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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执教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讲授世界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中外政治制度比较、美国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代表论著有《法治与民主迷信——一个法治主义者眼中的中国现代化和世界秩序》、《农民与市场》等。
中国共产党需要回答的六大问题：发人深省 您怎么看？
由京沪五位青年学者撰写的《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上市一周，即在三大网店全部售空，上市一年多，加印28次热销34万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解放军报》等中央级媒体纷纷报道或推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读后毫不吝惜赞美之词，他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也在朋友圈引发热议。到底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让我们听听潘维教授怎么说。（本文系潘维教授为《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一书撰写的序言）这本《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2月出版）是京沪五位青年学者——鄢一龙、白钢、章永乐、欧树军、何建宇——的思想结晶。他们分析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得失，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而且诚挚地指出在新技术的时代如何改善党的建设和如何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为推介这本书写下一段文字是笔者的荣耀。
五位学者秉承了中式民本主义而非西式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不断告诫说：一旦脱离了人民，中国共产党将成为泥足巨人。我热烈地支持这个观点。只有去动员和组织群众，党才成为党而非脆弱的行政机器。群众组织起来了，才成为人民。有了人民，才有人民的权力和权利。有了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党的肌体才能不腐败，党才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照看好百姓的利益而非仅仅少数人的现代化。
五位年青学者还旗帜鲜明地反对把问题归结为“体制”、归结为所谓“威权”体制。古今中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为解决新问题而不断调整政策，在政策调整中走向进步和文明。
我国依然有很多落后现象，其根子是相对的贫穷。我国人均GDP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因此，所有欠发达国家的落后现象我国都有。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根本原因。高速发展经济，每十年翻一番，是我国解决落后问题的根本，是在人民共和国百年诞辰时完成中华复兴大业的根本。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进入第四个三十年之际，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之后，需要回答以下的六大新问题。
（1）为什么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正确关系”总也说不清？
（2）为什么群众生活质量越来越高，群众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
（3）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劳动大众的文明素质却越来越低？
（4）为什么政府官员的学位越来越高，政府的质量却越来越低——拿百姓钱不当钱，胡作非为、奢侈浪费、贪污腐败？
（5）为什么我国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但群众与党和政府却日渐离心离德？（6）为什么我国经济水准与发达国家相距甚远，经济发展却骤然失速？
上述六大问题的核心其实只有一个：共产党搞革命需要人民，但搞建设是否不再需要人民而只需要资本家和资本？搞建设是否还需要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组织起来才会有的人民，依靠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去维护人民的权益？
在经济政策上，我们强调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的抽象两分，却忽略了第三方，即百姓的要求。只要忽略经济是“经世济民”，我们就永远说不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在公共政策上，我们与医疗和教育均等化的世界文明进步趋势背道而驰。当我们极力追求“一流”的大学和医院时，生活起点的公平就越来越少，生命终点的公正也越来越少，10亿人养2亿小孩、送2亿老人的生活就越来越艰难。在社会政策上，我们强调个人主义的“以人为本”而非传统的“以民为本”，还强调行政体系机械的“网格化覆盖”而非把群众组织起来“参与”。没有了自己的、有机的自然社区组织，还被行政“覆盖”，人民当家作主就成了空中楼阁。
人民在自己居住和工作的社区无法当家作主导致了四个严重后果。（1）有组织的科层体系面对无组织、无权力的群众，政府官员就胆大妄为甚至贪污腐败。（2）日常生活里缺少自组织、缺少公正，群众就被迫个人自保，自私自利，占彼此和公家的便宜。于是，公德沦丧，人人不满。当群众成了“治理对象”，变成了以钱为本的“屌丝”时，就成为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了。（3）现代化惠及的人越来越少，文化和体育日渐属于少数人，高素质属于少数人，群众就不再信任党和政府，不再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就对反党言论听之任之。（4）群众生活中的“小事”里缺乏公正，群众就无赖化，就同情和效仿钉子户，就让政府疲于维稳，就迫使政府也无赖化，经济建设的“大事”就办不成了，比如东北高铁久久进不来北京城。
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烂根”现象。经济建设需要搞拆迁，正如抗战要征兵打日本。但没根的国民党靠“王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组织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人民自己的抗日队伍。倘若村书记不驻村，乡镇书记不驻乡镇，甚至把拆迁工作转包给黑社会，就表明党在群众中的根正在烂掉，我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
是政策而非政体决定成败。与神的世界不同，人的世界没有完美的政体。每种现存政体都有其优势和缺陷，更有其存在的原因。形而上的制度，即便貌似相同，实际操作机制却可不同，结果则可大不相同。亚洲的菲律宾和非洲的利比里亚抄袭美国政制，尽管其来有自，结果却大不相同。罗马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罗马帝国的衰落，美国制度再好也没能阻止19世纪的血腥大内战和21世纪走向衰落。秦立郡县、隋立科举、民国立宪政，这三大重要制度被后代继承，但三个创制朝代却都短命，分别仅存活了16年、38年、38年。人类不可能有永动机式、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政制。活人很容易绕过死制度，制度会被由俭入奢的人腐蚀而失效。换言之，建“治本制度”的思想既懒惰又愚蠢。西汉末王莽照着抽象的书本概念义无反顾地大搞“改制”，他的悲惨下场成了千古笑料。
无视地理和历史经历的差异，无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制度决定论属于唯心主义，还是文化偏见在今天的主要载体。
国家兴衰不取决于政制，而取决于政策。在当代中国话语里，决定国家兴衰的政策分为四种：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抗战时延安胜过西安，我们归结为三条“延安经验”，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我国政体没有本质变化，但有了改革开放政策就有了21世纪的中国经济奇迹。近40年前，我国的大政方针从“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改革开放”，政治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思想路线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组织路线从看“办大批判会”的本领变为看“发展经济”的本领。政体未变，我国出现了崭新的局面。换言之，国家出了问题，不应像王莽那样照经书里的抽象概念“改制”，而应针对问题检讨大政方针、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毛泽东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概括起来，我认为这本书阐述了两个道理：第一，办中国的事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二，中国共产党只有信仰人民才能领导人民。因此，这本书在新时代重新诠释了毛泽东那段著名的话：“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归根结底，作为传统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民本主义讲的也是政府要信仰人民，把人民当上帝。信仰人民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伟大道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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