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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亚信会议30年发展：理念创新与机制构建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 公众号 · · 2024-09-02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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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亚信会议30年发展：理念创新与机制构建

来源：《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4期；俄罗斯学刊HD

【内容提要】

亚信会议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家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的亚洲国家，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致力于维护亚洲安全与稳定的多边协商机制。从多边机制的顺利发展来说，制度构建和理念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客观来讲，亚信会议虽然已经成立30多年，但知名度和号召力还非常有限，无法与近几年不断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相比，而有些功能相互重叠，也限制了亚信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会议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协调和对话机制，必须在理念创新和机制建设上下功夫。未来一段时期，亚信会议还只能是作为促进地区安全、政治对话与协商的国际平台，在这个意义上而言，其应充分体现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同时积极促进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为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亚信会议；理念创新；机制构建；多边主义；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俄战略协作高端合作智库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中国与中亚五国交往史研究（第一期）”（项目号：2023YZD059）阶段性成果。

1992 年10月，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受欧安组织（时称“欧安会”）的启发，在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建立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会议”，CICA）的倡议。经过30多年的发展，该多边对话机制目前已经拥有28个成员国、9个观察员国和6个观察员组织，正在朝着成为正式国际组织的方向努力。中国作为最大的亚洲国家和亚信会议的创始成员，在理念创新和机制建设方面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一、亚信会议成立背景与发展基础

20 世纪90年代初，世界刚刚走出两极对抗的冷战阴霾，多边进程和全球化得到快速发展，国际格局出现新的复杂变化。对各国来说，一方面迎来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需要面对特殊形势下更加严峻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在这种背景下，各种各样寻求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的会晤机制，作为多边外交的重要平台，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亚信会议正是顺应了这样的潮流，在各成员国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步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的地区安全对话机制。哈萨克斯坦是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获得主权与独立的年轻国家，作为一个刚刚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小行为体，在努力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国内体制的同时，其领导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出一系列重要外交倡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推动亚信会议的成立。

（一）亚信会议确定的基本宗旨

亚信会议成立的基本宗旨是为国家制度、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千差万别的亚洲国家，找到一个能为各方普遍接受的、致力于解决地区最紧迫安全问题的多边协商机制。成立这样一个对话平台的目的在于：保持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促进地区国家在经济和生态领域开展合作，扩大人文领域的相互交流。为实现上述目标，拟解决以下任务：为本地区国家的对话创造条件；建立信任措施制度，包括交换军事信息和安排视察活动；通过签订有关协议降低军事对抗风险。此外，还应重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整个地区的经济进步；提升生产工艺，增加国际贸易额，制订和实施国际性开发计划。在人文合作方面，应该尊重每个参加国的民族传统和宗教信仰，应考虑每个参加国对人权和人的自由理解的特点。因此，从宗旨和原则看，亚信会议从成立伊始就具有自身的特色，照顾到了亚洲地区的具体情况。

1991 年12月哈萨克斯坦宣布独立，1992年初得到多数大国的承认，并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成员。作为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地处内陆，对外交往不便，既要尽快走出原有的地缘政治空间，完成国内的政治和经济转型，又要独自面对变乱交织的周边地区，应对矛盾和冲突频发的外部环境压力，提升其国际声望。在其他中亚国家更多关注自身安全和周边环境之时，哈萨克斯坦却有着更广阔的视野，这与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和外交抱负有直接关系。

在苏联后期的政治乱局中崭露头角的哈萨克斯坦首任领导人纳扎尔巴耶夫，面对冷战后发生急剧变化的世界秩序，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时提出了关于建立新的地区性安全合作组织的倡议，旨在创造一种有效的、综合的机制，通过在从领导人到智库专家的不同层面上讨论整个亚洲的安全问题，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协商，寻找解决分歧、矛盾甚至冲突的路径和方法，增进相互信任，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保持军事领域的透明度，从而促进整个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同时为经济贸易合作与人文交流创造条件。哈萨克斯坦建议将这个机制根据其基本宗旨定名为“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Совещание п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ю и мерам доверия в Азии ， СВМДА ）。

