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整理 | 宋晨希
儒家传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如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几次大的震荡。
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出现了亡国危机。人们为了谋求近代化变革，努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政治制度，不得不反思和清理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就成了阻碍中国变革和转型的罪魁祸首。进步的青年人士不断的写文章批判儒家，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巅峰，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1921年，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打倒孔家店”系后来讹传。图片源自网络。
这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思潮，在未来的岁月中，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激进的革命口号，不断被强化。建国之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很多人把儒家看成是开历史倒车，“名高实秕糠”的代表，虽然这一运动的背后有发起者对现实的需求，即借用儒家文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对儒家传统的污名化却根植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并一直延续至今。那个时候，人人都将孔子称蔑称为“孔老二”。
改革开放之后，当知识分子反思20世纪中国走过的弯路时，儒家再次被当成了众矢之的，儒家思想被当成了“衰落的文明”，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海外学者林毓生曾在1988年写文章评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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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脚步的加快，商业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当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的中国人亟需精神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由此，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人们渴望文化的复兴，更渴望通过儒家传统树立起对国家的信心。
“儒家热”或者“国学热”自此愈演愈烈，到了新世纪，伴随着《百家讲坛》推出的于丹、易中天等人解读《论语》和先秦诸子节目的火爆，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并有诸多民间团体积极进行推动，有人说，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一百年来，从对儒家的疯狂批判到儒家文化的复兴，历史似乎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如果仔细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它的“走红”离不开一群学者对它“传造性转化”的推动。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的作用尤为显著，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学者对话的人，也是最早一批使用西方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解剖的人。他让很多人认识到，儒家思想不是如列文森所说的，只是陈列在博物馆的僵尸，它仍旧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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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书甫一问世，即在读者间畅销，他的著作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讲座中，陈来和曾经他的学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杨立华共同回答了学子们对于儒家文明起源方面的诸多的疑惑，也回应了当下某些学者的儒学观点。
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
提问：《古代宗教与伦理》为代表的很多书都使用了大量西方的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分析中国前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利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陷入到西方理论所预设的概念当中？
陈来：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现成的理论，所以必须大量学习、利用人类学的著作。
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欧美历史学家在各个地方都做了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人类学一定是以经验调查的基础，所以这些理论不是凭空写出来的。但是它们要从特殊上升为普遍，从这些经验当中提出一个普遍的模式。不过，普遍到什么程度是要小心的。因为文化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比较接近和适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原生的经验，回到原生的夏代、商代的生活不可能，只能根据史料记载，选择人类学的理论来结合。
