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原创｜张维迎：自带锋刃的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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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满头挺立的白发是他留给你最有型的画面，眼角的微笑是他留给你入冬前的最后一丝春风，因为，他犀利的言语马上就来了。

为什么用锋刃来形容他？

锋刃，是锋利！是坚韧！

张维迎的观点总是那么锋利而闪亮！

张维迎在自己连贯的思想路径上奔走，他特定的学术观念已经成为他个人的传统，坚忍不拔不仅仅是可以形容性格，也可形容观点，多年来，张维迎的学术观点始终如一：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但是，他又在不断创新自我和消除自我，让自己的观点更新颖更符合时代，他这柄锋刃在岁月的打磨下，愈加锋利！

让我们在时空交叉下来看维迎！

正   文

1. 吴堡县宋家川中学高中：烧饼少年成长记（1959~1977）

时间滑翔到了2016年，吴堡县依然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而张维迎再也不是那个烧饼少年。

吴堡县是位于陕西省省会西安600多公里外的一个贫困县，1959年11月1日，张维迎出生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父母均是不识字的农民。贫寒的家境让12岁的张维迎，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里外的地方打工。但是他的似乎从小就有非常强的学习天赋，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学霸”君，贫寒的家境锻炼了他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1974年，张维迎15岁进入吴堡县宋家川高中。

在高中，张维迎的锋刃开始闪亮出来，那是刚入学不久，张维迎听说铺路的石子可卖钱，为了赚点钱补贴家用，他就跟镇上同班的几位同学到河滩将鹅卵石捣成石子去卖钱，在现在看来这是勤工俭学，可是那时候是“搞资本主义”，这件事被学校发现了，要严肃处理，幸亏当时的教导主任保护了这帮同学，可是之后张维迎不得不和石子说拜拜了。

高中毕业后，张维迎作为村里的知识分子，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了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这应该就是张维迎人生中的第一份正式工作，那一年，他17岁。

生产队会计这份工作，让张维迎看到了很多现象，也思考了很多问题，他后来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就是：“

在农村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事。生产对的树老长不了，没有人去关心。过了几年农民商量了要分给个人，头天晚上商量分给个人，第二天小树苗被砍了烧柴了。然后树又收回来生产对了。为什么自利的人把小树苗砍了，而不等几年之后长大了去卖呢。因为预期会被收回去，他们看到没有被砍的树收回去了，砍的烧柴了。如果政府有耐心，砍了就砍了，没有砍的人卖了很多钱，砍了的人就会后悔，然后树就长起来了。”

关于产权，他还举过这样的例子：在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里，“捞河炭”曾是村民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每次等黄河大水退去，这里的人们争先恐后冲向河滩，把自己的草帽、衣服、麻袋、扁担，甚至是内裤，盖在那些被大水从上游冲下来的煤块上面，以示“有主”。

1977年的10月份的某个早晨。张会计正准备到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我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张会计的内心应该是颤抖的…这种颤抖应该是属于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青年。

于是乎，张会计在繁忙的秋收季节，开始利用每天的田间时间进行复习，然后他扛着一大摞烧饼走进考场的，考一门吃一个，考完了，烧饼也吃完了，最后这位“烧饼少年”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录取了，录取在新办的政治经济学专业，那一年，他18岁。

从吴堡到西安，从黄土坡里到繁华的城市，从张会计到张大学，烧饼少年的人生正在逐步开启，中国的经济改革的大潮正在逐步开启…

2.西北大学：刀锋初露的年轻人

（1977~1984）

青年张维迎的“叛逆”成就了他以后的卓越的学术勇气与学术良知

18岁的张维迎，即使再成熟和聪慧，也不会太超越年龄的限制，尤其是刚上大学的美好时光。那时的张维迎还谈不上有多远大的抱负，对一个农村娃来说，能上大学有一个城市户口和一份工作就满足了，更多的奢望实在不敢有。张维迎后来说，“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钱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家，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这就是那时他最真实的想法吧。