（二）从宣告成立到完成机制初创

亚信会议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几个基本阶段：1.准备阶段（1992—1994年），倡议提出后经过专家研讨，争取国际上的支持；2.初创阶段（1995—2001年），进入外交磋商阶段，确定合作方向，1999年举行首次外长会晤；3.机制化阶段（2002—2013年），从2002年举行首次元首会晤以来，亚信会议不仅提升了对话层次，而且主席国开始由哈萨克斯坦以外的国家担任；4.国际化阶段（2014年至今），开始提出全面的合作理念和发展规划，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亚信会议的起步经历了不少波折，刚开始时并没有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1993年3月，在阿拉木图举行了亚信会议的第一次专家和官员会晤。1996年2月，在阿拉木图举行了参加国首次副部长级会晤。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来自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印度、伊朗、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和东道主哈萨克斯坦的正式代表，以及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的埃及、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黎巴嫩、越南的外交官，此外，联合国及欧安会也派出代表出席。此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参加国相互协作原则宣言草案，但未能就宣言的文本达成一致。1997年12月，在阿拉木图又召开了一次亚信会议副外长级会议，会议上通过了《亚信会议声明》，内容包括开展政治对话、促进裁军和实现地区安全。该声明强调，成员国一致承认在亚洲建立共同行动机制的重要性，并将进一步加强在地区和平、稳定、安全与合作等问题上的政治对话。

1999 年9月和11月，在阿拉木图接连举行了亚信会议成员国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外长级会晤，这标志着亚信会议的政府间合作进程开始步入正轨。两次外长会议拟定了成员国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和保障亚洲地区稳定的措施与实施机制的计划，签署了《亚信会议成员国相互关系原则宣言》，主要内容是维护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裁减军备，发展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尊重人权等，该宣言的签署为这一多边对话机制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法律基础。

（三）首次峰会的召开与秘书处的成立

亚信会议之所以在成立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哈萨克斯坦的号召力不足有关，与稍晚启动的“上海五国”机制迅速成形并在世纪之交发展成为上海合作组织不同。亚信会议尽管提出了更加宏大的目标，但面临的困难和阻力更大，最终能够实现机制化，一方面是由于哈萨克斯坦锲而不舍地推动，争取伙伴国家给予鼎力支持；另一方面是中、俄等大国的参与和帮助使这一多边对话平台逐步得到国际上的认可。哈萨克斯坦领导人也承认，要在利益差异巨大的亚洲国家间建立安全机制，“需要做大量的政治和外交工作”。

2001 年初，哈方开始在前几次外长会议成果的基础上，积极筹备召开成员国元首峰会，并向联合国秘书长以及多国元首发出邀请。原本哈萨克斯坦计划于2001年10—11月间在阿拉木图召开亚信会议首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但由于这一年美国发生“9·11”事件，美国及其北约盟友决定在阿富汗实施反恐军事行动，打乱了哈方的安排，哈不得不推迟元首会议的举行。直到2002年3月，哈方又重新启动召开亚信会议峰会的工作，目的是争取在亚信会议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能够顺利召开亚信会议第一次元首峰会。

2002 年6月4日，首次亚信会议领导人会议在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哈萨克斯坦、蒙古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代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部分观察员国代表也出席会议。会议发表了旨在增进亚洲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阿拉木图文件》和《关于消除恐怖主义和促进文明对话的宣言》。亚信会议作为应对地区共同安全挑战进行泛亚对话的单一平台，是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人口以及亚洲对粮食和能源资源需求快速增长，同时国际格局发生复杂变化、亚洲大陆局部冲突持续不断、非传统挑战和威胁不断加强的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

（四）亚信会议实现机制化的障碍

目前全球政府间的多边机制数以百计，安全对话平台也是多种多样，真正能够在解决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发挥实质作用，并且得到国际社会认可和关注的安全机制，需要符合一系列必要的条件。首先，参与多边机制的国家，存在共同的外部威胁，从而产生一种凝聚力，容易达成共识和采取集体行动；其次，在参与多边机制的国家之间，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逐步建立各种机构和规则，形成组织网络，实现某种程度的“制度化”；最后，多边机制广泛开展经贸合作和社会交流，有助于开启“构筑信任”的过程，形成一种共同的安全意识。

亚信会议成立以后，在规模上发展比较快，无论是成员国还是观察员国的数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增长，但自身的不足和发展中的障碍也非常明显。一是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国家，成员国都是其重要伙伴，更看重双边合作的重要性；二是西方国家的参与和干扰，特别是美国、日本等想借助对亚信会议施加影响，削弱中、俄在亚洲地区的号召力；三是亚信会议的覆盖面不够，与其他区域机制没有形成很好的互动关系；四是亚信会议的协调功能难以发挥，成员国利益差异过大，在很多地区问题上缺少共识。在俄乌冲突背景下俄罗斯受到西方的制裁和孤立，作为俄“盟友”的中亚国家受到直接影响，也导致诞生于中亚的亚信会议难以实现确定的目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22年亚信会议峰会上提出，要利用该平台扩大成员国本币结算方面的合作，推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维护各国的经济主权。说明大国地缘政治冲突对亚信会议的议题也有直接影响。

