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8年1月，神圣的俄罗斯立宪会议召开了，代表们开始试图以此建立伟大俄罗斯民主的政治理想。最大的民主党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正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的主席台上慷慨激昂，探讨俄罗斯的民主，议员们的讨论无休无止。
这时候，负责保卫立宪会议的水兵头领热列兹尼亚科夫与他的同僚们却倍感疲倦了，于是，不爽的热列兹尼亚科夫走上主席台，拍着这个国家最大民主党派领袖切尔诺夫的肩膀说，“先生，休会吧，水兵们累了，需要休息。”尽管切尔诺夫咒骂水兵们的野蛮，但水兵的刺刀远比议员的口舌更有说服力。最终，立宪议会关上了大门，而俄罗斯民族两百年的民主梦想就被一句：“水兵累了， 需要休息”终结了。
这一历史瞬间在俄罗斯争论至今。但只到今天，人们似乎尚未完全明白俄罗斯民主的梦想为何失败。事实上，民主的毁灭不是因为列宁的狡诈，也不是因为克伦斯基的无能，更不是因为科尔尼洛夫的野心。而是因为民主根本不可能扎根于一片她无法生存的土地，这是一个需要被意识到的重大政治问题。
贫富差距巨大的阿拉伯国家，缺乏数量庞大的有产阶层作为巩固秩序的中坚力量，民主运动使得秩序崩溃的国家变成了豪杰争雄的沙场——对于一贫如洗的广大阿拉伯国家底层青年来说，秩序瓦解后“均贫富”的烧杀掳掠才是内心的真正追求——民主不过是口号
拥有强大的有产阶层、贫富分化较低的台湾、韩国则能够建立相对稳定的民主制度——因为有产者的诉求就是拥有能够保障自身财产的政治权利，并不想破坏现有秩序
历史从来都是惊人的相似，英格兰经历共和革命后，消灭了封建但不够专制的查理一世，经历长久的动荡后，新共和国的统治者克伦威尔却是一个极端残暴专制的领袖（事实上，共和革命后的英国是英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法国大革命的推动者们捧着民主和自由的花环埋葬了波傍王朝的腐朽统治，却引来法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统治者罗伯斯庇尔恐怖专制（1793）和最专制的野心家拿破仑的帝国统治（1806）；俄国的二月革命者怀着人类最天真纯洁的幻想致力于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共和国，却最终换来了斯大林这种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无情的专制暴君；西班牙人1931年驱逐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建立了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度，最终导致了3年的血腥内战，付出惨痛的人口损失后，西班牙建立了西方国家中唯一一个持续到70年代的残酷专制统治---佛朗哥将军的钢铁政策。
总有人在鼓吹民主，赞美自由，并怀着这些天真的理想致力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然而，结果往往是这样的，当腐朽无能的官僚被推翻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动荡和流血之后，新产生的政权往往是专制残酷上远远超越那些腐败官僚的统治机构。
无数的失败例子并没有使得那些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思考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大众因何不满？因何愤怒？因何有革命的欲望？
是缺乏民主吗？不是，大众的自私的内心并不关心能否在高度国家层面的问题上有没有发言权；是缺乏自由吗？不是，大众短视的智慧并不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无法享受自由选择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力所产生的好处，相比于自主他们本质上更喜欢随波逐流被人支配。
（觉得内容好，就点一下广告吧！
）
大众到底在意的是什么？
是平等，是虚荣。一个被极度压榨而极端贫穷的人只要看到周围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他都会觉得满足，不会有丝毫不满；一个即使相对富裕的人，只要看到周围有人比自己更富有，他都会因为虚荣心受创而产生无可遏制的愤怒感。
