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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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衣苍狗是学社会学的,本文是他读了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后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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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衣苍狗
正文:
一直以来,当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形态的转变一直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毫无疑问的是,任何一种社会的转型都不是一蹴而就,同时任何一种转型也不会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转变。
每当社会内部结构发生巨变时,社会危机也往往是如影随形的——更多的时候,他更以经济危机的姿态所呈现。诚然,危机未尝不是社会生产进步的契机,
经济危机的背后究竟关联着怎样社会关系的转变,经济危机是否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孤立的,仅仅是由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体系所衍生出的副产品还是代表着一种更为剧烈的,来自于社会内部的派生性危机。
值得我们讨论的是,经济体系和政治制度相互的演进从来没有停止过,而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人、市场、社会政策和制度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本文试图从波兰尼的《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的角度入手,来分析我们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形态的演进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巨变」和「危机」的本质及其在具体社会关系中的内生性联系。
一、撒旦的磨坊:
市场经济的源起和自由主义的兴衰
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工业革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技术和生产方式的革新,更重要的是,它为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替代旧的社会制度提供了基础和可能性。然而,这样的一种替代是否可以解释为自然流动的社会发展——显然波兰尼是持有怀疑的。
他指出,惯常的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变迁问题上的自发性信仰和神秘化的处理是他们最为根本的失败。就此引发的后果是,粗糙的功利主义者会为了达到其自身逻辑的自洽而有意忽视了社会变迁过程中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诚然,工业革命的功绩是显著的,但它的过程并非是顺利的。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作为工业革命标志性事件的「圈地运动」:自耕农和小佃农被贵族用各种方式驱逐出了他们世代耕种的土地,大量的农民流离失所,乡村几乎被摧毁殆尽,波兰尼认为这种近乎于膨胀的发展速度险些毁掉了英国的社会基础,而其得以存活的原因在于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保护性政策和皇室的权力来稳定发展的速度以保证其与社会相适应。但与此同时,一场可能会波动整个国家的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被过早地消弭掉了。圈地运动的启示在于,即使当社会满足了其发生社会变迁的条件,社会变迁的最后的实现与否还是取决于社会变迁与适应的相对速度的控制。
然而,这种控制的实现往往是后发性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回到18世纪的英国,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资本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不得不承认眼前的一切是令人绝望的。粗糙的工业化对农业社会的打击来的太过迅速,旧有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无法容纳这些精巧的机器们。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更愿意相信,市场经济的出现是作为旧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的颠覆者出现的: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确是相当「唯物」的,所有的交易都被视为是金钱交易,且这种交易被渗透进了工业生产中,利益和收入都必须由交易所得。事实上,这种对于观念和价值概念的重新构建是有效的,自律性市场的确摆脱了封建时期的阴影同时又更加适应于新时代的轰鸣声,在市场规律的运作下,18世纪早期工业社会的危机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那么问题在于,市场经济是否就意味着最终的答案?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将自律性市场的出现视作为这次社会转型的完成。在这一问题上,我和波兰尼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毫无疑问是他们自己的一厢情愿,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们常会忘掉市场经济是一个只有在我们这个时代才出现,而且即使在现代也只是在局部地方出现的一种制度结构」,这就导致了,我们早早地将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先验性的条件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我们假设其发生于市场经济之中而对问题加以判断,这种假设的正当性反而值得怀疑。事实上,只有证明自律性市场的完全存在,市场规律才可以被认为是相关的。
类似的,自由主义者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和市场经济内化市场运作一样,试图将自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价值观念内化成一种单调且非理性的行为取向,这就导致了,本来作为反官僚意识的经济自由者们将这一取向强行解释为真实且唯一的信念,并且试图将社会的建构解释为市场制度的原则。毫无疑问的,这一认识导致了之后诸多的社会问题。连斯密和魁奈都没有意识到,工业文明的生产力度不但超出了他们的预计,甚至超出了社会原有的承担能力。
