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名称: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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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打不起”的羽毛球，一半来自这个小县城？

三联生活周刊 · 公众号 · 杂志 · 2024-10-21 12:20

正文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江山羽毛球企业总体的年产值只有3亿多元，在当地属于一个规模很小的行业，但它的羽毛球产量却占到了全国的55%，尤其是在全国中低档大众消费市场上占据可观的份额。这个因政策推动而兴起的产业与当地政府互相成就。

记者｜吴丽玮

摄影｜黄宇

羽毛球厂危机

一大早，浙江江山航宇文体用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周建军就赶到老虎山西边的工厂里。院子里停了一台运输车，按照现在羽毛价格飞涨的行情，一台车里2000斤的高档鹅毛切片价值至少要几百万元。“做羽毛球，最重要的就是原材料。”年过六旬的周建军个头不高，身材敦实，操着一口浑厚的江山口音，听起来着实难懂，平时厂里多是弟弟周建荣和儿子周敏在管，除非是来一批新的羽毛切片，那必定得他亲自来验收。

今天是一批从越南来的低端鸭毛切片，价格在100万元上下。周建军在一箱一箱羽毛中抽检，伸手从箱子里捞一把出来，再抖落出一两片在手里摩挲。“我看完，再去质检部门仔细鉴定，这样我心里有数。”周建军检验完告诉我，这批货大致是不理想的。“看来越南水质不行。”这是双方第一次合作，供货商是在越南办厂的一对安徽姐弟，“老板跟我说这是用越南地下水漂白的，但这个羽毛切片漂出来颜色有点黄啊。普通人对球的手感可能感觉不出来，但是颜色人人会看，肯定希望球是雪白的。”

但他还是愿意收下这批货，“具体怎么谈，要等质检结果出来”。等到中午他们谈完，周建军请这对姐弟俩吃饭，带了一瓶装在柚子饮料塑料瓶里的散装白酒，这是一辈子在乡下生活的他的最爱。我看两姐弟的脸色，恐怕谈判结果不好，那位姐姐尚能保持从容，跟酒桌上的人客客气气地敬酒，但她的弟弟一直面无表情，喝了几杯之后就涨红了脸，恹恹地不想说话了。“他是不太高兴，因为这笔买卖我们挣不到钱。”女老板后来悄悄告诉我，周建军出的价格很低，弟弟因此很不开心。“疫情防控期间羽毛球滞销，羽毛切片价格低得一塌糊涂，但我们怕工人流失，所以赔钱也得开工。我弟说，前几年一直在赔，好不容易赶上今年行情好，别人都有钱赚，怎么我们还是赚不到钱？”

“这批货如果卖给别人，能赚10万元。但是最后我把我弟，还有我老公都说服了，虽然不赚钱，我也愿意跟周总做这个生意。”女老板说，谈判时，周建军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很多他们在生产上没有注意到的技术细节，这让她非常受益，“漂白就不用说了，越南地下水的盐碱性太大，回去我们会试验用山泉水。还有一个是炕毛，他说夏天天气炎热干燥，我们水加少了，炕出来的羽毛品相不够好，另外分拣做得也不够细。”女老板告诉我们，她父亲就是开羽毛切片厂的，她接手过来也做了15年了，但惭愧的是工艺一直不精，“决定羽毛球品质的是制造企业，他们会给切片厂提需求。但我们以前生产规模太小，没有机会跟航宇这样的大企业合作。比较低端的羽毛球企业，一般也提不出什么需求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羽毛球原材料开始出现短缺，这给女老板带来了机会，“过去我们想找人引荐，但是都不愿意介绍航宇的周总给我们认识。这次终于有机会合作，比起赚钱，我更希望能抓住这个机会，以后生产出高品质的切片来”。

