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欧洲政党党员数量的衰减

比森等人所列出的第一组数据基于最新获得的数据，总结了当今欧 洲民主国家党员数量的总体水平。这些数据用以下两个标题来显示: 用 原始数据( raw numbers) 来表示的党员总数量和以选民的百分比表示的 党员数量( M/E) ———一种更适合于跨国比较的指标。这些数据列在了 表1 中，以国家的M/E 等级从高到低排列。

表1 各国党员数量水平

如果把所有27 个国家加在一起，汇总数据显示平均党员数量比率 刚刚不到4. 7%。这有点低于20 世纪90 年代末的20 国调查中所报告的 5. 0% ( Mair and van Biezen，2001) ，并且大大低于20 世纪80 年代对更 少国家的调查中所记录的水平( Katz et al. ，1992) 。这清楚地表明了下 降的趋势在进入新世纪后得到了延续。当比森等人注意到他们早期研究 中最初20 个国家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只有4. 3%，几乎比27 国的平均 数低了半个百分点时，这种趋势就变得越发明显。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 间里，这些国家的平均党员数量水平又下降了0. 7%。另一方面，由于 包含了塞浦路斯( 16. 25%) 这个高党员数量的样本，27 国的总平均数 被轻微地推高于20 国的平均数。奥地利持续的高党员数量水平也是值 得注意的。塞浦路斯和奥地利都是明显的异常值，排除这两个数据将会 降低国家总平均数至3. 9%。像拉脱维亚和波兰这样的国家则处于另一 个极端，它们的党员数量水平甚至连1%都不到。另外，英国、匈牙利、 法国和捷克也低于2%。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对20 世纪90 年代末党员数量水平的分析指出: 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其他民主国家中脱颖而出，并且比森等人预感到这些 差异将继续在最近的数据中显现。尽管民主政治从柏林墙倒塌后已经发 展了20 年，但是情况明显就是这样。如果把所有新兴民主国家加在一 起，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总体党员数量平均水平有3. 5%，相比之下那 些老牌的民主国家的平均数有5.7%。这种差异完全是由于后共产主义 民主国家所引起的，因为和比森等人的期望相反，三个南欧民主国家现 在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 4. 9%) 实际上高于27 国的总平均数。诚然， 几乎所有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 除了斯洛文尼亚和爱沙尼亚) 都低于 总平均数。东欧的民主国家往往都聚集在列表的底部，五个排名最低的 国家中有三个是从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此外，如果把它们加在一起，后 共产主义东欧的党员数量平均水平只有3%，仅仅只有西欧和南欧民主 国家加在一起的平均数5. 6%的一半多。

表2 列出了新兴民主国家对党员数量水平产生影响的结果，显示 出在1989 年后建立的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明显变少了。当 分析中的两个异常值被排除后，这个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存在。有 趣的是，国家大小的影响( 下面会讨论到) 在两种情况下保持不变。 当包含了民主国家的类型时，它的数量实际上似乎增加了( 第三和第 四列) 。

比森等人预感到: 由于大国估计会有更低的党员数量比率，大国和 小国之间的差异将会持续存在。最近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趋势。法国、 英国和德国这些大国在M/E 水平中排名是最低的，而奥地利、塞浦路 斯、芬兰和比利时这些小国是排名最高的国家。当然，这种关系也不是 完全明确的，因为如拉脱维亚和爱尔兰等一些小国也有着相对较低的党 员数量比率，而意大利却有较高的党员数量水平。选民规模和党员数量 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是－ 0. 284，并且在统计学上用小样本的情况下显 然只有0. 10 的水平。这种大与小的二分法( dichotomy) 进一步地证明 了党员数量水平可能反映了一种系统性偏差( systemic bias) ，它可能在 其他形式的协会和组织中也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如此，鉴于发掘的国家数量不多，任何对于这种关系没有做分 布假设( distributional assumptions) 的调查都是相当冒险的。各国选民规 模分布的不均匀表明: 如果规模很重要的话，它可能不会对党员数量水 平产生线性的影响( 参见Weldon，2006) 。为此，比森等人将“规模” 这个比率变量记录成一个两分法变量，从而创造了一组拥有超过两千万 合法选民的“大国”( 按从低到高排列，包括了波兰、西班牙、法国、 英国、意大利和德国) 和一组“小国”( 所有其他国家) 。为了评估大 国和小国之间党员数量水平的平均差异，比森等人仅仅是从后者回归 ( regress) 到了前者身上。结果表明，这个影响的系数是2. 48，这意味 着小国所登记的党员数量平均比大国多了约2. 5% ( 见表2) 。这个数字 并没有异常高，但确实在常规的水平上实现了统计学意义(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当对排除奥地利和塞浦路斯这两个( 小的) 异常值的分 析进行重复时，相应的系数减少了一半以上( 达到了1. 27) ，而相关的 不确定性也减少了( 0. 734 对比1. 14) ，因此这个影响由于两个异常值 的存在而提高了。即使在没有它们的情况下，选民规模和党员数量水平 之间似乎仍然有着显著的关联。

