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七喜。
（一）
最近央妈出手，市场有几种解读：
①资产荒，每次调整都是买入机会。
②练小号，非银资金逼去风险资产。
③变相在放水，领导借钱谁敢催收？
咱们来简单拆解一下：
首先，每调买机的问题。
这次是央行【首次】借券做空，相当于新设置了一个长期利率调节工具。
换句话说，不达目标誓不罢休。如果不达，还可以继续创设新的工具来用。
简言之，政策目标明确，政策手段多样，散户凭什么和开场子的庄家做对手呢？
其次，练小号的问题。
市场/监管的手段双管齐下，打痛非银机构，把非银资金从长债逼去风险资产（主要是股市），股债跷跷板，利好股市。
股市就像青蛙王子。的确是王子，但短期内，考虑到xx等因素，真爱才能下嘴亲。
存款搬家的进度减缓，最利好银行存款。
第三，变相放水的问题。
从逻辑上看属于有借有还：
二级市场的正常买卖，没有增加供给，只是改变结构，不存在变相放水的问题。
但从事实上看仍有不同理解：
领导找你借了钱，到期后，即便你手握领导的欠条，你会找领导催收吗？
如果领导在短期内不还钱，那么在短期内，领导就没有交割日的约束。
市场上的空头会像鲨鱼闻血一样动起来。
现在做空就是政治正确，
又赚钱又讨领导喜欢，干不干呢？
（二）
在波澜不惊的时光里，个人何去何从？
我的选择是持续压降管理规模，保持灵活性。与此同时，锻炼和读书，等风来。
最近在读书星球里领读了第242本书，冈本隆司写的《袁世凯》。
这本书的关键不是了解袁世凯的生平，而是通过梳理袁世凯的生平：
更深入的理解央地关系的博弈。
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本质是地方实权派及其背后的士绅们，在主张更多的权力。
分享几个精彩片段给大家：
①督抚自治的由来。
17世纪确立并按照当时的规模延续下来的皇帝毒才以及官僚制度，已经无法掌控和统治18世纪后爆发性膨胀的民间社会，治安的恶化也日益显著。
日益庞大的社会矛盾加深，旧的秩序下无法收容的人群增多，倘若官府不能提供保护，那么就只能是自己保护自己。
随着它们数量的增加，每个地方的自卫组织也有所发展。人们称其为团练。两者之间会发生冲突，加剧了治安的恶化。
这种“社会的军事化”到了19世纪中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治安的恶化方面，而是呈现出内乱的模样。
这是由于反抗权力的一方汇集好几个秘密组织，引起大规模的叛乱，太平天国、捻军都是如此。
而顺从权力的一方为了与之抗衡，各地都组织团练和义勇军，来充当地方的防卫。
19世纪后半期的特征体现为，从“社会的军事化”发展而来的义勇军和以往总督、巡抚主导下的地方行政结合起来。为了维持地方上的治安，负责管辖的总督、巡抚必须要掌握、指挥义勇军。
然而，实际上这一流程是反方向的。
指挥义勇军的首脑，会逐步被任命为总督或巡抚，结果同样是通过军事力量掌握所辖地区，拥有财政权力来维持军事力量。
北京的中央政府再凌驾于这一基础之上，形成了清末的政治结构。督抚重权指的就是这种权力比重向地方的督抚转移的局面。
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能力，自然而然地衰退了下去。或者可以说是通过自行减退，清朝才得以苟延残喘。
从体制上来保证这一点的，正是将政治责任变得模糊不清的“垂帘听政”。
既然自己的统治力量微乎其微，那么就委托给通晓时局的督抚们。
李鸿章就是一个典型。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率领中国最大、最强的军队，负责维持沿海地区的治安。
这里是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他的淮军、北洋水师虽说是自给自足的义勇军，事实上却占据了国防军的地位。
西太后对李鸿章的实力和政策的认可，给清朝带来了一段时期的安定，李鸿章也借助西太后的权威，在众多反对声中巧妙地实现了自己的方针。
中央和地方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结构。
②中央权力扩张倒逼地方督抚自治。
无论何种政治权力，
多少都倾向于强化现有的权力。
当时的中央政府想要实现这一点，就只有收回地方现有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与各省督抚或是地方社会之间的对立。
甲午战争之后，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水师被消耗殆尽，清政府通过小站练兵，重新掌握了武装力量。
戊戌政变后，荣禄替西太后继续掌握着军权。
他把武毅军、甘军和袁世凯的新军等部队进行了合并重组，创设了武卫军。算上直隶的其他部队，荣禄的麾下拥有十万左右的大军。
由此一来，清廷中央变成了和地方各省几乎性质相同的权力实体。
再后来，北洋六镇成立，清廷通过袁世凯，掌握了全国最强大的陆军力量。
变数出现了：
西太后和光绪驾崩，溥仪继位。
摄政王载沣罢免并希望杀死袁世凯，然后用皇族的力量直接掌握北洋六镇。
载沣的思路没有问题。
只要掌握了北洋六镇，然后举兵向南平推，把督抚逐一打服，王朝中兴未可知。
但袁世凯和地方督抚，不会坐以待毙。
最后的结局，大家耳熟能详了。
武昌起义，地方督抚纷纷独立，推举革命党组建临时政府。袁世凯奉命平叛，最后搞出了“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