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君：
本文作者长期关注供给侧改革领域，并对财经学者的学术成长和学术思路进行跟踪与研习------
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成长的？本文给您详细解构张维迎成长的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双重视角下来解读他、认识他。文中既有他早年成长的艰辛，也有他学术观点的大总结。从一名优秀学者的成长中，不仅读懂他，也体会成名所需要付出的努力和勇气；同样，从他各种观点中，发现学者之所以为学者的闪光之处，启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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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左同学，
就读北京某高校，一个在变化时代喜欢那些不可改变历史的重度八卦症患者，一个宁可空洞无物也不愿空洞有物的深度怀疑症患者，一个对时代盈溢着无限的乐观的人。
摘要
：满头挺立的白发是他留给你最有型的画面，眼角的微笑是他留给你入冬前的最后一丝春风，因为，他犀利的言语马上就来了。
为什么用锋刃来形容他？
锋刃，是锋利！是坚韧！
张维迎的观点总是那么锋利而闪亮！
张维迎在自己连贯的思想路径上奔走，他特定的学术观念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传统，坚忍不拔不仅仅是可以形容性格，也可形容观点，多年来，张维迎的学术观点始终如一：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但是，他又在不断创新自我和消除自我，让自己的观点更新颖更符合时代，他这柄锋刃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加锋利！
让我们在时空交叉下来看维迎！
1.
吴堡县宋家川中学高中：烧饼少年成长记（
1959~1977
）
时间滑翔到了2016年，吴堡县依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张维迎再也不是那个烧饼少年。
吴堡县是位于陕西省省会西安
600
多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县，
1959
年
11
月
1
日，张维迎出生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均是不识字的农民。贫寒的家境让
12
岁的张维迎，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
60
里外的地方打工。但是他的似乎从小就有非常强的学习天赋，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学霸”君，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
1974
年，张维迎
15
岁进入吴堡县宋家川高中。
在高中，张维迎的锋刃开始闪亮出来，那是刚入学不久，张维迎听说铺路的石子可卖钱，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他就跟镇上同班的几位同学到河滩将鹅卵石捣成石子去卖钱，在现在看来这是勤工俭学，可是那时候是“搞资本主义”，这件事被学校发现了，要严肃处理，幸亏当时的教导主任保护了这帮同学，可是之后张维迎不得不和石子说拜拜了。
高中毕业后，张维迎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这应该就是张维迎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一年，他
17
岁。
生产队会计这份工作，让张维迎看到了很多现象，也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后来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在农村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事。生产对的树老长不了，没有人去关心。过了几年农民商量了要分给个人，头天晚上商量分给个人，第二天小树苗被砍了烧柴了。然后树又收回来生产对了。为什么自利的人把小树苗砍了，而不等几年之后长大了去卖呢。因为预期会被收回去，他们看到没有被砍的树收回去了，砍的烧柴了。如果政府有耐心，砍了就砍了，没有砍的人卖了很多钱，砍了的人就会后悔，然后树就长起来了。
”
关于产权，他还举过这样的例子：
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捞河炭”曾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黄河大水退去，这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冲向河滩，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
1977
年的
10
月份的某个早晨。张会计正准备到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我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会计的内心应该是颤抖的
…
这种颤抖应该是属于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青年。
于是乎，张会计在繁忙的秋收季节，开始利用每天的田间时间进行复习，然后他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少年”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
18
岁。
从吴堡到西安，从黄土坡里到繁华的城市，从张会计到张大学，烧饼少年的人生正在逐步开启，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大潮正在逐步开启
…
2.
