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强:我觉得学界还是要做比较长期一点、基础一点的工作,就比方像我刚刚说的迁移学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基础的研究。但是另一方面,学者毕竟是人,喜欢在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长期地做研究,这就导致大家都在耕耘自己的自留地,没有一个新的和大的方向。
什么叫大的方向,我举个例子,1960年代美国的肯尼迪总统提出了登月计划,这就是一个大的方向。美国军方提出了种种新的研究可能性,比方说像无人车比赛,包括现在的双腿机器人比赛。这种方向的引领只有政府来做,要把目标定得非常长远,然后又可以检测,看是不是做到了,通过每一年的大赛;这个大目标、大方向的建立,是政府应该做的,同时,这也是对政府的一个很大的考验吧。
在和学界的合作方面,我觉得中国的工业界已经做得很好,在某些方面比西方都要好。举个例子就是比方说我们跟微信的合作,或者和国内其他公司的合作,在这些合作中,他们都很慷慨和开放,我的学生可以使用他们的数据,可以把我们设计的东西在他们的平台上实现。相比之下,我们过去跟西方公司的合作就不太深入,即使有合作,彼此之间还是分得比较清楚,我们做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有用,这样就不太容易做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这一点上,中国有很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