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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曼维的书房
《德国天才》3
第三编 现代性的痛苦与奇迹
第三十二章 魏玛：20世纪物理学、哲学与历史学的黄金年代
在科学的许多领域中，一战痕迹持续了数年之久。1919年协约国成立了一个国际研究委员会，但把德国与奥地利排除在外。直到1925年，在《洛加诺公约》签订后，这种规则才被打破。但此时的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们却拒绝接受橄榄枝。这种僵局存在于更多非正式的层面中，如德国人被禁止参加国家科学会议，无法获得访问学者的身份，他们的研究不能被刊登在顶级杂志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物理学家的索尔维会议居然在1923年前没有德国参与者。
几乎与此同时，在魏玛共和国成立了一个新组织“德国科学援助基金”，它与大学、研究院及威廉皇帝学会整合到了一起。但是，不久之后德国科学界就遭到反犹主义的冲击，首先是爱因斯坦，此后曾获诺贝尔化学奖并发明过三层防毒面具的理查德·威尔斯泰特也因慕尼黑兴起了反犹主义而辞去了大学教职。
尽管如此，1919年到1923年的德国仍然出现了物理学的黄金时代。尼尔斯·玻尔在一战前就解释了电子如何按照某种特定的轨道围绕原子核运动，他的理论物理学研究所于1921年在哥本哈根成立，玻尔本人也随之被授予诺贝尔奖，并在同一年指出物理学与化学之间存在本质联系，即电子的连续性运动轨道只能包含一定数量的电子，而且化学元素也是以类似的方式进行化学运动。
奥地利人沃尔夫冈·泡利延伸了玻尔有关化学运动的解释，指出电子内层不可能包含两个以上的电子，第二层不可能包含八个以上电子，即著名的泡利不相容原理。此后，维尔纳·海森堡在玻尔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后来被称为“量子怪异性”的想法，并进一步发展为“矩阵数学”的方法，该理论使“原子结构首次拥有了一种真正的数学基础”。海森堡把他的发现叫做“量子力学”。法国人路易·德布罗意修正了海森堡的观点，提出了“波粒二重性”，奥地利人埃尔文·薛定谔关于此理论的著作使它很快流行开来。
新物理学正在产生新的数据，拥有着非常实用的衍生结果，这些衍生结果已经在争议中更为直接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20世纪20年代，广播进入家庭；1928年，电视机面世。喷气飞机也由英国人弗兰克·惠特尔和德国人汉斯·冯·奥海恩几乎同时发明。
物理学与数学之间的知识重叠处总是大量存在，物理学在黄金时代的进步也包含着数学新形势的发展。20世纪20年代末，由大卫·希尔贝特在1900年巴黎会议上提出的23个重要数学问题，其中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数学家们认为数学包含了逻辑，因此也拥有哲学蕴意。来自布尔诺的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在德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数学原理及有关系统的形式不可判定命题》，有效地证明了数学和逻辑学中也存在着限制，被视作逻辑学与数学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恩斯特·马赫学会在1928年更名为维也纳学圈，后来提出了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极力批判形而上学，反对“可能存在任何超越普通科学世界与常识的世界，可由我们感觉而发现的世界”的假设。对于他们而言，任何在实证上无法检验的判定都是荒谬的。由此，神学、美学和政治学的广泛领域都被他们拒绝。 美国哲学家西德尼·胡克当时也在德国，他指出德国哲学家敌视科学的态度极为传统，他们把“推动信仰、道德、意志自由、民族和有机民族国家的事业”视作自己的天职。维也纳学圈的目的是以逻辑学和科学的手段来澄清哲学。
但当时有一个人极为反感维也纳学圈，他对整个魏玛文化、全部现代性特别是柏林都感到不安，他就是马丁·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同时又是最具争议性的哲学家。他最重要的著作是《存在与时间》，这本书“几乎无法加以释读”，但是却极受欢迎。海德格尔把科学与技术视作意愿的一种表达，视作决心控制自然的一种反映，但他认为，在人性中，还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一面。他的观点的核心是意志与生命的分离，内在的生命高于且外在于意志，适合理解生命的方法并不是那种服从性的思考。海德格尔相信西方观念需要得到怀疑性的审视，因为科学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征服而非理解。他总结说，或许人类将迎来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我们应该停止自我主张，而仅仅是服从，让它如此”。
海德格尔的思想让德国拥抱非理性之举，拒斥城市理性文明，并心照不宣地赞赏那些与民族观念有关的运动，以至于从中引申出人们对英雄而非理性的诉求，使之服从于科学的替代品，服从于那些“以其生命来思考”的人。海德格尔并未创造出纳粹党，甚至也未曾营造过那种通往纳粹党的情绪，但是，正如德国神学家保罗·蒂利希所言，“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名字同法西斯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的反道德运动之间联系起来，并非毫无理由。”
另外一位重要的哲学家是马克斯·舍勒，他有两个最著名的观点，第一个是同情心的存在以及我们不能回避同情的事实，在舍勒看来，这就是上帝存在的证明，以此表明爱是我们存在的核心，心灵和理智决定了价值。另一个观点是，存在着一种“心的秩序”，即一种价值序列，从高到低排列：神圣的价值、理智的价值、活力与高尚的价值、效用的价值、快乐的价值。他认为大多数伦理系统的错误在于把某个价值提升到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而没有认识到其中存在着等级序列关系，缺少调剂所有评判的举动。假如人类把一个低序列的价值凌驾于一个高序列的价值之上，并会出现“心灵失序”。他说，感受与爱有着它们的自身逻辑，完全不同于理性的逻辑。他断言，在我们所有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联系，我们让这种联系变得更为强大、更为清晰的工作才是令人满意的事情。
魏玛德国还拥有一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大多数都对中世纪感兴趣。帕斯托撰写了一部有关19世纪早期教皇的重要史著，他成功地说服教皇列奥十三世让从不对外开放的梵蒂冈图书馆向他开放，是他得以完成《中世纪结束以来的教皇史》这部重要作品，至今仍被视为典范。佩尔西·施拉姆则撰写了《皇帝、罗马与革新》和《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两本重要著作，他有关德军最高指挥部的内部记录已经成为必读书目。诺贝特·埃利亚斯是犹太人，他对德意志犹太复国主义有浓厚的兴趣，并于1933年逃离德国，先后流亡巴黎和英国，并在那里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著作《文明的进程》。格斯肖姆·肖姆勒由于同情犹太复国主义，于1923年移民巴勒斯坦，后成为当时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希伯来语犹太文物部主任。他对卡巴拉和神秘论感兴趣，认为犹太教有着神秘的起源，倘若忽视这种因素，人们便不可能正确理解犹太教。他认为犹太教的终极形式知道相对较近时代才得以形成。这是迄今为止神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但回到魏玛共和国，当时几乎无人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