西北大学：刀锋初露的年轻人
（
1977~1984
）
青年张维迎的“叛逆”成就了他以后的卓越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
18
岁的张维迎，即使再成熟和聪慧，也不会太超越年龄的限制，尤其是刚上大学的美好时光。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奢望实在不敢有。张维迎后来说，“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钱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家，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这就是那时他最真实的想法吧。
张维迎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经济学的帝国大厦里不断积累着。
1982
年张维迎考取了中国经济学界“西北王”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同时这位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刘世锦、邹东涛、张维迎
…
1982
年
3
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和田国强、杨小凯等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张维迎在大会上语出惊人：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
身在西北，心系天下。
他，也不过
23
岁。
1983
年张维迎的研究生差点比不了业，这一次不是因为捣腾石子去卖了，而是因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了十二中全会的自由化分子的典型文章，陕西省八大自由化典型。以至消息传到陕北吴堡县的农村，张维迎的父母也被告知，“你家娃出事了”。然而，一切都是因为在那个政治形势极其复杂的年代，张维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
1983
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豆腐块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所以，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把向钱看看作“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张维迎的观点是：
“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
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不会被很多人接受，何况那个年代。
本身是一场学术性的讨论，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形势演变成了批判了“一切向钱看”的观点，对《为“钱”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级，学术讨论变成了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
张维迎摊上大事了
…
他不得不接受一连串的批判，还要写检查，并把检查发表在《西北大学报》和《陕西日报》上。张维迎后来回忆说其实他本来可以留校教书的，但是由于发生这件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想待，平时都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间一批判起你来，好像你真的犯了错误，你真是一个坏人，有那样一种感觉。”我想他当时应该很伤心
…
那一年，他
25
岁。
这次风波也使他下定决心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
从西安到北京，从西北大学到国家体改委，从学生到政府工作人员，从理论到实践，刀锋初露的年轻人迎面走向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
3.
莫干山上的年轻人
（
1984
）
莫干山依旧，张维迎既在又不在。
那时的经济学家不多，收入也不高，然而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今天的经济学家很多，收入大大提高，然而影响力
…
中国改革时期的有过无数次会议，然而能被记载的很少。
1984
年
9
月，中青年经济学家所召开的的莫干山会议则肯定会被记入史册。
这次会议，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
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就明白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等。
这是一群忧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被“
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
”的“铁血原则”吸引，啸聚浙江莫干山。后来，这帮人，有的被记住，有的被遗忘，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平淡了。
参加者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张维迎，他只有
25
岁，是他研究生的最后半年。他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从
1300
余篇应征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莫干山会议的
150
人成员之一。
80
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价格始终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价格（以北京市为例，一斤富强面粉的价格大概是
0.25
元，一台洗衣机大概是
650
元，那时候普通的房子每平米是
1700
元左右，两台洗衣机就可以换一平米房子的时代
…
）。
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
1979~1984
年国家先后
6
次大规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须把‘不胀钢温度计多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
怎样才能将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双轨制！
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
“
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全新的均衡的价格体制，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
”。
他的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
莫干山，对于普通人而言只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一座风景优美的名山；
莫干山，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是一面改革的旗帜；
莫干山，对于张维迎来说，则是他锋刃耀眼的福地；
因为，中国经济学界无法不注意到这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4.
国家体改委：张主任的体制内生活
（
1984~1990
）
他在体制内的生活和高校里似乎没什么不同。
非常幸运，价格这篇这篇文章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这年
12
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1984
年
12
月
~1990
年
7
月，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最后获得的学术职称为副研究员，职务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处在这样一个职务，对于热爱学术的张主任无疑再好不过。
30
岁不到，张维迎已经横扫中国最顶尖的经济类期刊，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比较》等期刊上，相继发表了十多篇重要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主题，涉及的问题有价格、价值、企业家、股份制、宏观调控等等，既有专业方面的学术价值，更有着特殊的政策价值。
当然，张维迎也有过低潮，那时候他便与朋友打打桥牌，并且，他从打牌中得到启示：“
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好比说想在打牌当中获得乐趣，我们四个人就可以打牌。但是为什么要参加打牌呢？我从打牌玩游戏当中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一种市场，所以市场就是自由
。”
张维迎作为一个自带锋刃的经济学家，不抛出一些犀利的观点才不正常。在那个年代，他就敢喊出“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口号，就敢提出“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这样的观点，
在国家体改委的
6
年时间，我的觉得张维迎也略有遗憾，这遗憾就是少了一些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