从多边机制的顺利发展来说，制度构建和理念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客观来讲，亚信会议虽然已经成立30多年，但知名度和号召力还非常有限，无法与近几年不断扩员的上海合作组织相比，而有些功能相互重叠，也限制了亚信会议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亚信会议要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安全协调和对话机制，必须在理念创新和机制建设上下功夫。如果说第一个阶段是在亚信会议外交官、专家层面酝酿和打基础；第二个阶段是实现领导层定期会晤，作为真正的多边对话平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争取在理念和机制两个方面实现突破，取得具体合作成果。

二、合作理念的创新与发展

由于亚洲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千差万别，国家间关系非常复杂，加上大国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升级，历史恩怨难以在短期内化解，冲突热点在外部因素的催动下持续升温，实现持续的稳定与和平难度极大，建立一个有效的安全架构需要长期的努力。在这个过程中，亚信会议作为对话平台不断扩大，成员国不仅就应对一些重要领域的安全挑战进行磋商，而且在合作理念与原则上也努力形成共识；中国领导人2014年提出的“亚洲安全观”成为重要基石，并且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充实内涵，使亚信会议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一）从阿拉木图到上海：亚信会议的发展壮大

2006 年6月亚信会议第二次峰会在阿拉木图举行，与会领导人通过了成员国领导人第二次峰会宣言。为了取得中、俄的支持，哈方在时间安排上也与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衔接。6月7日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会议于上海闭幕后，亚信会议峰会紧接着于6月17—18日在哈萨克斯坦召开。2010年6月，亚信会议第三次峰会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土耳其会后接任主席国，亚信会议也真正走出哈萨克斯坦，朝国际机制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土耳其还举行了亚信会议的工商论坛，扩大了成员国对话与合作的领域。虽然土耳其在2012年再度续任轮值主席国，又承办了一次外长会议，但土方更看重自己主导的突厥语国家元首会晤机制，造成亚信会议在多边合作上没有实现更大的突破。

2014 年5月20—21日，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中方也首次接任亚信会议主席国。4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负责人或代表与会，其中包括11位国家元首、两位政府首脑及10位国际组织负责人，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和对中方主办峰会的高度重视。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加强对话、信任与协作，共建和平、稳定与合作的新亚洲。与会代表围绕“亚洲安全形势”“推进相互信任与协作的措施”等议题发表意见。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通过的宣言开宗明义，强调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安全的含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安全的跨国性、综合性和联动性日益突出。本地区各国不仅利益与共，而且安危与共。任何一国在安全问题面前都难以独善其身。各国应在迄今已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谋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亚洲各国应秉持“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亚信会议的成果被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总结为：联合了大部分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具有不同的文明和发展模式；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为各领域合作创造了政治和法律基础；论坛的组织机制建设顺利完成；通过了几乎涵盖所有领域的行动构想和计划；旨在扩大参与国经济合作的基础正在形成；与国际和地区组织或论坛建立联系。认为中国接任主席国为亚信会议的巩固和发展提供极大动力，有助于推动亚洲不可分割的集体安全理念的发展，其有效途径是开展多边对话、照顾彼此利益和争取达成协议。

（二）“亚洲安全观”的正式提出

作为冷战后出现的新机制，亚信会议不能因循传统的安全观念，应该有所突破。完全按照欧安组织的模式去指导亚信会议的发展，显然不合时宜，更无法适应亚洲地区的复杂情况。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的亚信会议上海峰会上创造性地提出“亚洲安全观”，即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积极探讨建立维护亚洲稳定的新安全架构。中国的倡议突破西方陈旧的安全观，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充分考虑到亚洲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充满了东方智慧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华。

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今天的亚洲，虽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增多，但依然是世界上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始终是地区形势主流，通过协商谈判处理分歧争端，也是地区国家主要政策取向。他提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

共同，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安全。亚洲多样性特点突出，各国大小、贫富、强弱很不相同，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千差万别，安全利益和诉求也多种多样。大家共同生活在亚洲这个大家园里，利益交融、安危与共，日益成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综合，就是要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亚洲安全问题极为复杂，既有热点敏感问题，又有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带来的挑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安全问题的内涵和外延都在进一步拓展。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以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可持续，就是要安全和发展并重，以实现持久安全。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题的总钥匙。

（三）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领导人又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倡议，成为中国新时代大国外交的核心理念，已经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文件当中，也受到亚洲国家的普遍赞誉。以此为指导，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有助于形成全新的合作范式，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实现地区安全治理的共同愿景与任务。