江山几家头部羽毛球企业的老板都出自吴村镇，吴村所在的贺村镇因此享有了羽毛球小镇的声誉

羽毛短缺给女老板的羽毛切片厂带来机遇，但对羽毛球生产企业来说却是一件头疼事。“自我们经营企业这么多年以来，这可能是行业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危机。”江山市信达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志赢的父亲吴瑞荣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参与管理镇集体办的羽毛球厂，父子俩经历过这个行业的风风雨雨，但这一次还是免不了担心。“以往价格从没波动这么大过。”吴志赢说道，去年上半年，单片顶级鹅毛切片的售价还维持在3毛钱上下，而过了7月份，价格陡然开始上涨，起起伏伏波动到今年上半年，已经卖到了每片6毛5分钱，“这还不是涨幅最大的品类。像最低档的羽毛切片，去年7月份的价格还在250～260元一斤，现在已经报价1000元以上了，是去年的4倍。”

比生产企业更早感受到市场变化的是禽类养殖场。江山市童浩家庭农场老板姜龙浩在城西北的花园垄水库下游养江山白鹅，把鹅毛收集起来晾干，总会有人直接找上门来收。“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来收鹅毛的人明显变多了，不但多，而且来了主动涨价。”姜龙浩告诉本刊，平时毛贩子都是赶着年节过后才来，“我们这里的传统是在春节、立夏、端午和中秋这几个节日吃鹅，尤其是吃立冬以后孵出的冬鹅，跟栀子花根和桑树皮一起炖，滋补去风湿。这些时候杀鹅比较多，以往都是等过了节，才有人来收毛。”但从去年开始，毛贩子上门不分淡旺季了，他们走街串巷，到了农场这样的地方，收购价会更高一些，“因为量大，就省去他们到处跑腿的时间”。去年春节过后，来他农场收购鹅毛的价格还在30多元一斤，“合下来一只鹅的毛可以卖出十几块钱，但是到现在已经涨到60多元一斤了”。姜龙浩说，这样的行情导致菜市场的零售商甚至把鹅肉的价格放低，“这两年市场上白条鹅不好卖，卖鹅的宁可降价，这样羽毛卖得多一点，差价就赚回来了”。

姜龙浩的家庭农场复兴了江山白鹅的品种养殖。江山的羽毛球行业最初就是由于江山白鹅交易市场的兴盛应运而生

去年持续至今价格上涨的主因被认为是禽类养殖数量的减少。“猪肉价格在持续走低，鸭和鹅的销售就没有什么竞争力了。”江山市三鑫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斌向我们分析道，羽毛切片只是禽类养殖的一个副产品，只能随着养殖户生产规模的缩减而产生供需矛盾。在疫情之后，人们对羽毛球运动的热情持续高涨。“人们更加意识到健康生活的重要性，羽毛球是一个很综合的有氧运动，必然会受到人们的喜欢。江山市现在有三个羽毛球馆，如果不提前预订，晚上是没有场地打球的。”

但羽毛球运动的大众喜爱并不能直接转化成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动力。“前几天行业的头部企业发出呼吁，希望企业主都能抵制羽毛切片采购价继续上涨，不然对整个行业太不利了。一些消费者是刚刚喜欢上羽毛球，如果羽毛球越变越贵，他们会觉得玩不起，很可能转到其他项目上。现在高端羽毛切片卖到了6毛多一片，一筒球12颗就要卖到200多元，打两个小时，再算上场地费，老百姓以这个成本去打一场球实在是太贵了。在这个高位的时候扩大产能是很危险的。”吴志赢说道，“我们非常犹豫，羽毛球到底要不要涨价。不涨的话，可能就要赔钱了。涨的话，又担心随着产能上升，市场需求很快下落，涨价会让产品失去竞争力。”