更加讽刺的是,自诩为自由的自由主义者们在更多的时候反而强迫他们视为洪水猛兽的政府将自由放任的规则强加于社会本身,对于可能存在的社会危机则单纯地借用「市场万能论」进行解释,无怪乎波兰尼这样嘲讽道:「
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集体主义者』们才更像是自发的和理智的。
」
在市场还未发育,原始资本还未积累完全,人口尚未膨胀的18世纪,自由主义为资本主义市场提供了最好的发展手段,然而正如前面我所提到的,社会的转型不会因为一种答案而就此停滞,等到技术发展缓慢,资源分配殆尽的20世纪初,之前积累的所有的社会矛盾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社会主义革命。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然而等到战后的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了新的滞胀危机,于是新自由主义又诞生了。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自由主义其本身正如一种社会意志,当权力的过度集中引发社会效率停滞时,这种意志就会通过某种方式显现,然而自由主义本身与社会抑或是社会的转型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无论是市场经济的诞生还是自由主义的兴衰都告诉我们,类似于自律性市场这样脱嵌于社会的乌托邦终究是难以为继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种复杂且精密的结构组织,因此社会的转型自然也是漫长且复杂的。一旦某种理念被过分鼓吹为「自然发展的结果」,那么社会就会变的危险了。正如自由放任的思想在被过度渲染之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撒旦的磨坊」,导致社会这台机器过分压榨自身,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名为经济危机的崩溃。
二、经济危机的社会性:
从大繁荣到大萧条的必然
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两次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即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或许正是因为影响范围的深远,两次危机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危机的孕育都源自于前一次科学和技术革命的末端,宽松的货币环境刺激了非理性的债务消费和经济繁荣;危机的爆发都源自于美联储的政策转变和接连引发的信用崩溃,并通过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蔓延开来。
这些相似性提示我们,假若仅仅将经济危机视作一种经济决策和运作上的失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认识到的是,这样的一场危机正是繁复的各种社会危机堆砌的结果。
作为前一场危机的亲历者,波兰尼清醒地意识到,19世纪欧洲文明的崩溃其本质依然是这场巨变中的一部分。
在这之前,世界经历了由欧洲为中心均势领导下的百年和平。促成这一局面的除了均势制以外,还包括了金本位制、自律性市场和自由主义。我们在上节提到,自律性市场的初衷是为了能够适应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动,就具体事实而言,市场手段的引入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然而与此同时,高速的发展和繁荣以及均势和平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危机。
与此同时,随着自律性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金本位制越来越被认为是国际市场的支柱,这两者的关系可以说是互相成就了对方:国际化的自律性市场必须依赖金本位制的存在才能保证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和货币流通,金本位制则只有在自律性市场的环境下才能发挥其作用。
然而,问题就在于,即使所有人都认同自己手中的货币的来源是黄金时才变得可靠——这一点连马克思都必须认同,但还是没有人能保证每一盎司黄金所能兑现的货币是受控的,尤其是在面对全社会日益高涨的生产产量和层出不穷的投机行为时。
因此,1929年的大萧条对于当时的人类社会而言无疑是猝不及防的。人们不会甚至可以说不愿意去怀疑市场和金本位制——毕竟怀疑本身就已经代表着崩溃。事实上,社会性危机的爆发从18世纪下叶陆续开始的工人运动就已经开始显现出来了,一战的爆发则将这种危机推至极点——在面临技术革新的福利逐渐消退和资源分配进入瓶颈的时刻,依旧保有原来的分配制度只会激化社会矛盾。
一战的结束并不体面,整个欧洲都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虚弱,持续百年的金本位制开始出现了混乱的气息,这种不稳定随着债务流向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所以当美国的投资者信心开始崩溃时,这种情绪很快就连本带利地回到了欧洲大陆上。
换个角度来说,金本位制的危机性来自于它的内部。
事实上,光就黄金储备量决定货币发行量这一点就注定了,金本位制的推行中政府的效力是必不可少的。
自由主义者总是希冀着金本位能够构建起一个能降低国家和政府重要性的国际市场,这本身就是适得其反的——后来的事实表明了,各国政府在面临危机时过分强调自身利益,急于和金本位制做切割,导致了危机的滚雪球效应。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金本位制在自我调节时所用的通货紧缩的策略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不仅来自于工人和农民,同时也来自于小企业主和商业团体,而各国解决这一方法的举措在于提高关税和通过海外殖民地来平衡内部的资金外流,而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一战的爆发,而在战争结束后,政客们必须在本国的货币安全与公民安全之间做出选择。
波兰尼认为,这种抉择间接引发了法西斯冲动,即借牺牲个人自由以保护社会免受市场伤害,而这恰恰又是正常的人性反应。
现在我再次回顾这场危机,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危机不是在短时间内的经济失策造成的,如果要向前追溯,可以说在自律性市场被认定为是完美无缺的那一刻起,这种隐患就已经埋下了。当一种制度逼迫工人、农民以及小商贩们接受具有波动性的经济活动,他们的财富与收入也许在几年后就会减半时,这种制度就会构建起新的社会问题。
当金本位制不知不觉中已经威胁到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时,其造成的在经济上的恶性循环已经是在所难免的了。社会的转型需要更能适应它发展的相应制度,然而固执的政客和自由主义者们显然不希望它离开,其结果便是不得不用这样一场惨烈的萧条和崩溃来告别。
三、摇摇欲坠的大楼:
自律性市场秩序下的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