张维迎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在经济学的帝国大厦里不断积累着。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中国经济学界“西北王”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这位严肃而尽职的教授对他要求很严，同时这位教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家：刘世锦、邹东涛、张维迎…

1982年3月在西安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数量经济学研讨会，西北大学是主办单位之一，使他有机会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在这次会上他和田国强、杨小凯等同分在一个理论组里。张维迎在大会上语出惊人：

“如果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为了使国家昌盛，人民富强，而是死死守着那些过时的教条，那么他们的良心何在呢？”

身在西北，心系天下。

他，也不过23岁。

1983年张维迎的研究生差点比不了业，这一次不是因为捣腾石子去卖了，而是因为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成了十二中全会的自由化分子的典型文章，陕西省八大自由化典型。以至消息传到陕北吴堡县的农村，张维迎的父母也被告知，“你家娃出事了”。然而，一切都是因为在那个政治形势极其复杂的年代，张维迎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1983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一篇豆腐块的报道“首都青年个体户座谈批判向钱看”，这引起了他的思考：为什么在中国钱被视为万恶之源？为什么中国人“学而优则仕”，而西方人“学而优则商”？所以，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为钱正名——有感于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的文章，把向钱看看作“价值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张维迎的观点是：“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不会被很多人接受，何况那个年代。

本身是一场学术性的讨论，然而由于复杂的政治形势演变成了批判了“一切向钱看”的观点，对《为“钱”正名》的批判突然升级，学术讨论变成了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

张维迎摊上大事了…

他不得不接受一连串的批判，还要写检查，并把检查发表在《西北大学报》和《陕西日报》上。张维迎后来回忆说其实他本来可以留校教书的，但是由于发生这件事，“就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想待，平时都很好的一些人，突然之间一批判起你来，好像你真的犯了错误，你真是一个坏人，有那样一种感觉。”我想他当时应该很伤心…那一年，他25岁。

这次风波也使他下定决心离开西安，到北京闯天下。

从西安到北京，从西北大学到国家体改委，从学生到政府工作人员，从理论到实践，刀锋初露的年轻人迎面走向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

3.莫干山上的年轻人

（1984）

莫干山依旧，张维迎既在又不在。

那时的经济学家不多，收入也不高，然而却有着非凡的影响力。

今天的经济学家很多，收入大大提高，然而影响力…

中国改革时期的有过无数次会议，然而能被记载的很少。1984年9月，中青年经济学家所召开的的莫干山会议则肯定会被记入史册。

这次会议，使中青年全面崛起，开始影响中国的改革时代。

看看参加这次会议的名单就明白了：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张维迎、周其仁、华生等等。

这是一群忧心于城市改革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被“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铁血原则”吸引，啸聚浙江莫干山。后来，这帮人，有的被记住，有的被遗忘，有的升官了，有的落野了，有的经商了，有的平淡了。

参加者中，年龄最小的就是张维迎，他只有25岁，是他研究生的最后半年。他以《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文从1300余篇应征论文中脱颖而出，成为莫干山会议的150人成员之一。

8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农副产品和初级工业品的价格始终偏低，价格体系很不合理价格（以北京市为例，一斤富强面粉的价格大概是0.25元，一台洗衣机大概是650元，那时候普通的房子每平米是1700元左右，两台洗衣机就可以换一平米房子的时代…）。

价格改革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要不要改？怎么改？当时“调价派”代表了主流，1979~1984年国家先后6次大规模调整农产品价格，但张维迎认为光调不放不是真正的改革，因为“调”只是用“新的不胀钢温度计代替旧的不胀钢温度计，而真正的改革必须把‘不胀钢温度计多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否则治标不治本。