在大众所有的情感中，他最在意的就是平等，他宁可希望所有人都和自己一样贫穷，也绝不希望自己比较宽裕却有人比自己过得更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愤懑心理的产生是因为这种现实差距带给当事人无法回避的虚荣心挫折感，只有两种心理机制可以应付这种情形，1、承认自己无能；2、咒骂社会。前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产生后一种情绪（而后者往往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蒋介石在1947年提出了宪政，开始全国投票选举，他试图以民主和自由思想挽回人心，其实他错得离谱，他根本就不知道大众因何不满。可怕的贫富差距所导致的严重不平等思维早已挟持了大众，大众最期盼的不是民主，更不是自由，而是有一只力量能够带领他们均贫富，分土豪。毛泽东就看出了这点，所以他成功了。
大众唯一在意的就是平等，因为只有平等才是符合大众最切身的感受。只有平等才是满足大众深层次内心渴望的唯一理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无可遏制的嫉妒心和对平等的追求，说这话的人陈胜就来自于真正的大众。
革命的产生是因为无可回避剧烈残酷的贫富差距，革命的火焰来自于无法忍受的不平等所带来的现实剧烈挫折感。所以当一场革命成功后，如果不能通过不合法的暴力手段消灭这种差距，如果这种赤裸裸的不平等感还在猛烈刺激着大众的神经，就必然还要诱发新的革命的产生。
1793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紧接着发生了吉伦特派（民主自由的首创者）的倒台，其领袖全部被处死；然后发了雅各宾派（又一派民主自由的鼓吹者）被消灭，其领导人全部被杀；然后是果月暴乱，政权更迭，无休止的动荡。直到拿破仑波拿巴的上台，他毫不犹豫地屠杀了巴黎企图反抗政府的群众，血洗了香舍里谢大街，用刺刀和大炮重新恢复了秩序，并颁布法典，补偿了全法国的土地。至此，法兰西的民主革命以一种戏剧性的结局收场：一个号称追寻自由的革命，最后却拥抱了一个野心勃勃比任何封建国王都要专制的征服者。
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一个完全民主，完全按法律行事的政权不可能用暴力和流血来重新划分社会资源的，快速消灭这种社会差距的，也就无法消灭仇恨，而这种新生的，按民主程序所产生的政权又完全不具备在一个充满仇恨和不满的社会里，维持一种秩序和稳定。当动荡发生后，你会发现这个民主政府除了在议会上争吵外，几乎不能有任何作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让强权的领袖们掌控局面，否则别无选择。抑或大众的革命领袖通过暴力取得统治权，进行一种让任何腐败官僚都失色的冷酷革命统治。
历史的规律，就像立宪民主党政治家米留可夫在1917年的俄国动荡中所看到那样：“俄罗斯要么拥抱科尔尼洛夫（军人领袖，试图建立结束混乱的军人独裁政权），要么成为列宁的俘虏”；而大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看法显然更加直白：“在革命爆发的前夜，除了布尔什维克派和科尔尼洛夫派之外，现在已经无其他的真实力量了。”
在古代，贫富差距极大的时候，人类专制到像管教野兽一样控制国家的被统治者，极端残忍的刑罚，极端残暴的杀戮，迫使大众驯服（罗马希腊则是贵族共和国，奴隶还是奴隶）。之所以通过这种残酷的手段并不是因为人类天性残暴，而是那是一个充满着憎恨的时代，唯有这种残忍手段方能维持秩序。而秩序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第一位的。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度，他的国家越专制，即使偶尔出现民主政权，也会被动荡的暴乱无情摧毁。这就是冷酷无情的现实，只有当这个国家贫富差距变得有限时，社会不再充满憎恨时，他的人民有了基本共识时，才能坐到一起商议国事。
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社会的必然。
1917年的俄罗斯和1936年的西班牙便是典型例子：民主革命不久之后是内战的接踵爆发，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自相残杀持续了3年，这是两个典型因为贫富差距而分裂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战争。整个俄罗斯和西班牙变成了死亡和毁灭的坟墓。
你可以私下里想想，那是一种怎样的残酷，如果还不算民主革命引来的新统治者是一个的革命领袖（俄罗斯）或冷酷的将军（西班牙），他们又接着以最冷酷的手段统治了自诩爱好民主的俄罗斯或西班牙人超过30年。
所以，得到真正民主的最好办法，莫过于经济的发展。事实上，历史经验也显示只有富裕国家才能催生出、也必然催生出真正的、和平的和稳定的民主。
《十月革命100年》系列：要想理解十月革命的详细进程和列宁的权谋，建议大家阅读以下文章
1、《十月革命100年：民主为什么会崩溃？》
2、《十月革命100年：枭雄的意志》
3、《十月革命100年：在非议中崛起》
4、《十月革命100年：临时政府的瓦解》
更多内容，现代马基雅维利文章全集：《王陶陶文章全集》
更多内容，现代马基雅维利语音节目：《王陶陶语音全集》
（觉得内容好，就点一下广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