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颜纯钩先生是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的前总编辑，是《不二》的编辑，是我敬重的编辑。经颜先生授权，现刊发此文，以志纪念我们的文字之缘。
做了三十多年编辑，先编报纸副刊，再编书，半生为他人作嫁衣裳，如今回望，一路花花绿绿，肥瘦参差，有些做得不错，有些却不堪细说。可惜做过就做过了，没得重来，说到底，只是过程令人回味，遇人遇事，往往各有微妙的契机。
成就一本书，从来都是缘份。人海茫茫，一本书碰到一个编辑，总有它的因果，它的起承转合。有时分明到手了，却又像煮熟的鸭子飞掉，有时分明没有机会，七来八去，最后竟又成了囊中物。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人，各种各样的人，因为某种必然性和偶然性，凑到一起，就成了事。
也斯初任艺发局文委会主席时，和我商量做一点文学出版项目，当时我提议设立一个长篇小说创作奖，出版一套五本香港短篇小说十年选，分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两个项目也斯都同意，也得到公司负责人的支持。经过筹划、质询等等程序，终于搞了两届文学奖，当时担任评判的有刘以鬯、戴天、郑树森、黄继持、黄子平，从那时起，与戴天、郑树森、黄继持、黄子平保持多年的密切关系，也一直得到他们的支持。小说奖得奖者有王璞、戴平、邝国惠等，一直活跃于本地文坛，他们的得奖作品也都由天地图书出过单行本。
五本十年短篇小说选的编者是：刘以鬯、也斯、张志和、黎海华和冯伟才，这五本书，现在也成了研究香港文学史的基本参考资料。
也斯在文委会里有一批顾问（？），我与董事长陈松龄先生上门接受质询，刘以鬯、郑树森、黄继持、小思等都在座，场面肃穆，问题细致严谨，如此有份量有担当的阵容，此后在艺发局再没有见过。
应该也是九十年代中期的事，经舒非女士介绍，认识了刘绍铭教授，最初只是出版他的一本散文集《香港因缘》，后来接触多了，气味相投，慢慢成了我亦师亦友的知交，而因为刘教授，更有幸经手一批知名作家、学者和报人的著作。如果说多年来我的工作还能令自己有满足感，那其中相当大一个原因，就是得到刘教授的全心支持。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刘教授商量，准备策划一套“当代散文典藏”，希望请他主编，目标是邀请中港台部份作家学者，由他们自选一部份代表作，组合成一个系列，向香港读者推荐当代中文世界的精品。这个计划也毫无例外地得到陈松龄先生的支持。
当时我们的共同心愿是邀请林行止先生打头阵，林先生的散文“含金量”高，富真知灼见，文字有韵味，更重要的是，他的作品很少被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当下一拍即合，由刘教授出面邀请，林先生俯允，编好了《闲在心上》，出版后即震动读书界。（因为林先生的关系，我们后来又出版了曹仁超、林森池的著作，那是另一些缘份了。）
后来刘教授先后为我们主编了董桥的《品味历程》和《旧情解构》、白先勇的《昔我往矣》、夏志清的《谈文艺忆师友》、余英时的《情怀中国》等名家的散文自选集，也因为与白先勇先生有了联系，又陆续出版了他的《父亲与民国》《止痛疗伤》《牡丹情缘》等。
最有趣的经历是出版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槁》，那是一桩多年难了的心愿。我前半生三十年在内地生活，汪精卫在我心目中只是大汉奸，来香港后零星读到他的诗词，即大为倾倒。可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有一次上海华东师大陈子善教授来香港，大家聚会时我提起汪精卫的诗词，遗憾一直读不到他的诗词集。偏偏当时陈子善担任华东师大图书馆馆长，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回上海后，他即给我影印寄来《双照楼诗词槁》，自此“双照楼”成了我一番出版心事。
不只一次我与刘绍铭教授、郑树森教授谈起此事，我们一个共识便是，除非请到余英时教授写一篇序，否则宁肯不出这本书。我们都认为，身兼史学家和诗词家两种身份的余先生，才有足够“江湖地位”来为“大汉奸”的杰作站台。
初时我向明报月刊潘耀明先生处求来余先生的通讯地址，郑重其事写了一封信，结果当然石沉大海。不知是邮件误投，或是余先生对我毫无认识，不敢贸然应承，总之事情就拖了下来。每日案头杂事堆积，赶头赶命，没有下文的事经常发生，只是总觉心愿难了。
约一年多后，刘教授提议出版余先生散文选，我开始为选集的事和余先生商议，其间也不敢以“双照楼”的事情去打扰他。又碰巧明报月刊邀请我写一点小文章，我也尽力应命，诉说对世事人生的一点小感悟。有次余先生看到了，竟写传真来加以勉励，我很感激，也写传真道谢。大概因此给我壮胆了，此后不久，终于鼓起勇气，向他提起“双照楼”求序的事。