怎样才能将不胀钢温度计换成水银柱温度计呢？他从农产品价格改革中得到启示。双轨制！旧价格用旧办法，新价格用新办法，然后逐步放开，建立一个全新的替代价格制度。

“所谓价格制度的改革，就是有计划地放活价格管制，逐步形成灵活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全新的均衡的价格体制，以充分发挥价格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效能”。

他的论文再度作为最有价值的理论方案引起轰动，成为研讨会向中央领导报告价格改革思路的基础，对随后的价格改革起到了相当有份量的作用。

莫干山，对于普通人而言只是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一座风景优美的名山；

莫干山，对于中国经济学界来说是一面改革的旗帜；

莫干山，对于张维迎来说，则是他锋刃耀眼的福地；

因为，中国经济学界无法不注意到这个叫张维迎的年轻人了！

4.国家体改委：张主任的体制内生活

（1984~1990）

他在体制内的生活和高校里似乎没什么不同。

非常幸运，价格这篇这篇文章得到当时正在组建体改所的高尚全先生的欣赏，成为他进入体改所的“敲门砖”，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

1984年12月~1990年7月，张维迎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最后获得的学术职称为副研究员，职务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处在这样一个职务，对于热爱学术的张主任无疑再好不过。

30岁不到，张维迎已经横扫中国最顶尖的经济类期刊，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社会科学》、《比较》等期刊上，相继发表了十多篇重要论文，每篇都紧扣改革的大主题，涉及的问题有价格、价值、企业家、股份制、宏观调控等等，既有专业方面的学术价值，更有着特殊的政策价值。

当然，张维迎也有过低潮，那时候他便与朋友打打桥牌，并且，他从打牌中得到启示：“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利益，好比说想在打牌当中获得乐趣，我们四个人就可以打牌。但是为什么要参加打牌呢？我从打牌玩游戏当中能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一种市场，所以市场就是自由。”

张维迎作为一个自带锋刃的经济学家，不抛出一些犀利的观点才不正常。在那个年代，他就敢喊出“学而优则商”这样的口号，就敢提出“愚公真是愚，他为什么搬山而不搬家呢？”这样的观点，

在国家体改委的6年时间，我的觉得张维迎也略有遗憾，这遗憾就是少了一些论战…

5、牛津大学

（1990~1994）

终于站在街上看街景！

在正式去牛津读博之前，张维迎已经去过一次了。1987年，他获得了一个赴牛津大学做一年访问学生的机会，并于当年10月成行。在牛津做访问学生的经历使他大开眼界。他感到自己先前在国内通过自学接触到的一点西方经济学实在是微不足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窗户上的一个小孔所看到的一角街景。”

在回国之前，他就决定一定要到牛津去攻读博士学位。做访问学生时的优异表现让使他赢得了世界银行的一笔奖学金。

1990年9月，张维迎第二次来到英国，正式成为牛津大学博士研究生。接下来的四年无疑是让张维迎终生受益的四年。

攻读牛津的博士，有两种方式：一种是“Bycourse”，要修完全部规定的课程，并通过严格的考试，然后再撰写博士论文；另一种是“Byresearch”，就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研究成果经学术委员会认可达到博士学位标准后，即可授予博士学位。毫无疑问，后者是一个较为安全的选择。

但是张维迎不假思索地选择了前者，当然，这也意味着“苦”！

在国外拿博士学位的痛苦过程，在此就不用赘述了，反正是非常痛苦。

1994年8月的一天，具体时间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张维迎一定会铭记。因为，张维迎在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年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得到与会者的好评。著名经济学家、委托－代理理论的创始人之一赫姆斯特姆（Holmstrom）认为他的研究非常有意义。

随后，其博士论文中文版《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一经面世，即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不少大学的经济学研究生几乎是人手一册，首批印刷5000册，但三个月后出版社就不得不加印。

张维迎的博士论文不仅对当时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国企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他的博士论文里充满了数学符号和公式，似乎是一本纯理论的学术著作，与中国的实际没有多大关系。但真正读懂这本书的读者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书中的思想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独特的理论指导价值。特别是，他提出的“国有资本变债权，非国有资本变股权”的改革思路在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Lardy教授称为“张氏定理”。

