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亦鲁的答卷带着一种浓厚的北京小孩儿气质。他是国安球迷，也曾是“打口一代”；他不仅是万圣书园的常客，对万圣“几乎和对自己的书房一样熟悉”，更是“三联之友”，对美术馆三联书店一带的烤肉、卤煮等大小馆子了如指掌。
左亦鲁为人老成，思想也比较往前靠——他把一般“70后”才会津津乐道的《我爱我家》比作“圣经”，多少让人惊讶于他的“早熟”。他对阅读的思考、他的学术抱负，甚至他的长相，都会让人恍惚身为“85后”的他，心里是否住着一个“70后”的灵魂。
左亦鲁
，1985年12月生，北京人。现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宪法和网络法。影迷、古典乐迷、曼联和国安球迷。
你认为阅读是必须的吗？可以想象没有阅读的人生吗？怎样看待父母辈信奉的“知识改变命运”之类的人生格言？
对我个人来说，阅读是我的工作，更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人生没有阅读。但从自己推到一般，我不会这么绝对。特别是劝自己的学生读书时，我反而会讲得比较“低”和“实际”：在今天这个时代，阅读（至少狭义的阅读）只是人们获得信息、见识和成长诸多方式中的一种。如果你天赋异禀、经历奇特或有高人指点，你完全可以不读书；但如果你没有这些，自己又没有开发出其他可以获得信息、见识和成长的方式，对多数人来说，读书还是相对最容易和经济的方式。
至于“知识改变命运”，我理解其实是“上大学改变命运”。对我父母那辈人来说的确如此。
《我爱我家》是我的“圣经”，从小到大，翻来覆去不知看了多少遍。
里面有个例子其实很有代表性：老傅的大儿子贾志国是个机关小干部，但你会发现在剧中志国的自我认同和张口闭口都是“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现在看挺不可思议的。
今天某个国家部委的处长，哪怕他读过博士，他的认同肯定是公务员而不可能是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
对贾志国们来说，“上大学”和“大学生”的确是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我父母也有类似情况，虽然他们都不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但他们有意识无意识的认同也都是“知识分子”。但今天仅靠上大学改变命运应该是比较困难了。
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全民性的人文阅读与知识性阅读相比，你认为新世纪以来呈现出怎样的阅读状况与问题，未来的趋势又会怎样？
我对八九十年代的全民人文和知识性阅读没什么直接的体验，但间接感受也有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听我的老师和长辈学者对八十年代的回忆；二是家里父母和其他长辈的藏书。尤其是后者，前面提过我父母都不是学者，但
有时翻他们或其他长辈的藏书，常会发现一些今天看来还挺学术和专业的书，让我产生“这本书你们怎么也买过”的惊奇。但去问他们，其实他们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买的和为什么买的，但当年就是买了。这种“无意识”和“没印象”倒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当年的阅读状况。
新世纪以来，普遍的抱怨似乎是“人们不读书了”。但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或趋势，比较突出的是知识付费和网文。这两者我都不熟悉，所以没什么发言权。不过
关于网文我想多说两句，
法学院一直有“法律与文学”这样一个分支。早期研究的文本当然是《卡拉马佐夫兄弟》、《审判》和《局外人》这样的文学经典，一是因为它们本身经典，二是因为当年这也是人人都读的东西。随着严肃文学的读者越来越少，不少法律与文学研究者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电影和电视剧——毕竟这是今天多数人都在看的东西。
伴随着网文的兴起，文学是否可以重回当代中国人的生活，并重新激活 “法律与文学”研究？这倒是挺值得观察和研究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
阅读时间如何分配给不同类型的读物？专业与经典阅读、知识性和趣味性阅读、微
信浏览、网络文学、 漫画绘本、 电影电视等均可。
自己的时间肯定主要是被科研、教学和行政事务占据，阅读也主要是非常明确的、针对写作和备课的阅读。
非专业、休闲式的阅读变成了一件挺奢侈的事情。不过，
我争取每天能有一个小时留给自己读点“闲书”，最近读得比较集中的是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和冷战的书。
再一个就是坐火车。近年在国内出行，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选择高铁。除了自己有轻度飞行恐惧症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火车上读书非常专注和高效。每次选择带哪几本书出门，是最纠结也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我在手机上花得时间很少，网络文学和漫画也完全不熟悉。除了看书，