比森等人所提出的第二组数据体现了党员数量水平随时间所产生的 变化。首先，他们评估了过去十年中党员数量比率的变化。为此，他们 采用了迈尔和比森所记录的20 世纪90 年代的数据( 2001) ，并把它与 最新的数据进行比较。另外，得益于最新的证据，他们能够把额外三个 国家( 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 囊括进整体比较中，以至于 纵向比较可以涵盖23 个国家。表3 给出了测量的总结，记录了在M/E 水平和党员绝对数中的变化，并按照后者的百分比从高到低排列。应当 指出的是，一些关于比较的有效性警告( 最引人注目的是政党政治发展 那越来越短的时间跨度和共产党的群众动员所留下的影响) 仍然适用于 新兴民主国家，特别是那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然而，那些新兴民主国家 现在也已经有了10 年的民主经验。在经历了约20 年的巩固后( 对南欧 国家来说要超过30 年) ，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政党和政党系统制度化经 历了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它们的数据比之前更不可能被扭曲。因此政党 在形成过程中的波动或者它们脆弱的实体组织，更可能是对于结构和系 统属性的反映，而不是这些国家过渡状态的特征。此外，那些后共产主 义国家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可能因为前执政共产党和它们的附属国 ( satellites) 所产生的组织上的影响而受到歪曲。这些组织在国家继承上 的相对影响并不是毫无关联的，并在过渡后的最初几年还是十分重要 的，但是不可能在今天产生相同的结果。捷克的例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 点( 见下文) 。

表3 中的数据表明，本世纪以来，大多数欧洲民主国家的党员 数量水平无论在绝对数还是选民百分比上都有进一步的下滑。这可 以首先从整体M /E 水平的全面稳定下滑中看出。由于调查的时间跨 度缩短了，下滑不可避免地趋于缓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一定程度 的波动是在预料之中的，只是这个趋势现在已经触底了。但这并不 是十分明确的。

除了少数例外情况，成员比率大都在下滑。此外，受调查的民主 国家是老牌的还是新兴的和成员流失之间似乎没有任何关系。尽管法 国和意大利的党员数量分别增加了0. 3% 和1. 5% ，但是大多数的老牌 民主国家都经历了成员流失。尽管西班牙的党员数量增加了，但是希 腊和葡萄牙这两个年轻的南欧民主国家的党员数量也减少了。甚至在 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党员数量水平也在大幅下降，因此打破了 对于低水平的政党关系( partisan affiliation) 可能只是它们新兴民主政 治的反映的预期。尽管爱沙尼亚在这种趋势中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但 也仅限于2002 年。

表3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党员数量的变化

这些最新数据强调了，由于用原始数据表示的党员数量在过去十年 中到处在减少，党员数量的“绝对数”也在持续减少。有时，这种减少 是非常巨大的。斯洛伐克的党员数量在仅仅七年里几乎减少了一半，而 捷克的党员数量相比20 世纪90 年代末降低了40%。事实上，因为五个 降幅最大的国家中有四个是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所以原始数据的减少 实际上在中欧和东欧似乎最明显。在一些案例中，就像捷克那样，上述情 况可以被归因于受到东欧剧变影响而产生的党员数量的持续减少。鉴于在 专政统治终结后前执政党的党员数量迅速萎缩，这种背景下的党员数量流 失也许是可以预测的。然而，在其他后共产主义国家中，其他政党的党员 数量也在大幅度下滑，这暗示着前执政党的组织萎缩并不是党员数量损失 的唯一原因。这些新兴民主国家的许多政党现在正努力留住剩下十分有限 的组织实体。