由于他在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方面的成果和影响，张维迎被国家体改委聘任为“现代企业试点咨询委员”，并多次被国家经贸委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邀请在有关会议上作主题演讲。

6、北大任教

（1994~至今）

这些年他和林毅夫、郎咸平、李稻葵、华生、高西庆、余斌…等人都有过论战，张维迎的锋刃从来都在。

1994年的张维迎，既没有留在国外，也没有回到政府部门，而是走进了北大，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

回国之初，张维迎面临最尴尬的问题是：“为什么没有留在国外？”

凡是犀利的人，必定长期与寂寞为伴；

凡是激情的人，必然时刻盈溢着希望。

他能耐得住寂寞，因为他对学问有特殊的偏好，所以高校是他最好的栖息地。

他关心中国经济，因为改革而让他走上历史舞台，所以回到中国是他唯一的选择。

1.教书育人

张维迎到北大后为博士生开设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博弈论》等课程。他讲课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容非常充实，逻辑性强，当时大部分都是国内学生以前很少接触到的。尤其是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企业理论等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兴趣。他曾说：“我希望我在课上端给你们的是一杯浓茶，你们回去兑上些水后还能觉出它的香；如果我现在就端给你一杯味道很淡的茶，那我实际上是在浪费你们的时间。”

张维迎的课现在依然非常受欢迎，经常被各大高校或其他学院闻名赶来的学子围观，旁听生一堆，上课的时候，张维迎从不管这些事情。偶尔，张维迎还会在课堂上赠书给学生们，如果碰上要求签名的学生，张维迎也是乐此不疲。

张维迎的课堂非常生动有趣，他认为，“再深奥的理论都可以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表达不出来就是你还没有搞懂”。在介绍莫里斯教授和信息经济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时，张维迎用了一句外行都能明白的话：如何让人说真话，如何让人不偷懒，课堂上的深入浅出让学生非常受益。

这种有名气、有水平同时又非常随和的老师，在学生中欢迎程度自然是爆棚的。

2.学术观点

作为一篇介绍学者的文章，如果没有对学者的学术观点的深入挖掘，这篇文章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在此本文对张维迎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式总结，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新的启发与思考：

在看张维迎理论之前，请先确立一个中心，张维迎的核心观点是如何让企业家更好的发挥创新作用！围绕如何发挥企业家作用这一命题扩展到政府层面、产权制度层面、政策等等诸多方面，既有大政方针上的倡导，也有微观到企业家与职业经理人信任机制的建立这样的小问题，所有问题的落脚点是如何让企业家更好的发挥作用，让经济政策更好的服务业企业家。

（1）经济学思维

张维迎认为经济学是经济学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一种改进生活、认识世界的武器，经济学可以让人做出更好的决策，帮助人们理解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有助于理解政府政策的优劣，改进人们的思考方式。张维迎最推崇的经济学派是奥地利学派，他认为经济学的曙光在奥地利学派，最推崇的经济学家是哈耶克和米塞斯。张维迎认为作为一个学者，经济学家最主要的社会责任是要去发现一些别人没有发现的知识。

（2）企业家

关于企业家张维迎有很多观点，归纳如下：

1）企业家非常重要：他认为人类发展靠企业家精神，拯救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企业家，企业家的水平将决定中国增长潜力，没有企业家的创新就没有中国的经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2）政府与企业家：张维迎永远站在企业家的立场上，可以说是国内替企业家说话最多的经济学家。在政府与企业家的天平上，他把自己的全部砝码压在了企业家身上。他认为政府干预抑制了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是政府规划不出来的；他希望政府能为企业家提供稳定环境，较少的干预企业家行为，让企业家摆脱政策不确定性的困扰；同时，权力腐败导致企业家不走正道，让企业家不把精力用在思考怎么使消费者更快乐，而是用在怎么使官员更快乐，这是企业家的短视，是企业家资源的浪费。