天然材料的标准化

绝对依赖天然材料的羽毛球实在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运动器材。

现代羽毛球起源于英国。1873年，英国格洛斯特郡的伯明顿镇上，一位名叫鲍弗特的公爵在家中宴请宾客。那天因为下雨，宾客百无聊赖地待在客厅里，一位从印度退役的英国军官提议，可以玩一种他在印度孟买见过的名叫“普那”的游戏。印度人把绒线缠成球形，上插羽毛，用木拍对击。很快，这项运动因极富趣味性，而在英国风行起来。英语中羽毛球叫Badminton，用的就是伯明顿镇的名字。20多年后，英国举办了第一届“全英羽毛球锦标赛”，在20世纪初，它流行至亚洲、美洲和大洋洲，直到1948年，马来西亚队夺得第一届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汤姆斯杯”冠军，正式吹响了亚洲人称雄世界羽坛的号角。时至今日，羽毛球的生产和主要消费市场也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羽毛球在逐渐演变过程中，形成了16根羽毛切片插在半球形球托上的固定结构。这是一个很妙的设计，它使得羽毛球可以在飞行过程中稳稳当当地旋转着但直线抛坠至一定的距离之外。但如何能让形态不尽相同的天然材料，组织起来后变成标准化产品，2006年10月开始执行的羽毛球国家标准只是简单规定了一些形态上的数值，江山的企业需要靠自己的摸索，让羽毛球在速度、稳定性和耐打性三个维度上均表现出色。

有一个毋庸置疑的共识是，羽毛要优质且统一。

制作羽毛球的材料只有鹅毛和鸭毛两种，前者又比后者更为上佳。“鹅毛上的每一根羽丝，仔细看的话，能看到上面有很多小的菱节。这一点，鸭毛是没有的，这就使得鹅毛比鸭毛更致密一些，做成羽毛球也会更稳定。”江山多娇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伟星拿出羽毛切片样本向我们解释。1996年，他的职业生涯开始起步，一开始是帮国营的羽毛球厂加工切片。当时无论是鸭还是鹅，每个翅膀上都只精选八九根羽毛，“从翅膀打开的最外边的一根算起，第一根叫‘单边’，因为它只有一边羽毛宽，另一边短短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二根叫‘驼背’，耐打性好，但依然是梗两边的宽度差异很大；从第三根开始，后面六根叫‘刀翎毛’，形状有点像菜刀，是制作羽毛球最好的材料。根据羽毛窄边宽度不同，这些羽毛切片往往又叫作最宽最贵的‘全圆’以及宽度递减的‘大方’‘中方’和‘小方’等等。”吴伟星说，随着现在原材料越来越短缺，企业已经无法做到如此严格的筛选，“可以说只要是硬杆毛，现在都会拿来制作羽毛球用，比如弯毛拉直之后也会用。”

一只羽毛球用鹅毛或鸭毛制成，16根部位与形状一致的羽毛切片有序地插进球头，形成一个巧妙的结构

选料之后，羽毛要在羽毛切片加工厂经漂洗、晾晒、炕毛、分拣、切割和再次分拣等过程，成为羽毛球企业所用羽毛切片。周建军给羽毛切片加工厂提出意见的炕毛环节，是通过加温的方式为弯毛整形的。羽毛左右两边倾斜叫“弯”，上下倾斜叫“拱”，分别需要不同的设备整形成平整端正的模样，才能进行后续的切割工作。

三鑫体育的总经理吴斌因为不满意收来的羽毛切片品质，在江山开了一间小型的切片工厂，把从外地漂白完的羽毛拿回来自己切割。“我测试过外面工厂生产的羽毛切片，一片羽毛切片最大总宽度只有10毫米，但是极差能达到4～5毫米，竟然有这么大的误差存在，制作出来的羽毛球怎么能保证质量？”吴斌说，产生这种误差的原因，一个是分拣不够精确，另一个是因为羽毛不够平直，导致装在机器上进行冲压时，在模具里产生误差。羽毛上进行切割的部分尽量靠近顶端，从尖端开始，梗具有一定硬度时作为羽毛切片的起始点，按照羽毛球国标中的规定，插入球托后，羽毛切片露出的长度为63～64毫米，冲压机器据此固定好宽度，“咔嚓”一下，羽毛切片应声落入下方的纸箱中，溅起飞絮，一片比手掌更长，接近三根手指宽度的羽毛只剩下中指长度的窄窄一截。“我的机器现在极差在2毫米左右，我的目标是做到0.1毫米。”吴斌带着公司的技术人员解决一台机器切割不准的问题，技术员认为，是羽毛上粘的一个小污渍影响了摄像头的判断。

三鑫公司总经理吴斌尝试通过新的销售策略打开市场

16个羽毛切片的形状越一致，羽毛球的线路才会越稳，速度越标准。让天然材料变得标准化，羽毛球企业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断地进行分拣。