比如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写过一本名著《金枝》，探讨了全球很多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这本书提出的理论，不见得能够适用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情况，但是他梳理的现象比较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处理中国文化有启发。
西方的宗教出现非常突然，它受了近东的影响，如犹太的一神教，没有经过漫长的变化。我们的文化显然不是从这个系列的宗教演化变成一神教，我们没有走上变成一神教的路，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它或许适合一部分地区、文化和分人。但是提炼的时候总是说成是世界的，这个要有所甄别。
不过，我认为西方的理论我们还是要多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就说过社科基金应该拿出一年的钱来进行外国书籍的翻译。当然主体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也包括西方以外其他对于我们来说陌生东西。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没有基金专门支持翻译，我们现在支持的翻译都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翻译。我想要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对我们促进传统文化研究是有好处的。
《古代宗教与伦理》
作者：陈来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4月
提问：你曾提出了中国的文化是德感文化，究竟什么是德感文化？又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陈来：所谓德感，是指强调伦理品格、道德的视野的重要性。西周已经有了这种文化的基础。今天我们看从夏商时期流传来下来的《尚书》，虽然传承中经过周人的改造，但是应该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里面包含了对于德、和谐的重视。即使到商代，也已经有跟德感相关的内容了，比如《尚书》里可以看到对人民的重视，不接受完全的君主专制的胡作非为，也有重视人民思想的论述，它所代表的道德倾向的出现。总的来讲，德感文化应该是在西周确立的，但是再往前会发现有它出现的根源。
提问：你并不完全认同前辈学者的观点，即儒家起源于史官、术士等诸多观点。如果说前孔子的“儒”仅仅是一种职业类型，那么儒者如何从一种专门化职业转变为一种具有完整而全面的德性的知识分子形象的？
陈来：这不是从自然就能转变的，并没有一个“儒”原来是职官，然后自己转成德行的儒者的。一定是到孔子出现，儒家学派建立，这个儒者才真正有了德性的方向，通过修养，追随孔子，学习儒学，变成后世我们所讲的德性的儒者。所以我想如果没有孔子的出现，只靠春秋时期的变化，它并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
《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作者：陈来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4月
提问：现在很多人说复兴传统文化，其中都是讲儒家的重要性，但是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传统其实是“明儒暗法”，法家在传统中国里也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流派。法家究竟是如何起源的？
陈来：法家应该说在古代文明国家里也有根源，所有文明古国都是非常重视以刑治国。我们看古代各个文明古国，治国理政基本方针形态都是强调以刑法治国。正是因为世界文明都重视法，我们才会觉得，从西周的“德治”到孔子的德礼思想，在古代文明史上的重要价值。
法家强调刑法。法家的法跟今天所讲的法是不一样的，在历史上，中国从西周开始，变成了一个礼乐社会，与以前的政治实践有所不同，它不是用刑法来管理国家，它接近于后来孔子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所以整个在西周下来，这是一个宗法制度，所以它不是以刑治国，而重视以礼治国。我想，不仅是因为历史因素决定的，孔子提出这个以德治国，包含了他对文明国家的理解，到底什么是文明国家、什么是文明？一个没有羞耻心，没有精神文明的国家，孔子不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文明国家，也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社会。
孔子提出这个，当然是对整个西周以来的文化一种总结，但是到了战国时代，因为兼并战争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孔子学说大家都顾不上了，孟子在那儿喊了半天，只是一两个小国响应，大家还是以霸道争雄。后来秦始皇相当程度上是依赖于法家的主张政策实现了统一，统一是证明了它的有效性，确实在一定范围内有有效性。但是二世而亡，这件事情在秦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因为夏商周这三个朝代，任何一个至少都有五六百年，所以古人就认为一定有问题的。
后来，很多人认为，法家的政策在短期时间和特定的情况下，比如战争征伐流行的时代有它的作用，但是不是长治久安的典范。一个王朝要长治久安，必须要有一套更好的制度思想，所以，到汉武帝的时候就确定了儒家的地位。后来，虽然在每个国家和制度上都吸收了所谓法家的因素，但是主导的政策方向和价值观还是儒家的理念。
杨立华：这位同学关注的大概是所谓“阳儒阴法”的问题。这个讲法讲了很多年了。事实上，儒家的制度建设、有效的治国理政显然是离不开政和刑的。我们看《礼记·乐记》里明确讲治国的四个方面，礼、乐、政、刑。礼乐为基础，为本，是文明和价值取向，但是政和刑也是需要的。
陈来与杨立华在博雅讲坛。
提问：港台新儒家注重儒家思想中心性方面的作用，认为儒家思想是可以与现代商业文明相抗衡，能够获得精神滋养的学问，该如何评价港台新儒家的作用？现在很多推崇儒家的人，都希望儒家思想可以为国际间纷乱的矛盾给出一定的解决之道，你认为是否可行？
杨立华：港台的新儒学到底能不能产生出好的效果，从现在看好像没有。儒学不是简单的书斋里的学问，或者仅讲心性的学问。儒学肯定有社会承担、社会功能，或者某种政治制度的想象和追求。
随着中华文化的复兴，我们中国人越来越有自信，希望我们的思想可以解决世界上很多复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认知的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路还很长，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