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现,中国常住人口分布格局出现巨大变化,背后的原因复杂,并非因为上海和北京等发达地区没有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2015年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江苏、山东、重庆私企的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增加了123万、156.5万、347.3万、352万、120.4万、157.6万、123.7万,但是2015年常住人口比上一年明显增加的只有广东、浙江、山东、重庆,分别有125万、31万、58万、26万,江苏只增加了16万,北京增加19万,上海减少11万。
这就是说,沿海地区普遍有充足的就业机会,但是部分地区由于规划和产业疏解等原因,聚集力下降。比如北京2010年到2015年常住人口新增量分别是102万、57万、50万、46万、37万、19万,逐年减少。上海2010年的常住人口比上一年增加了93万,但是此后每年新增量整体不断下降,2015年比上一年减少了11万。
为什么沿海地区有就业机会,并且私营企业就业人数大增,但是新增常住人口却呈现下降趋势?除了部分超大城市的主动疏解,与中西部私营企业的工资收入与沿海地区逐步缩小也有关。
比如2010年安徽、四川、重庆的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分别是18493元、18316元、20790元,相比上海的23305元,分别差4812元、4989元、2515元,但是2015年上海私营企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41762元,安徽、四川、重庆分别比上海少4614元、6635、-2451元。这就是说,除了四川外,2015年安徽私企平均工资与上海的差距在缩小,重庆私企平均工资甚至超过了上海。
表面上看起来,四川与上海的私企工资差距拉大,但是由于上海生活成本高,扣除必要的开支因素,实际上在四川私企工作的收入比上海相差不大。
以小学生人数占全部人数比,以及每平方米商品房价格对应当地居民收入来看,京沪竞争力很低。比如每万人小学生人数,京沪津都在300-400之间,但是河南是接近1000,贵州接近900,湖北、安徽、重庆接近700,这就是说京沪津等地外来户籍人口多,小学生配备比例其实是不足的。
再以房价收入比看(每100平方米商品房均价与一对夫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5年京沪分别是21︰1、20︰1,天津也达到14︰1,但是重庆和四川、湖北、安徽都只有10︰1的水平,贵州甚至是9︰1。这就是说,中西部地区买房压力更低一些。
实际上,中西部的居民收入与沿海地区的差距在缩小,同时中西部生活成本比京沪等地要低,这是中西部户籍人口开始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原籍附近地区回流的一个原因。
这种回流,导致了常住人口区域分布格局的变化。
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常住人口总量,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174万、82万、246万、140万、58万。湖北2010年常住人口只增加了8万,辽宁、黑龙江只增加了7万。
与此同时,2010年上海、浙江、山东、广东、北京、河北、天津常住人口分别增加了93万、171万、118万、311万、102万、160万、71万。
这些地区常住人口的剧烈变动从一个侧面证明,2010年安徽、河南、广西、四川、贵州等地人口大量流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而最近几年,京津冀、长三角聚集力在下降,珠三角仍有一定的吸引力,东部的浙江等地以及中西部地区成为新的人口流入方向。
(作者:21世纪经济研究院分析师 肖明 编辑:李博,如有意见或建议请联系:[email protected],[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