羽毛切片加工厂的分拣是让相同类型的羽毛可以切割成更统一的形状，但这远远不够。进入羽毛球厂后，羽毛切片才开始正式进行一轮又一轮严苛的“海选”。“第一轮先把‘单边’‘驼背’‘全圆’等根据颜色分级，有没有色斑，有没有折痕，一共分出6个等级来。之后再对每一个品类的每个等级进行第二轮筛选，区分的是形状和梗的粗细度。”吴伟星带我们参观他的工厂，在一个个直径半米多的圆形平底设备中，一大堆羽毛切片像准备做成棉花糖的糖粒，开始在锅底顺时针慢速旋转，逐渐被推上一个缓坡向上的卡槽里，一圈又一圈盘上去，行进的过程中不断有羽毛切片掉落，重新回到大锅底里再次进行排队，最后只剩一个羽毛切片被传送带送到设备的检测端进行拍照，再被推进一台圆形的传输设备中。它的脚下排满了细口的纸箱，分别标注着“中角粗杆”“圆头特粗”“特大角细杆”等类别，被机器做出判断的羽毛切片会投入相应的纸箱内。

第二轮的纸箱共有25类。至少八九种的羽毛切片各自分成6个等级，再依次分成25类，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数字了，但工厂的筛选还有第三轮。每一纸箱中的羽毛切片依次再进行弯度和拱度的分类。“跟形状是一个意思，弯度和拱度相同的羽毛插在一起也是效果最好的。”吴伟星说。这样一算下来就很惊人了，羽毛切片最终可以分成至少几万种，“这需要工厂达到足够的规模才做得到，那些比较小众的分类一开始放在库房里，慢慢积攒起足够的量，再拿出来进行下一步分拣和后续工作。”

如果说切片的分类是一个靠勤勉就可以做到的笨功夫，接下来的其他工作就考验各个企业的经验和智慧了。

在衡量羽毛球质量的三个维度速度、耐打性和稳定性里，羽毛切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素。“稳定性是指球稳定地沿着一个方向飞行，但如果球的转速达不到每分钟800转，这是一个低质量的稳定。”航宇的总经理周建荣向我们分析道，“像一些初学者，会喜欢不转的球，这种球路线稳，但是打起来会觉得很累。”周建荣跟着哥哥周建军一起打拼，现在在厂里负责生产，热衷于在技术上钻研，“让羽毛球线路稳定同时保持转速，除了16片羽毛切片要统一，不同类型的羽毛切片插毛的方向也有些微的差别。”这些参数被周建荣写进机器里，分拣好的羽毛切片经过传输通道来到插毛机里，像一颗颗子弹，以一定的角度被弹射进球托这颗靶心上。而决定羽毛球球速的因素则包括它的重量、球口直径、羽毛切片类型等，“羽毛球国标规定球口直径65～68毫米，重量4.5～5.8克。

羽毛球厂的试打车间里，有经验的员工通过发球机打出球的线路，判断羽毛球的稳定性

每一根羽毛都有细微的重量差别，16根加起来，再通过配重选择不同重量的球托”。周建荣说，羽毛球球筒上常常标有76、77、78等字样，大众通常把它看作飞行的远度，实际上它说的是名叫“格令”的重量单位，1格令等于0.0648克，76格令是4.92克，数字越大，代表球的重量越重，它被击打出的距离就越远。过去羽毛球的销售商要到工厂里进行试打，通过落点给羽毛球分类。现在江山的工厂都用上了试打机器，走进试打车间，清脆的“砰砰”声不绝于耳。羽毛球从一侧被弹射到另一侧，分别落进28厘米宽度的几个隔断里，根据落点的位置，它们会被分进76、77、78等不同型号的球筒内。

看试打很有意思，随着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击球声，球旋转着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射出来，快降落时它突然变线，向斜下方快速坠落下去。在每一条试打线上，都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女工站在落点旁边，举着网兜悉心观察。周建荣介绍道，如果球在来路上左右摇晃，那这个球就不合格，需要人工进行调整。那些女工一个个都身手不凡，见到异样时，她们一抬手就将大力抽射出的球稳稳捞过来，看起来都是隐藏的羽毛球高手。