最后一组数据出现在表4 和表5 中，它分析了欧洲民主国家现在的 党员数量比率和党员数量原始数据的变化，但这一次从1980 年开始算 起( 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算起) 。从两张表格中可 以看出，党员数量损失的规模十分惊人。从奥地利和挪威减少了超过10 个百分点到德国( － 2. 2) 和荷兰( － 1. 8) 更平稳的下降，每个老牌的 民主国家的M/E 比率都明显地下降了。把13 个这种国家加在一起，平 均党员数量比率在过去30 年中下降了差不多5 个百分点。这些党员数量 的原始数据也减少了很多。在英国和法国，各政党在过去30 年中损失 了接近100 万党员，相当于1980 年前后记录的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二左 右。意大利各政党现在的党员数量比第一共和国时期少了150 万，相当 于损失了早期党员数量的三分之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特别是挪威和 瑞典也遭受了重创，它们的原始数据分别减少了60%多和50%左右。尽 管有些国家的损失看上去稍小，但是没有一个老牌民主国家的原始党员 数量的减少少于25%。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基于绝对数的平均党员数量 水平从1980 年以来下降了一半。

尽管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各政党的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连它们 也有明显的党员数量损失。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这不仅仅归因于先前的 东欧剧变。例如，捷克的党员数量绝对数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减少了 70%左右。匈牙利各政党从过渡到民主国家以来失去了超过它们原有党 员数量的四分之一，而斯洛伐克的党员数量也减少了几乎三分之一。把 这三个后共产主义国家加在一起，它们的政党所损失的党员数量超过了 它们原有党员数量的42%，并且它们的平均M/E 比率下降了2. 3%。

只有三个南欧国家似乎抵挡住了总体趋势: 尽管这三个国家在过渡 到民主国家后的几年里是在极低的基础上起步的，但是他们的平均M/E 水平自1980 年以来上升了约2%并且党员数量的原始数据增加了可观的

175%。分组平均数的显著性检验( significance tests) 证实: 在西欧、东 欧和南欧中，它们自1980 年以来的M/E 比率变化和绝对数的百分比变 化确实存在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 葡萄牙在党员数量的原始数据上只有非常小的增长，而这已经无法跟上 选民规模的增长了，因此导致了总体M/E 水平的下降。希腊和西班牙自 1980 年以来在绝对和相对党员数量水平上都有上升。实际上，西班牙是 新兴民主国家中唯一在过渡到民主国家后党员数量有持续增长的国家。 西班牙各政党现在无论在相对还是绝对水平上，都远比10 年甚至30 年 前拥有更多的党员。尽管有持续的增长，但是西班牙的党员数量水平还 是相对较低的，实际上比欧洲的平均数还要低。

如表5 中的第一列所示，新兴民主国家在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 时间段里似乎对党派水平没有产生任何变化。这表明，新老民主国家之 间的差异有助于解释党员数量水平中一个更为长久的结构性变量，却无 法说明这些初始水平( initial levels) 随时间的变化。另一方面，国家大 小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小国( 选民少于2000 万) 中，我们可以 看到党员数量水平进一步下降了1. 26%。如果这种趋势不是潜在的底部 影响( 有更高初始水平的国家比低初始水平国家有更多的下降空间) 的 产物，这就表明小国的政党解组( partisan dealignment) 过程在过去十年 中加剧了。最后，表5 中的最后一列表明了随时间变化产生的当量差 ( equivalent difference) ，把现在的党员数量水平和20 世纪80 年代的进行 了比较。当然，有限的后共产主义国家样本( 只有匈牙利、斯洛伐克和 捷克的数据) 使得从这些发现中做出推论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是 估算的。然而十分有趣的是，国家大小在预测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老 牌的西方国家的党员数量变化上的影响几乎为零，在统计学上亦毫无 意义。

