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八点钟，约翰·赫尔利牧师骑着马来到约翰·格雷的门口，拴好马匹，爬上前门台阶。全家人听见他在跺脚，将雪从靴子上跺下去，格雷先生含着笑向玛丽投去一瞥，说道：
“休似乎每天早晨来得越来越早，是吗，亲爱的？”
玛丽一脸飞红，眼睛里闪烁着骄傲而快乐的光芒，她不由自主地飞身奔到门口去迎接——见到的却是另一个人。老牧师见到全家人便说：
“啊，朋友们，我给你们带来好消息了！”
“是吗？”约翰·格雷问道。“快说出来听听，牧师。我也告诉你一个更好的消息。”
他逗乐地往玛丽一瞥，玛丽低下了头。老牧师说道：
“好吧——我先说我的消息，然后你说你的。你知道，大卫·格雷到南叉村住了一个月，照料他的产业。有个夜晚他住在我儿子家里，言谈中他说一年前他写了遗嘱，将他所有钱留给——你猜是谁！哈，留给我们的小玛丽，而不是任何别人！请相信我，读了我儿子的信之后我就马不停蹄赶来告诉你们——我对自个儿说，这将使两个反目的兄弟重归于好，感谢上帝，我这老汉能亲眼见到他们再次和睦相处，相互关爱啦。我给你带来了青春时代失去的爱，约翰。格雷——现在说说你的更好的消息！讲吧，讲你的消息！”
约翰·格雷的脸陡然间失去一切生气。那是一张冷酷、痛苦而扭曲的脸。人们会以为他刚听到一个令人震惊不已的灾难。他的手在衣服上乱摸着，竭力躲开集中在他身上的目光，想嘟嘟囔囔说点儿什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这情景太令人窘迫了。为了缓解这尴尬的场面，格雷夫人说：
“我们的好消息是我们的玛丽——”
“闭上你的臭嘴，娘们！”约翰·格雷大声吆喝道。
头脑简单的妈妈躲闪到一边，一声不响。玛丽困惑不已，缄默不语。小汤姆·格雷溜到后边过道里去，他爸爸一发脾气，他就这样开溜。没什么话可说了；结果谁也不说什么。有好几分钟，这静寂让人感觉窘迫得透不过气来，老牧师终于赶紧起身离开了这地方，显得很不安，很没面子，就像一个人本来是想来讨好的却挨了一脚。
约翰·格雷在地板上走来走去，足足有十分钟，手揉弄着头发，粗野地独自大声嚎叫。他突然转过身来，对着吓得失魂落魄的老婆和女儿说：
“记住——格雷戈里先生来打听回音时对他说不！听见了吗？告诉他不！如果你们没有勇气对他这么说，让我来说，我会叫他永远不要再到这儿来。我来告诉他。”
“哦，爸，你的意思不是说——”
“没你说话的份儿，玛丽！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就这么了。别再提这事了。”
说着，他手舞足蹈地走出了家门，玛丽和她妈独自流泪，伤心透了。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的早晨；平坦的草原从约翰·格雷家门口一直延伸到天际，覆盖着皑皑的白雪。这雪是昨天晚上一场暴风雪的结果，一望无际，没有任何车辙或其他的屐痕。
约翰·格雷在雪中径直往草原走去，漫无目的，也不想有任何目的。他只想到空旷广袤之中去释放他的胸臆。他脑海里大致这么在想：
“我的运气终于来了！这种事总是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总是这样的！但还不太晚，还不太晚。戴夫很快就会知道压根儿就没玛丽和格雷戈里成婚的事儿了——如果他已听说的话，但我知道他还没听说，否则他早就会将玛丽的名字从遗嘱中一笔勾销。不，他将知道格雷戈里家没有人能娶玛丽——甚至连瞅上她一眼都不可能。幸亏她在回应他或任何其他求亲者的求婚时，她要征求我的同意。我将很快叫格雷戈里滚开！很快人们都会知晓。和戴夫的钱相比，格雷戈里的那一点儿算什么！戴夫可以买下二十个格雷戈里的家产，还绰绰有余。让人人都知晓玛丽将继承戴夫的钱，她可以在周围六个县中挑选她的丈夫。啊哟，这是什么哟！”