写传真时内心忐忑，担心余先生一口回绝，事情即无回旋余地。先生年事已高，个人的历史研究博大精深，更不知有多少人请他做这样那样的烦心事，他能顾得上为大汉奸诗词说几句话，看来成事机率实在不高。
世事难料，这是做人有趣的原因之一。一日回公司，桌上放着余先生的传真，余先生一口答应，只说因手头工作忙，要稍等一段时间。我当然大喜过望，即回传真道谢，并说明时间不是问题，我们会一直等，另外长短也不拘，不敢费他太多精神。
此后一直耐心等候，偶尔想起，心悬悬若有所憾，但遥想余先生灯下伏案，兴亡百感，家国牵心，正不知如何将有限时间分派给无限难题，因此也就释然了。其间余先生先后数次写电邮来道歉，说因为工作太忙仍抽不出时间写序，但已经找了相当多的数据，未来一定不负所托。如此恳切自责，看得我内心惶恐，急急又写传真去道谢。
这中间有一次，郑树森教授给我找来一张著名学者叶嘉莹教授在台湾大学主讲汪精卫诗词的光盘，看了光盘后更坚定了出版“双照楼”的决心。叶教授在演讲中引用了她的“友人”汪梦川先生咏汪精卫诗词的四首七律，因为写得实在好，我还耐心跟着光盘一字一句将四首诗都笔录下来。
终于有一天，余先生告知序要传过来了，本来以为一两张纸的篇幅，提纲挈领而已，谁知传真机一直吐纸不停，让我既惊又喜。收齐后初略统计，应该有一万多字，余先生不但谈汪的诗词，还分析汪的人格、他所处的时势、他的诗词的历史地位。当下珍重收好，又写传真去道谢（除了道谢，真不知说什么好）。
余先生序有了，我有了更大想头，还想请叶嘉莹教授为这部诗词集作注释。叶教授长期任教温哥华的ＵＢＣ，我就请在那里定居的老朋友陈浩泉帮忙，陈浩泉告知，叶教授现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我又辗转写了信到南开大学。
叶教授回信婉拒，说她年纪大了，注释工作量太大，她负担不了，但推荐她的学生汪梦川博士担任，她可以对注释做一次审订。我对汪梦川这个名字有点印象，细心一想，原来他就是叶教授演讲中朗诵四首七律的作者。
我当即同意了，并请叶教授也写一篇短序，同时，又向余英时教授报告了请汪梦川作注释的事，顺便将汪梦川咏汪精卫的四首七律抄给余先生看。余先生也很欣赏那四首诗，对由汪博士来作注释深庆得人。
到这个地步，所有的大事都办完了，后面就是我们编辑、包装、出版的工作了。书出版前，有一次在港大龙应台的沙龙碰到董桥先生，闲谈中我提起手上有一篇余先生的文章，写汪精卫的诗词，可惜稍微长一点，否则可以给苹果日报刊登一下。谁知董桥先生不假思索即说，只要是余先生的文章，多长都要。结果序文给了董先生，隔几天苹果日报以两大版的篇幅一次过刊完，而汪精卫诗词集即将重版的消息，也就广为人知。到此，为《双照楼诗词槁》所做的准备工夫，可算功德圆满了。
也还是书出版前的事，当年的香港书展正在筹备，一次与亚洲周刊的江迅先生提起，天地图书即将重版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槁》，余英时教授为这本书写了长序，书展方有没有兴趣把余先生请来？江迅一听大表兴奋，很快答应了这件事。我说余先生年事高了，恐怕要提供一张来回香港美国的商务舱机票，江迅说没有问题，我即正式写了传真给余先生，可惜余先生回复，说他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医生劝阻他作长途飞行。
我又与江迅商量，说如果可以多提供一张机票，请余夫人陪同他来，或许对老先生更方便一点。江迅神通广大，四处张罗后，又弄来一张商务舱来回机票，我又写传真向余先生报告。谁知余先生还是婉拒了，理由是他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和学生，先前多次邀请他来，都被他婉拒了，如果这次答应我们，对他的朋友学生很难交代，虽然如此，他还是很感谢我们的诚意邀请。站在余先生的立场，这完全是合乎情理的，但也因此，两岸三地的读者失去一次亲灸余先生风采的机会。
中国作家刘亚洲说过，近现代中国就给三个美男子统治了：一个毛泽东，一个蒋介石，一个汪精卫。三人中，毛、汪都是诗词大家。毛泽东诗词桀傲雄奇，倒海翻江，汪精卫诗词伤春悲秋，感时忧世，两个人的诗风正好对应了中国传统诗词的豪放派和婉约派两路，少了《双照楼诗词槁》，总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缺憾。
此事由动念到成事，总有十年八年时间，包括余先生在内的众多前辈同辈文化人，对这件事的关注和支持，促成了《双照楼诗词槁》的重版，因此也成了我职业生涯其中一件值得回味的事。
工作成败得失，最终是流水落花，唯有人间因缘令人低回，与生命共始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