联盟的意义，而现在却一律不采用有斧头、镰刀或其他表示工农联盟的图案，有悖民意。他自己还画了一个包含斧头、镰刀、星的图案交给马叙伦。
大家的意见不一致，国旗的图案尚无法确定。正是踌躇之际，一份由5颗五角星组成的国旗设计图案从江南寄到了北平。田汉拿起这个图案说，“依我看，这个设计是不错的”。评审委员会也认为，这个图案有新意、美观、大方、简洁，但也有不妥之处，即大五角星中不必出现锤子、镰刀。
负责国旗图案征集的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将设计图案上大五角星中的锤子、镰刀删去，其他部分未作任何修改。图案的作者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职员，名叫曾联松。
9月14日，第六小组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继续商议筛选国旗事宜。会议主席马寅初开门见山，向大家传达：上次全体选出的“初11号”颜色不好，在太阳光下看不见，不采用了。毛主席与中共中央看了看这些国旗图案后，觉得“初17号”好，但发现一条黄线把革命阶段分截开了，遂请艾青将图案之黄线改了一下，制成新图案。
关于工农联盟的图案元素，马寅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国旗上不一定要表明工农联盟，国徽上可以表现。就这样，讨论的重点落在“初17号”图案上。对于陈嘉庚提出的“初17号”是否完全符合征求条例等问题，马寅初解释道，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可以代表政权，符合征求条例；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郭沫若和张奚若都主张征求条例不应照本宣科，徐悲鸿则关注星和线条的比例与位置问题。
马寅初提醒大家，国旗必须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上提出来讨论通过，并且还要先提交常务委员会修改。常务委员会9月17日要开会，所以今天在小组会上要做决定。小组决定后要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全体代表分组商讨，以第六小组组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觉得这样做比较好一点。另外，马寅初还通知大家，第六小组选出的图案会在新闻上发表，让全国人民知道国旗的图案，而且征求的图案也要选出比较好的以备展览。
围绕这些商讨的主题，大家讨论的话题回到“初17号”上。沈雁冰、李立三都表示同意“初17号”作品，郑振铎则补充说“初11号可以作为第二选”。就这两种图案，马寅初组织大家投票表决，结果是“初17号”作为一选得7票，“初11号”作为一选得4票。国旗图案的比例需艾青修改，并在筹备会上提出。
经过反复商量，会议对国旗图案达成一致决议：
一是选出国旗图案“初17号”与“初11号”之修改图及国徽图案两张，供常务委员会参考；
二是把来稿中较好的图案印成小册子，分发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并分组商讨之，以第六组为召集人；
三是推选田汉、郑振铎、艾青、徐悲鸿、贺绿汀整理图案，选出较好的设计稿以备印成小册子，由田汉负责召集之；
四是推选艾青、徐悲鸿、贺绿汀设计国旗线条比例与国徽的配色；
五是列出14个国旗图案放在大会休息室；
六是国旗确定后，把所有应征稿件在中山公园陈列以供展览。
1949年9月17日，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工作移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由第六小组向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
根据决议，第六小组从国旗应征稿件中选出共38幅编印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分别以“复字第1号”至“复字第38号”顺序编号，提交全体会议代表审阅。
其中，复字第1、2、36、37、38号为“初17号”的修正图，复字第4号为“初11号”的修正图。而曾联松设计的“复字第32号”已将大五星图案中的镰刀、锤子图案去掉。
左图为复字第36号，右图为复字第37号。
可以说，在38份设计稿中，每一件作品都有着浓重的中国特色，都是极其优秀的，它们大都以五角星、镰刀、锤子等有着明显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人民解放军传统形象点缀其上。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第六小组在给主席团的报告中对38幅设计稿进行了分类评价。会议召开的第二天，第六小组紧急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国都、纪元与国旗事宜。其中一项决议即国旗拟采用“复字第3号”或“复字第4号”方案。
复字第1、2、3、4号。
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分组讨论中，诸位代表对国旗图案的甄选讨论热烈。有关复字第1、2、3号黄条的位置，代表们提出很多不同的方案。如有人提出，“复字第3号”将“革命分开”，不妥；“复字第1号”中黄色的堆砌重复，不如“复字第2号”黄条未尽在星下显得平衡。许广平提议黄条应移至星的右侧，可解除黄条不贯穿的疑问。田富达主张将黄条缩短，并置于星的下方，避免割裂的偏向。刘善本提出的方案则与许广平的类似。
从左至右分别为许广平、田富达、刘善本提议的示意图。
对于黄条位置的争论，吴藻溪给出了自己的想法。他在参加完讨论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提出大家都觉得在整体上画一条横直线，无论这线的起点和终点到头与否，都不免引起一种分裂的直觉。何况民间早有“黄河为界”的既成印象。对于“黄条”图案不甚满意的人为数不少，“他们觉得这旗中这一条子有些小气，且像一个棒棒”。
除讨论比较集中的“黄条”位置外，对于国旗中黄色的意义，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大部分代表认为“黄色象征中国人为黄种人”应删去，因为以肤色来分人种是不科学的。有不少代表支持“黄色可象征中国经济文化历史发源地之黄河”的说法，但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看法忽略了长江、珠江等其他主要河流。有人提议黄色可解释为庄严与和平，表示统一战线。
至于曾联松的“复字第32号”，在分组讨论中只有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同意采用，并建议4个小星可以略向下移动些。不过，事情很快迎来转机。
1949年9月25日晚8点，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在中南海召开，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出席。
毛泽东首先发言：“过去我们脑子老想在国旗上画上中国特点，因此画上一条，以代表黄河，其实许多国家国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该国家的特点。苏联之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英、美之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特点。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毛泽东拿着五星红旗指着说）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复字第32号。
毛泽东讲完，大家纷纷鼓掌表示赞同。陈嘉庚回应道：“我从东北回来就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第32号图案。”梁思成也觉得第32号图很好，与军旗也不会相差很大，多星代表人民的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与会者也纷纷发言，一致赞同以“复字第32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作为国旗图样，并鼓掌通过。
次日下午3点，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饭店东餐厅召开，决定拟采用“复字第32号”为国旗，诸代表一致认为该图庄严、美观、简洁、易制，且又合乎征求条件，故同意采用，并修改其说明：红色象征革命，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大会上，632人在中南海怀仁堂参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其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此次会议形成了4个决议草案，其中有关国旗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底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国旗方案最终定稿，会场上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国旗制法图案。
9月29日，远在上海的曾联松手捧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有关国旗决议的上海《解放日报》，心潮起伏，热泪盈眶。这天的《解放日报》上，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1949年9月29日的《解放日报》头版。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按下电动按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近期举办的新华社“国社之镜·世纪光影”展览中，展出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会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照片。图 | 谢芳
此后的每一天，天安门广场上都会升起五星红旗，见证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也凝聚着所有中国人对祖国的无限敬爱。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档案》上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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