江山羽毛球生产的机械化参与程度非常高，同时它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供销科长到羽毛球大王

面对近一年的原材料价格冲击，周建军比别人更淡定些。由于资金雄厚，在羽毛切片市场上能够掌握更多的主动权，他还是保持了一如既往的生活状态，除了验收羽毛切片时要到厂子里去，平时他大多待在老家贺村镇山底村的村委会里。他不但是企业主，也是山底村连任多年的村支书。村委会一旁是他建的四片室内羽毛球场，广场斜对面还有块地在兴建一所羽毛球博物馆。虽然航宇的工厂早已从村里搬到了市区，但他一直没进城住，始终跟老伴住在村里的老房子里。当年他刚办企业时，还在堂屋中间支起煤炉烤干羽毛球线圈上的胶水，如今这房子跟周围有钱人盖起的洋气别墅相比，逊色了不少。

山底村原属吴村镇，后来跟吴村一起并入了现在的贺村镇。车拐进贺村镇的大路旁醒目地矗立着羽毛球小镇的雕塑和字样，说是贺村，但这个称号更准确一点应该归于吴村。江山最主要的几个羽毛球生产企业的老板全都是吴村人，这其中生意规模最大的是周建军的航宇，在江山50多家羽毛球生产企业中，航宇和多娇是仅有的两家规模以上企业，其中航宇的产值又远高于多娇。江山市体育局办公室负责人毛武俊告诉我，几年前江山市政府曾做过市场调研，江山市一年生产羽毛球1.8亿只，在全国羽毛球产量上占据相当比重可以说，航宇是国内羽毛球行业的领先企业，尤其是在中低档市场上占有明显的优势。

“吴村人能把羽毛球做起来，跟当地人敢闯、肯吃苦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曾在贺村镇当过镇党委书记的江山市人大原副主任王旭告诉我们，位于市区西南的贺村镇由原本的吴村镇、淤头乡、敖平乡等地组成。“贺村镇是码头，敖平乡人种地，只有吴村镇的自然条件最不好，历史上灌溉问题严重，人多地又少，这里的人比较敢出去打拼，创业的人不少。一个小小的村镇在80年代敢办水泥厂，这个气魄不小。”王旭回忆道，80年代，江山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吴村作为当地经济最活跃的乡镇，不但开了水泥厂和消防器材厂，也因为这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江山白鹅交易市场，政府提议成立一个羽绒加工厂，把鹅的副产品也做起来。江山白鹅原本是一个地方优良品种，但在90年代末因政府保种不力，白鹅的养殖和交易都日渐式微，但是以羽绒和羽毛为原料的企业生产却在当地保留了下来。

“羽毛球大王”周建军是江山的一个传奇人物，除了创办全国最大的羽毛球生产企业航宇，他还坚持做了30多年山底村村支书

周建军今年62岁，在1994年创办自己的企业之前，他在1982年当上了吴村镇羽绒厂的供销科长，1985年羽毛球厂又从羽绒厂里分出来，他又去了羽毛球厂工作。虽然王旭评价周建军“敏于行而讷于言，脑袋非常聪明，但说话吞吞吐吐”，但只要愿意打开话匣子，他的坦诚度远高于其他羽毛球企业的老板，这从侧面展现了他的王者之势。

能人周建军在进羽绒厂之前，已经是万元户了。周建军告诉我们，高中毕业后，他先是去做了赤脚医生，后来又跟人干起了长途贩运的买卖，60吨黄豆装满一车皮，一毛钱一斤，一趟车就可以赚1.2万元。“我这就叫投机倒把，后来害怕了，怕被定性为犯罪。”周建军大剌剌地说道，于是他躲进了乡镇企业跑供销，一开始很愁没有销路，“去过广东，那边打羽毛球人多，但是海陆丰那里比较排外，有企业已经把市场垄断了。再加上有一回我去一家企业推销时，上到二楼办公室，看到老板把脚跷到桌子上，好像正在吸毒，把我吓死了，赶紧跑回来。”丢掉广东市场之后，周建军又去过福建沿海地区，但半个月只卖出去两箱，“而且是卖完之后才给钱”。最后他还是跑回了浙江，在义乌市场上终于打开了销路，“别看那时候市场很破，露天搭的水泥台，跟菜市场似的，但我发现市场上居然没有羽毛球，只有几分钱一个的塑料球”。周建军找到一家做体育用品批发的老板，对方欣然收下了他的100箱、5000多打羽毛球，并且很快卖光了。