2016 年4月2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亚信会议第五次外长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的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和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凝聚共识，促进对话，加强协作，推动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共创亚洲和平与繁荣的美好未来。他说，在新形势下要把握方向，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伙伴关系，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各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维护本国安全时尊重各国安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2019 年6月的亚信会议杜尚别第五次峰会发表的宣言，再次确认了中方的倡议。提出亚信会议作为本地区重要多边合作机制，应继续以亚洲地区业已达成的共识为基础，加强多边对话合作，在维护平等和不可分割的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愿继续推动国际关系多边架构更具代表性、公平、可持续，加强建立信任措施，共商、共建、共享，就开放、包容、基于公认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地区安全架构开展对话，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还强调，将文化多样性视为亚信会议的宝贵财富。认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作为各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因素，应由所有国家共同维护。愿推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和不同信仰间的广泛对话，鼓励包容互鉴、相互理解、优势互补、共同进步。通过人文交流等方式，促进区域互联互通。尊重各国自主选择和发展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权利。

三、机制构建与未来前景

亚信会议的机制建设同样走过了一个曲折的历程，相较于地区其他多边框架，其所遇到的困难更多。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与西方的地缘政治对抗进入新的阶段，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欧洲安全体系崩塌，美国及北约对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同时，更多采取进攻性的战略，导致地区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新的阵营化和集团化趋势开始出现。北约的“亚太化”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利益出台所谓“印太新战略”，拼凑服务于自身战略需要的军事政治集团，给亚洲地区的稳定带来新的挑战，亚信会议的发展也经受考验。

（一）亚信会议的机制化进程

作为对话平台，首先是领导人会晤和外长会晤的机制化。亚信会议每四年举行一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理事会会议，迄今已举办六届；每四年举行一次外长理事会会议（有时也有非例行外长会晤），交叉举行；承办元首会议和外长会议的国家作为主席国，每两年一届。此外，亚信会议还有高官委员会会议、特别工作组会议等机制。根据2002年6月首次元首峰会签署的《阿拉木图文件》，亚信会议常设执行机构——秘书处于2006年6月在阿拉木图启动，经费来源为哈萨克斯坦政府拨款和成员国自愿捐款。2014年9月秘书处搬迁至哈新首都阿斯塔纳。秘书处长官为执行主任，从第六次峰会起改称秘书长，与正式的国际组织接轨。作为亚信会议的常设机构，秘书处的职能主要包括：为亚信框架下各种会议和其他活动提供行政、组织和技术支持；建立并维持亚信会议的资料库；作为亚信会议的信息中心，负责收集、整理和散发成员国提供的或来自其他国际组织和论坛的文件和信息；对外宣介关于亚信会议的日常活动信息；等等。

2018 年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出席亚信会议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晤时表示，在各方积极参与下，亚信合作潜力得到释放，整体合作逐步走向深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能见度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亚洲覆盖范围最广、成员数量最多、代表性最强的安全合作论坛，为促进地区稳定繁荣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一是携手走出一条持久和平的安全之路；二是携手走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之路；三是携手走出一条勇于变革的创新之路；四是携手走出一条开放包容的融合之路。应坚持互学互鉴，加强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协调和完善，共建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合力打造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

除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交部长会晤机制以外，还启动了其他一些常设和非常设的交流机制，以加强亚信会议成员国之间的联系与互动。在中方连续四年担任亚信主席国期间，举办了亚信非政府论坛首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亚信智库论坛，开辟了亚信民间交流与合作的新平台；推动成立亚信青年委员会和亚信实业家委员会，并举办亚信第四次商务论坛；多次主办亚信特别工作组会议和高官委员会会议，确保亚信日常工作顺利推进。

（二）对话与协商的领域不断扩大

为增进成员国间的政治互信，推动经贸合作与民间交往，亚信会议开始不断拓展合作的领域和层次。成员国认识到，在新形势下随着安全挑战的增加，举行相互间的对话与协商就更加重要。2004年批准的《建立信任措施目录》在各成员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确立了自愿性和渐进性原则，考虑到了各国的多样性和不同特点。2021年的亚信外长会议对此进行了重大更新和扩展，目前已经涵盖18个优先领域，由不同成员国进行协调落实。亚信会议非常重视开展文明对话，以此作为实现安全互信的基础。2018年4月在阿塞拜疆巴库举行的亚信青年委员会第三次会议、2019年5月在中国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都是亚信会议为加强地区文明对话和交流做出的具体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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