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共产党宣言》诞生那天起，共产主义运动便遭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恒久避忌。但是，当共产主义从“幽灵”发展为运动，并且最终通过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新体制之后，共产主义便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实践。西方如此，东方亦未尝不然。
和西方世界当政的统治集团一样，明治以来特别是昭和时期，日本统治层也一直对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信仰和组织，保持着足够的警惕。这种警惕，大略可分为对内和对外两种，对内有以防止“国体变更”和“军国颠覆”为旨归的思想整肃运动及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对外有以排除和绞杀阻碍其军事扩张的共产主义苏联、共产国际以及坚定抵抗日本侵华的中国共产党为目标的政治对抗行动。即便如此，日本统治者也无法彻底阻断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及其实践。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仅仅一年之后，日本共产党成立，他们同为亚洲国家建立最早的共产党之一。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侵略中国时，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抵抗日本的侵略，为抗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者也通过不同方式反对和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发起的对华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当我们凝视中共百年生涯中的这一历史侧面时，党史中的许多细节与艰辛，将会给今人带来别样的启示。
中共和日共的成立，是各自国内外形势发展的产物，也都与共产国际的发动和指导密切相关。重要的是，两党在成立之初，都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亦同时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1924年，共产国际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举行第五次代表大会，中共领导人李大钊参加了这次大会，并且登台发言。日共领导人片山潜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著名共产党人在这次大会上同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这意味着，以苏联为活动基地和总部的共产国际，事实上已为中日两国的共产主义人士搭建了一个接触和携手的平台。
片山潜是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从他投身革命运动时起，便一直关心和支持近邻中国的革命，并曾亲临中国考察，认识到中国内部所具有的巨大的革命潜力。1928年，片山潜在共产国际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代表共产国际的日本、英国、美国等支部发言时高呼：“独立团结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万岁！”表示了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热诚支持。片山潜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视为世界和亚洲革命的新希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1932年5月，共产国际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纲领（“1932年纲领”）中，谴责日本对中国东北、上海等地的侵略行动，揭示了其帝国主义强盗战争实质，号召日共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战宣传和反战活动。日本共产党也据此制定了反战运动的具体方针，其中很重视反战宣传，提出要“暴露战争的本质，宣传战争和劳农的关系”。1932年8月，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世界反战大会上，激烈抨击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派相勾结，妄图消灭中国红军的罪恶举动，号召国际反战组织行动起来，支持中国革命。1933年片山潜出席巴黎世界反战大会时，深刻揭露了日本的侵略实质及战争给日本国内劳动人民带来的压迫。“侵略战争是资本家、地主企图摆脱经济恐慌的道路，同时是天皇制军阀、官僚、警察无限制强化的道路。侵略的扩大，便是加强对国内劳动人民的剥削和人权的剥夺。因而劳动人民的反战气氛以日趋恶劣的劳动条件为中心而高涨起来了。”直到离世，片山潜也未曾忘怀反对和颠覆压迫日本民众的军国主义势力。
正因为如此，中共与苏联和包括日本共产党在内的共产国际组织的接触，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当局最为警惕之所在。陆军省曾担心中国的“共产军”与“赤俄”连成一片，威胁到“满洲”等所谓日本的在华利益。在1933年日本陆军省调查班编写的一本小册子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苏维埃地区，即“共产军”，颇有渐次扩大巩固的趋势。且目前看来，南京政府已无力剿灭之。陆军省首先感到庆幸的是，今日中国的苏维埃地区尚未与苏联接壤。可是，倘若有一天中共通过蒙古和土耳其方面与苏联连在一起，那么，仅凭国民政府的力量，就更是无力回天。其潜在的危险，便是整个中国被全部赤化。而尤需担心的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态，就不只是中国的“赤化”问题，它还将严重威胁到日本倾力打造的“满洲国”地区。在日本陆军军官俱乐部偕行社1934年的调查资料中，也表示出类似的担忧。在他们看来，虽说“共产军”目前一直避开在大城市的发展，只“盘踞”于山间僻壤之地，但他们今后可能会趁着国际危机的爆发，决意开拓一条横断苏联和中国大陆并直贯东方海岸的国际大干线，其主力亦将集中于该干线的要冲地带。这样，以前以江西为中心的“共产军”，以后经西北地区的四川、甘肃、新疆，将可能把中国与苏联连通为一体，“国际赤色干线的实现，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这样的观察，透视出日本军部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担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预言了其日后发展的走向。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认为这是消灭红军之良机，但日本军方却有人认为，四川的“共产军”与江西的“共产军”合流，攻打四川和贵州，并结成了一个圆形的“大共产区”，估计这股力量终将通过新疆，与“赤俄”遥相呼应，连成一片。在红军最终落脚于陕北之前，日本陆军省一直在密切关注红军的行踪，让日本关东军最为担心的，是中国“共产军”与出入于新疆地区的苏联的汇合及大举西迁，而且“共产军”的优势在于，绝对服从命令，长于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擅长机动战，行军能力极强，拥有极强的吃苦耐劳精神。这也为后来红军西路军的西征提供了一个外部观察视角，虽然西路军最终失败了，但其动向却始终是日本军部的担忧所在。
显然“防共”已成为日本对中共的重点政策，并且日本在当时与国民党政府的交涉中，亦言必称“防共”，可见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极强生命力。不仅如此，日本还必须谨防共产国际、中日两国共产党对日本军队的思想渗透。日本“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1939年4月制定了名为《共产党对我军队思想上的瓦解工作之真相及防遏方策》的文件，长篇论述了共产国际向世界扩张的“可怕的阴谋”、中共的情况及对日本军队的思想瓦解手段和活动，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多项防遏措施。在日本国内，当局更是严密监控和打压日本共产党的活动。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所作所为，并没能阻止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共产党人共同抵抗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和对华侵略。在政府高压政策下，仍有一些坚定的日本共产党员在进行反战活动。1941年，日本“大阪府特高课”搜集了日共核心成员岸本茂雄、堀江壮一的“手记”，从二人“手记”中可看出他们在艰难环境下仍在坚持进行反战宣传。曾参与制定“1932年纲领”的野坂参三，更是辗转到中国投入了抗战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