在打通销售环节之后，供销科长周建军也一直在琢磨着生产上的事。“羽毛球有29道工序，我们一开始几乎就是在瞎做。”为了能让厂子改进工艺，他在潮汕待了一个月，“专门去看球托是怎么磨出来的。人家也不愿意告诉我，我就趁别人都午休的时候，把他们的磨头机拆开了看。光凭脑子记，回来之后找到农机厂，把图纸画下来，用PVC板做模具，现组装一台机器出来。”

后来他又不满足于只靠义乌市场。“当时我们有个客户是上饶市羽毛球厂，他们收了我们的羽毛切片，再做成羽毛球卖给别人。”周建军说，他想知道上饶把羽毛球卖去了哪里，这样就可以跳过他们，直接跟销售商对接，“但是上饶的厂长肯定不会告诉我啊，我就假装有财务问题去找他们的会计。厂长把客户捂得很严，有名片一定是揣在身上，但是财务没这个警惕性，他们把客户的名片压在玻璃板底下，方便沟通账目。我去了就找到了绍兴东风体育用品厂的电话。”周建军说，这是一家历史悠久，同时很善经营的厂商，“是绍兴国有企业里面最后一个改制的。”等他9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航宇公司，又继续跟绍兴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企业改制时，他顺便把绍兴厂里做羽毛球的老师傅挖到自己厂子里，给航宇做了好几年的技术指导。

因为前期经过了很多努力，等周建军决定自己出来单干时，一切都进展得特别顺利，“镇企业时期已经帮我试了错，筛选出了那些最优质客户，我只要跟他们做生意就很稳了”。1998年，江山市政府表彰10个行业的领军人物，周建军被授予了“羽毛球大王”的称号。改善技术的同时，企业机械化设备的研发也在不断推进。他与汕头一家机器生产商一直在紧密合作，让生产可以变得更精确。现在这些设备不但应用得越来越广，汕头制造商也开始反向做起了羽毛球制造的生意。

“他看起来是顺利，其实是因为他比别人眼光更长远。”江山市体育局前局长赵江平对此评价道，周建军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全都果断地转身，这样一下子就拉开了别的企业与他的差距。首先是21世纪初，周建军决定从最低端的室外球转向做高端一些的室内球。“如果一直安于与义乌合作，是接触不到真实市场的。”赵江平分析道，周建军当时开拓了国外市场，在销售低端室外球时，有客户问他是否也在做室内球，“这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如果一直走低端，很可能在几年之后就失去竞争力了。”

比产品转型更加重要的是周建军的两次迁厂。赵江平说，贺村镇政府为了扶持羽毛球企业，原本打算在白鹅交易市场旁边开拓羽毛球一条街，很多企业都因为政策优惠，选择了入驻，但周建军在当时坚持要把厂子搬到市区里去，“那时正是国企改制和下岗潮，市区的纺织厂破产，他觉得自己要做室内用球，对员工素质有更高的要求，于是就买下了纺织厂，并且直接雇用了厂里的这批下岗女工。”相比之下，贺村试图打造的羽毛球一条街，没过多久就因白鹅交易市场关闭而失去了活力。

2011年，周建军再次迁厂，这一次他又买下了濒临破产的丝绸厂。“当时政府是十分困难的，也希望有合适的企业能来接手。”赵江平回忆道，是他极力向周建军推荐了这个厂址，“位于城乡接合部，比纺织厂的面积大很多，能方便他扩大生产。”除此之外，政府也非常希望航宇把厂子接过来，“在这里布局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最合适的。羽毛球对人工需求量大，即便现在都已经是机器化生产了，但是仍然需要工人一人维护几台设备的运行。航宇来了，纺织厂的下岗职工就能保住饭碗了。”赵江平说，在今天看来，搬到城乡接合部也更适合当下，“现在郊区的陪读妈妈特别多，她们因为要接送孩子，很多工作都做不了，但是在航宇可以，周建军允许工人中间出去照看家，等忙完再回来继续工作，这种灵活用工制度一下子解决了很多问题。”