3）企业家培养：企业家是市场买卖出来的，政府委派不出企业家，商学院里也培养不出企业家。他对企业家“只有种草积极性，没有种树积极性”的行为提出批评。

4）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张维迎认为企业家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财富。

5）对中国企业家的要求：企业家最重要的任务，企业家天生就是发现和开拓市场的；企业家只有拥有一颗自由之心才可以创新；应成为制度企业家，制度企业家可以引导人们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代替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从套利型企业家到创新型企业家，企业家要从唯利转向创新。

（4）市场

1）市场没失灵是市场理论失灵了。

2）把属于市场的还给市场。

（5）产权

产权是社会道德的基础，核心观点是“无恒产者无恒心，无恒心者无信用”。

（6）创新

1）创新需要法治保护。创新是企业家的基本职能，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治，企业家便不可能真正进行创新；

2）创新需要自由保障。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

（7）国企

完善公司治理已成国企改革最大挑战，垄断环境下生存的国企没有竞争力可言。

3.经典比喻

把一个复杂的概念或思想形容得十分生动易懂是一名优秀经济学家的必备功课。

因为纯粹，所以透彻；

因为现实，所以鲜活；

张维迎有很多信手拈来的比喻，充满了鲜活的气息。

（1）产权

关于产权的问题，张维迎这样说：假如把月亮交给一位农村老太太，月亮产权是清楚的，但没有效率，美国人随便就飞到月亮上去了，这个老太太管得了吗？由此他提出观点：进行产权改革，并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楚，而是因为现存的安排没有效率。

（2）国企改革

“在马背上划白道道制造斑马”。

（3）外部性

女孩子打扮得漂亮一点，有正外部性，因为旁人也可以从她的漂亮的打扮中得到愉悦。按新古典理论，经济学家会告诉你，由于有外部性，这个人选择的化妆水平一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所以政府应该该补贴她。这很荒唐。现实中可以看到，没有政府补贴化妆品。

（4）竞争

企业为什么要创造新产品——例如，原来有很多种矿泉水，为什么还要出一个新品牌；原来已经有笔记本电脑，为什么要生产iPad？因为这是企业的竞争手段。

4.张林之争

这些年，张维迎的论战太多，这些年他和林毅夫、郎咸平、李稻葵、华生、高西庆、余斌…等人都有过论战，张维迎的锋刃从来都在，犀利言论非常之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与林毅夫的论战，因为“张林”之争，不仅是一场学术之争，更是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方向和方式的争论。

（1）1995年的国企之争：

1995年他们二人就爆发过国企改革的大争论，被称为北大“交火”事件。

林毅夫认为国企制度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而内生出来的。国企改革起点应在于剥离其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国有产权归属是清楚的,国有企业公司化改革后,面临同样的委托-代理问题,竞争的市场环境可以为政府提供有效的经营管理信息。

张维迎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有经营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2）2016年产业政策之争：

2016年他们二人有爆发了产业政策存废之争。　8月25日，张维迎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峰会上发表演讲，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意味着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更像是一场豪赌。他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给任何行业、企业特殊政策。他还具体解释称，制定产业政策不能靠官员、专家和企业家：政府官员不具备企业家的警觉性和判断力；专家没有敏锐性和创新必需的软知识；企业家已经是成功了的，但是过去的成功不是未来的指路灯。

9月13日，林毅夫发表文章，观点鲜明针锋相对。他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产业政策才能成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

张维迎可以说是国内最具有争议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从他成名以来始终随心所欲的经济学家，不被盛名约束，自由的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能说他是最大胆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一定是最敢说的经济学家…，有过非议、也有过赞扬，他对这些似乎并不怎么在乎，如同课堂上是否有旁听生不会影响他讲课一样，他始终只是那个自带锋刃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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