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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揭秘」,看欲罢不能,闻所未闻的野史奇谈
(图)明皇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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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清楚,由于各种原因的影响,明朝的皇帝在人们眼里的形象都不是那么好。虽然明粉儿们可能要对此鸣不平,但毫无疑问的是,明朝皇帝自身的一些作为也为他们在后世惹来了不少非议。这其中,原本勤政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三十余年不上朝绝对是一个饱受批评的“污点”,网络里、书本上,许多人曾就万历皇帝不上朝的原因阐述过自己的看法。笔者综合了相关史料,且就此谈谈自己的观点。
众所周知,万历皇帝亲政之初,还是很勤勉的,他按部就班做了不少事情。即便是后来,也不能说他是平庸之辈。万历初期,明朝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了史无前例的万历三大征(指在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几乎同时开展的三次军事行动:平定哱拜叛乱;援朝战争;平定杨应龙叛变)。这三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尽管今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确保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其正面功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万历皇帝是何时起不上朝的?据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自万历十六年后,朝堂之上便经常看不到他的身影。至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神宗整日在深宫中不理政事(但并非不关注国家大事,毕竟他是明朝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长达48年),沉浸在花天酒地中。每年不仅进行选美,还好营建,经常大兴土木,于21岁时就开始筹建自己的陵园。
至于万历皇帝为何不上朝,目前来看不外乎主要是三种说法:报复说、逃避说、吸食牙鸟片说。笔者通过归纳有关史料,认为导致万历皇帝长期不上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不能单纯归结为某一类,而是诸多因素掺杂其中相互作用的结果。
(图)朱翊钧,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一、是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
在神宗看来,皇帝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这种想法从他极力清算张居正就可以看出。一般而言,明朝的政治体制和权力制衡,与以往朝代有很大不同。自秦朝以来的皇权与相权之间矛盾在明太祖时就已结束(明太祖废除丞相制),但文官制度却日益成熟,势力日益稳固。所以,中央的权力争夺也就从皇帝和宰相之间变成皇帝和庞大文官集团之间的纷争。
从万历皇帝与文官集团的博弈中,我们不难看出:万历虽仅一人,但他是皇帝,拥有很大的权力;文官集团虽人数众多,但单个权力不大,且未必团结一心。只不过,当他们在与皇帝的斗争中为了维护集团和各自的切身利益,能暂时拧成一股绳共同发力。这样的一种政治环境,让万历皇帝很是无奈。尤其是他在位期间,透过东林党争和国本之争两件大事,他发现君主想做点事情,就会被文官不厌其烦进行阻挠阻挡,故而不得不萌生一种“君愿不能遂,还要受人摆布”的悲观情绪,逐渐丧失了年少时候对治国的热情、对社稷的关注。于是乎,在与文官不断抗争却常常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他干脆选择了“无声的抗议”做法,那就是不再上朝。
二、是对言官制度的一种抵抗
明朝推行的言官制度,较历朝历代相比,赋予了言官极大的权力。言官可以放开了提意见,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后宫琐事,只要你有想法,可以尽管说来。明朝皇帝虽以残暴著称,但再残暴的君主也不愿背上“昏君”、“杀谏官”的骂名(从嘉靖不杀海瑞中能够窥见端倪)。所以,有明一代,尽管不少人“因言获罪”,但为此丧命的并不多,最多也只是“廷杖”,在屁股上狠狠地打一顿而已。
但也正因如此,明代言官普遍的作风是: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他们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关心的并非所论是否属实,而是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重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捞取政治资本。所以那个时候,不仅皇帝常常被骂,就连明朝各位名臣,也没有一位能够不挨言官“骂”的,如海瑞、杨涟、左光斗、张璁、夏言、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等,都深受其苦。其实,那些喜欢骂人的言官,也不断会被人骂。在一个以“骂”人为荣耀、被“骂”为正常的年代,只打口水仗,不做实在事,就暗藏悲剧在其中了。
(图)明皇蜡像馆
故而,万历从一个励精图治的年轻天子,突然变成一个“六不皇帝”,就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很大程度上,正是与言官赌气的结果。自己一心勤勉,结果不仅没有得到褒扬,反而被言官“责骂”,比如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几乎就是对万历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把万历皇帝描绘成一个好..色、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总而言之五毒俱全的、一无是处的皇帝。打这以后,给万历皇帝上书进行无端谩骂的官员更是络绎不绝,对这种群狼式的围攻、暴风雨式的谩骂,皇帝没了脾气,只能装聋子不理睬。到后来,万历皇帝见怪不怪了,就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躲避,选择了“六不做”,任由言官去骂吧。
本来敢于谏言、勇于谏言、善于谏言,是件好事,尽人臣之责,是关心社稷,是件好事,但无端放纵,奖罚不明,逐步扭曲了言官进谏的本意,最终反倒严重干扰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行,就本末倒置了,反为不美,这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
三、是对当时现状的一种逃避。
黄仁宇在其撰写的《万历十五年》文末中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从这段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现状,那就是明朝社会此刻已经一塌糊涂,文臣多贪婪,武将多怕死。所谓的“东林七君子”,其实是腐儒误国。试想,身为一介皇帝,九五之尊,看似贵不可言,大权在握,却令不能行、禁不能止,连个心腹干将都没有,成为了真正的“寡人”一个,又能奈现状如何?若与天下士子为敌,神宗不仅没那个气概,也没那般能力。唯有“眼不见心不烦”,选择逃避的方式,尚且可过得安生些。
(图)明皇蜡像馆
四、是对奢侈生活的一种沉迷。
据史书记载,神宗帝确实是位酒色之徒。说好酒,他在17岁时,曾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说好色,他在万历十年(1582)的三月,就曾效仿其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起了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长得很俊的太监,就是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
更为令人惊讶的是,万历皇帝还可能在吸食牙鸟片。当时,牙鸟片在中国原本是一种药,从唐朝开始,四川就产牙鸟片,叫做阿芙蓉。直到明朝初期,牙鸟片仍然仅是一种贵重的药品。但到了明朝中期,牙鸟片由药品变成了chun药。想那明朝中后期的一些皇帝,常以yin乱为乐,一旦发现牙鸟片有壮..阳作用,焉能轻易放过?
有学者指出,万历皇帝30年不上朝,借口是头晕眼花,其实主要原因是纵..欲过度,再加上吸食牙鸟片所致。笔者虽不完全苟同,但也认为这种说法不无一定道理。
综上所述,通过我们从四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并非某一种因素独立所致,而是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各因素所起的作用大小不同罢了。
*作者:林森,字天俊。鱼羊秘史签约作者。历史学家、军事家,擅长用故事刻画、分析历史人物及事件,著有《谁将主宰未来天空》《金戈铁马之两宋烽烟录》《盛世余光》等历史、军事类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