江山羽毛球生产的机械化参与程度非常高，同时它仍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与政府的互动

作为年产超过600万打、生产7200万只以上羽毛球，占据1/4国内中低端市场的行业巨头，依然俭朴生活在村里的周建军，始终跟村子发生着密切的联系。

他保留了最低端的生产线，按照赵江平的说法，是为了给农村的妇女劳动力一口饭吃，“这些产品可能不赚钱，但是他一直很感激当年村里人对他的帮忙，只要是能解决一些人的吃饭问题，他就愿意把这些产品留着”。村里因他的企业也产生了包装和球托制作的家庭作坊。一个50岁开外的男士在家里给航宇做球筒的包装，工厂定期送来原料，他在圆筒外面包上包装纸，每50筒装一箱，每箱报酬为2.6元，一天可以包30箱，在圆筒两端装上塑料盖子，再另外算钱。制作球托的一家是夫妻档，满院子各房间都改成了车间。男主人告诉我们，20多年前他从部队退伍回来，给航宇送货，后来周建军就问他，要不要学着加工球托，他陆陆续续地买设备，投资了五六十万元，现在每年大概能赚二三十万元。“少了少了，肯定是说保守了。”村里一位做羽毛球生意的老板说道，给航宇做球托，一年肯定不止这个赚头。

作为村干部，他也擅长把握人细微的心理变化。“他会利用体育局的名号为村里捐款。”赵江平告诉我们，周建军会把钱拿到体育局，以局里的名义向下拨款，“他说，如果这钱是自己直接拿出来捐给村里改善基础设施，村民只会觉得你这个企业家小气，不过是拿出这么一点钱而已。但是通过体育局就不一样了，村民会认为这是村支书为村里争取到的政府支持，能拿到10万元是很不容易的，村民会领情。”

已经退居二线的赵江平和周建军同岁，多年相处中积累的情义让两人的关系变得非常放松，在旁人面前也会不见外地消遣对方。

2006年，担任江山市体育局局长的赵江平进入到了羽毛球产业领导小组。他回忆道，这个产业领导小组当时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市政府一共成立了六个小组，除了羽毛球，其他是木业、消防、纺织等在本地发展规模很大的行业，羽毛球虽然直到现在总产值也只有3亿多元，但始终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这是一个健康的朝阳产业。”赵江平说，首任领导小组成员是市委办、工商局、个私办和法院的领导，只是把羽毛球当成跟其他行业一样的普通产业来做，“过了两年，领导小组和企业出去考察之后，大家才意识到发展这个行业需要体育局的参与，产业要和运动结合起来才能发展得好。”

江山体育局前局长赵江平曾意气风发地做了很多羽毛球产业与运动相结合的工作

赵江平进入产业领导小组之后，意气风发地做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建场馆。赵江平回忆道，当时江山只是老体育馆里有四片羽毛球场地，这远远达不到承办任何羽毛球赛事的要求。那时体育局手里是握着一块被批转的菜地的，但因为资金不足，这块地迟迟没能开工建馆，旁边的妇幼保健院虎视眈眈盯了很久，很希望市政府能够把这块地批给他们。最后是靠市羽毛球协会帮忙筹资106万元，终于把羽毛球馆建了起来。羽毛球协会副会长郑迅当时自己拿出了30万元，他告诉本刊，作为羽毛球的爱好者，他迫切地希望江山能有片好的羽毛球场地，“江山在金衢盆地的尾巴上，从南到北是一片狭长的河谷地带，风常常刮得很大，就像穿弄堂似的，在江山没有室内羽毛球场地是没法打球的”。