电影和音乐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我也一直尝试把它们和自己的研究结合起来，算是自己早年“文青”岁月和今天学者工作的一个结合。
这几年在家看电影的时间变少了，但每个月总会争取去几次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音乐的好处是可以边工作边听（回答这份调查时，我就在听Takacs Quartet演奏的贝多芬作品第131号弦乐四重奏）。
作为85后，我可能赶上了“打口碟一代”的尾巴，因此买唱片的“恶习”保留至今。中学时候听重金属，后来转到了古典乐。虽然自己也清楚CD早晚（甚至已经）被淘汰，但仍然忍不住“剁手”，每次买唱片总有种格外“悲壮”的感觉。
打口磁带和打口CD，打口CD还有“打口伤一”“打口伤二”等说法，意为损伤了其中几首歌，伤得越多，就越便宜。当年北京五道口和新街口都是打口盛行的地带，
随着网络时代的滚滚而至，这些都成为了历史。
你经历过哪些盛行一时的阅读风潮？其中透露着怎样的时代信息？
可能是我本科时经历的施特劳斯和政治哲学热吧。自己并未参与其中，但也算有机会近距离观察。
不同人当然会对“施特劳斯热”有不同的看法，但我觉得其中有两个遗产是非常正面的：一是提倡读经典和文本细读，而不是只满足于概括“中心思想”或“歌词大意”；二是丰富了我们对西方的理解，多少改变了自由主义长期以来“一家独大”的局面，起到了一定“对冲”的作用。
请推荐一到两部个人受益匪浅的书与今年读到的最满意的新书（品类不限）。
影响大的书，这里选两本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和《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
苏力——无论他的思想还是文字——对我和身边朋友的影响是巨大的。从这两本书可以清晰看出苏力的轨迹和追求，简单来说，“本土资源”时期的苏力还在用“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在“普遍”面前为“特殊”辩护；到了
“大国宪制”时期，中国已从“特殊”上升为“普遍”和“一般”，里面无疑已经拥有了更多的自信与自觉，也体现了苏力更大的野心和抱负。
苏力的贡献是告诉我们：当一个民族和国家已经或正在创造它的宪制，法学家应做些什么。
借用北大法律系另一位毕业生海子的话说，我们要“将此火高高举起”，“去建筑祖国的语言”。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和身边朋友为什么选择学术和加入这项事业的原因。
苏力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和《大国宪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我推荐的两本新书，也是沿着上述脉络。
一本是阎天的《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另一本是刘晗的《合众为一：美国宪法的深层结构》。
两位作者都是我的好友，也都是85后。为什么说这两本是沿着苏力开创的脉络？因为更多的自信和自觉，并不等于智识上的闭关锁国和闭门造车；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和健康地了解西方。在此意义上，这两本书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它们反映了我们对西方的研究已经摆脱“到西方找药”的心态，开始穿透表层，进入“深层结构”。正如“留学当以不留学为目的”，深入了解西方始终是基于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建筑祖国的语言”。
阎天《美国劳动法学的诞生》，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刘晗《合众为一：美国宪法的深层结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
介绍一下影响自己购书的选择因素。除了个人需求与兴趣之外，畅销书榜、各种推荐或者朋友同学之间的口碑分享，对你的阅读影响大吗？可否举例说明？
主要是两个：一是朋友间口耳相传，二是逛书店——更具体一点，是
逛蓝旗营的万圣书园。我大概每两三天总会去一次万圣，有时候吃完午饭或晚饭就从办公室溜达过去了。所以万圣一进门的“新书台”是我了解新书最主要的渠道。
靠右那桌是偏学术的，靠左那桌是偏文学和文艺的，站在那里翻一翻，就会大致了解最近出了什么新书，看到好的就顺手买走。万圣哪些书摆在哪里，我几乎和对自己的书房一样熟悉。发现自己对万圣的熟悉和依赖，是万圣从蓝旗营西边搬到东头时。可能是太熟悉原来的摆放、布局和气氛，万圣搬家后使我一度甚至失去了买书的感觉，常常进去逛了半天，一本书也没买就出来了。这种感觉持续了差不多有半年多，直到自己慢慢适应或重建了对万圣新址的熟悉，买书的感觉和欲望才逐渐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