如上文所提到的，自身报告的党员数量数据的潜在不可靠性使得评 估这些数据的外在效度( external validity) 非常恰当，不过这也是非常 困难的。因此，比森等人在继续讨论观察到的党员数量流失的趋势所具 有的含义之前，值得探讨一下他们从大量调查中获取的现有证据所发现 的结果。这些数据似乎表明了退党的相似趋势( Whiteley，2011; Scarrow and Gezgor，2010) 。但是，调查中这群党员的抽样误差( sampling error) 和微分反应率( differential response rates) 可能会给基于调查的党 员数量数据的外在效度引起问题。尽管如此，通过比较党员数据和调查 证据，比森等人可以评估聚合效度( 指不同测量方式应在相同特征的测 定中聚合在一起) 。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使用了欧洲社会调查( ESS) 的第四轮调查结果，他们选择ESS 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它包括了 独立的党员数量的调查。第二，它包括了27 个国家样本中的23 个国家。 第三，ESS 最新的调查发生在2008 年，这正好与他们收集的党员数量数 据的时间段相对应。

几乎没有任何与欧洲大众政治有关的指标揭示出关于党员数量流失 的如此强烈又一致的趋势。不过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希腊和西班牙，所 有表4 列出的19 个欧洲国家都在20 世纪70 年代的民主化进程中有党员 数量与选民比率的长期下降。在极端的案例中( 奥地利和挪威) ，这种 下降增加了10%; 在其他国家中，差不多下降了5%。除了葡萄牙、希 腊和西班牙外，所有国家也记录下在党员数量的绝对数上的大幅减少。 这个数值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减少了100 多万，在德国减少了约50 万。奥地利、英国、挪威和法国自1980 年以来接近损失了超过一半的 党员，而瑞典、爱尔兰、瑞士和芬兰也损失了接近一半。这些数据真的 引人注目，而且还意味着，从一般意义上讲，如此的党员数量在其特征 和重要性方面都发生了变化。

在21 世纪，谁将会成为或继续做一个党员? 从目前所知道的党员 他们自己的情况和现在对很多欧洲国家的专业党内成员调查日益增长的 文献( 例如Koole and van Holsteyn，1999; Seyd and Whiteley，2004; Saglie and Heidar，2004; Spier et al. ，2011; Gallagher and Marsh，2004; Pedersen et al. ，2004; Bardi et al. ，2008; Bovens and Wille，2011: 33 － 34) 来看， 党员们从社交和专业而非意识形态上看上去就像是一群相对不具代表性 ( relatively unrepresentative) 的公民。大多数人确实是不活跃的，比如丹麦 有七分之六的党员是不活跃的( Pedersen et al. ，2004) ，而且大多数人只 是注册了而已。总的来说，他们也可能比普通公民年纪更大、生活更富裕 并且更有可能与像教堂和工会这样的附属机构( collateral organizations) 联 系在一起( 见下文) ，同时男性也比女性要来的多。然而，重要的是要 认识到他们现在似乎比以前更不可能在意识形态上走极端化( Scarrow and Gezgor 2010) ，这意味着党员数量的不断萎缩已经发展成某些比当初 估算更有政治代表性的东西。这些党员也包括了许多政治专家，如公职 人员，党内人士，潜在的政党野心家等等。另外，似乎很大一部分年轻 党员有着明确的政治野心( Bruter and Harrison，2009) 。

零星的证据进一步暗示了党员相比非党员更有可能与公共部门和国 家服务有关系。例如，在赛义德( Seyd) 和怀特利( Whitely) 关于英国 新工党的调查( Seyd and Whiteley，2002: 40 － 45) 中，52%的工党成员 在公共或志愿部门工作，相比之下这些部门只有31%的工党选民。尽管 如此，这个数据实际上低于他们早期“旧”工党的调查记录，记录中显 示有63%的成员在公共或志愿部门工作。在20 世纪90 年代的荷兰，所 有政党中23% 的活跃党员( 和17% 的不活跃党员) 受雇于公共部门， 相比之下该部门只有大约12% 的选民( Koole and van Holsteyn，1999: 表1) 。同样，公共部门的成员在2009 年占据了德国党员35%，而他 们的劳动力份额只有7% ( Spier et al. ，2011: 50) 。在这个问题上的数 据是相对稀少的，然而，当传闻证据( anecdotal evidence) 也暗示了政 府部门占据了大部分党员，特别是左派( 教师、教授、公务员、社会工 作者等等) 时，却经常缺少精确的数据。例如，在前面引用的2008 年 ESS 数据中，那些在公共部门工作的人中有5. 3% 声称自己是党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