体育局旁边的羽毛球馆成立后，城北又建了宏胜球馆，赵江平告诉我们，赶在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体育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契机，体育局提出了与李宁公司一起建设虎山运动公园的15亿元投资计划，“体育总局提出这个新战略的窗口期很短，在我们之后，再没有其他项目审批通过了。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战略的缘故，省里才同意我们建设，因为我们地方财政收入只有19亿元，以往只有10%的投资规模才会被允许”。虎山运动公园在2019年破土动工，很快各场馆就投入了使用，“其中的篮球馆设计成了三面看台，有一面是移动墙，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打开。比如我们举办大型羽毛球赛事，拉开之后，场地可以扩展成两倍”。

除此之外，交通也非常重要。“以前没通高铁时，从北京只能在南苑机场坐中联航的航班到衢州，之后还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江山。我们有一次接一批客人，本来坐飞机时就体验不佳，下来听说还要再坐一个小时车才能到，当即就不太高兴了。”赵江平介绍道，2014年，江山成为第一个开通始发高铁至北京的地方县级市。

场馆和交通问题解决之后，赵江平开始紧锣密鼓地为江山拉赛事。2006年，赵江平通过一个在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工作的江山老乡介绍，联系上了中国企业体育联合会。“当时就是想尽办法去找赛事，企业体育联合会说，他们可以举办羽毛球赛，于是就有了连续三届全国企业羽毛球赛，还请来了李永波教练和张宁、葛菲、于洋等羽毛球世界冠军。”这次比赛，赵江平让周建军做冠名赞助商，“那时候大家的意识还没有那么强，航宇也是被政府推着走的。但是比赛一出来，外地的企业就很羡慕，你像富阳，是羽毛球拍企业集中的地方，他们就很羡慕我们能组织这么高规格的羽毛球赛。”赵江平说，第一届比赛请来了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所以省领导也来了，通过这个机会，省里才知道我们有羽毛球产业，这一下就拉近了企业和政府的关系。”

为了全力支持羽毛球企业的发展，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江山获得了一个火炬手名额，赵江平说，很多地方都是体育局局长去当火炬手，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航宇。航宇派出了年轻有活力的周建荣，“火炬刚传递完，航宇就把周建荣举着火炬的照片做成了包装纸，印在球筒上，那一年也是它们的销量上涨最快的一年。”

“应该说我们当地政府的工作作风跟周围其他省市相比是很不同的。”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旭向本刊分析道，“浙江老百姓能干能吃苦，总是推着政府来做事，我们的民营经济因此就发展得好。”江山市是由衢州代管的县级市，位于浙江西南部，与江西和福建交界，与安徽也相隔不远，王旭在工作交流中常常有所体会，“还是浙江省‘官味’最淡”。江山市体育局也因为卓著的成绩，成为浙江省内唯一一个保留下来的县级体育局。

在这一轮原材料涨价风波中，江山市政府同样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本地的羽毛球企业解困。原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姜方云刚刚带队去安徽六安的羽毛球厂进行了考察，他告诉我们，下一步将提出方案，在江山办羽毛球切片加工厂。“浙江对工业污水管理很严，过去我们觉得洗毛的污染很大，所以一直是从安徽无为等地采购羽毛切片回来加工。但这次考察完，我们觉得污水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如果我们有了自己的切片厂，就更能把定价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最积极响应这个提案的是江山多娇总经理吴伟星。作为企业规模第二的江山羽毛球企业，吴伟星也是从吴村开始起步，通过自己对生产环节的严格管理，逐渐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跟。2008年亚洲金融危机，他凭借人民币兑韩元的汇率优势，打进了韩国市场，现在成为当地排名前三的大型供应商。跟周建军相比，他的资金规模稍小，更希望以建厂的方式来抵御涨价风险。排在江山多娇后面的两家企业信达和三鑫，前者在几年前已将一部分生产重心转移到了乒乓球桌的境外销售上，减少了羽毛球的生产规模；后者则是积极寻找市场上规模较小的客户进行营销。跟赞助专业体育比赛的尤尼克斯和资本实力雄厚的亚狮龙等大品牌相比，江山企业坚持走差异化的中低档路线，在大众领域获得了可观的市场占有率。

三鑫公司热衷于研发羽毛球生产设备，它即将推出的球拍穿线机比进口机器的成本低了不少

（本文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24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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