这是一个人。一个年轻的男子，从相貌上看不到三十岁，穿着一身从没见过的服饰，全身躺在雪中；他一动也不动——显然失去知觉了。他的服饰似乎很昂贵，身上佩戴着钻石和一些小装饰品。身旁有一件厚重的破大衣和几条毯子，更远一点的地方掉落着一只旅行手提包。在他周围雪被搅动过了，而其他地方的雪冰清玉洁，仍然十分光坦。约翰·格雷向周围扫了一眼，企图寻找把这陌生人带到这儿的马匹或车辆，然而，这些玩意儿的影子都没有。再说，既没有车辙，也没有马蹄印，除了他从家中走出来的脚印之外也没有任何别人的脚印。这真是奇怪极了。一个陌生人怎么可能不在雪中留下一丝痕迹而来到离道路或村舍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难道是暴风雪把他刮到这儿来的不成？
但这会儿不是追根问底的时候，他必须做点什么。约翰·格雷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胸口；胸口仍然是温热的。他着手摩挲他的冻僵的太阳穴。他将他的病人拖曳了一下，翻了个个儿，往他脸上擦雪。生机显现出来了：约翰·格雷瞥见在毯子旁边的雪地里有一只银色的扁瓶。他一把抓来，将瓶里的玩意儿往他嘴唇间倒。效果还真不错；这人蠕动了一下，吁了一口气。约翰·格雷继续干下去；他将那人扶起坐在那儿，很快那紧闭的双眼张了开来，用一付惊愕的、毫无生气的表情向四周望了一眼。然后，那人的眼睛停留在约翰。格雷的脸上，渐渐有些生气了。
“我真希望他能说话，”约翰·格雷对自己说。“我真想知道他是什么人，怎么到这儿来的。好极了——他想说话了！”
那人的嘴唇嚅动了一下，过了好一阵才说：
“Où suis-je？”（法语：“我在哪儿？”）
“他说的是什么话啊？”他对自己说。
他又用扁瓶里的玩意儿让陌生人恢复了神志。这漂亮的外国眼睛惶惑地注视了约翰·格雷一会儿，然后问道：
“Wo binich？”（德语：“我在哪儿？”）
约翰·格雷傻乎乎地瞧着他，摇摇头。
“这不是个基督徒，”他思忖道。“也许这不是个人。要不是他的这身装饰，我真会那么想，他——”
“Donde estoy？ Dove sono？”（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我在哪儿？”）
约翰·格雷宽阔的脸上掠过一丝困惑的表情，这陌生人带着明显的痛苦意识到他无法和这个人交流。他竭力站将起来；他用一系列优雅而复杂的哑语手势推翻了约翰·格雷本来就很难成立的假设；他开始用一种奇怪的粗野的外国话向格雷吼道，说他怎么还闲待在那儿，一脸傻相，还不赶快想点办法救助这落难的陌生人。格雷开始大声说起话来。他说：
“天啊，他终于醒过来了！他醒过来了！毫无疑问——”
“哦，你说英语！你说英语！好极了！你为什么不早说？来，帮我一把，让我站起来！我比二十个死人还要值钱！打我，擦我，踢我！给我拿白兰地酒来！”
这惊愕不已的农夫在陌生人颐指气使的指挥下服服帖帖执行他的指令，这陌生人不断地喊话，一会儿用这种语，一会儿又用那种语。他终于靠着格雷能走一两步路了，他止步用英语说道：
“我的朋友，我在哪儿？”
“你在哪儿？你在草原，你在鹿吻村边上。你以为你在哪儿？”
“草原？鹿吻村？”陌生人纳闷地问道。“我不知道这些地儿。我在哪个国家？”
“哪个国家？啊，该死，你并不是在一个什么国家。你在密苏里。这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州，我想。”
陌生人将手令人印象深刻地搁放在约翰·格雷的肩膀上，伸直手抱了他一会儿，瞧着他的眼睛，点了两三下脑袋，一副似乎很满意的神情。一小时之后，他躺在约翰·格雷家的床上，辗转反侧，发着高烧，不断地说着梦呓，说的话除了英语之外几乎所有别的语言都用上了。玛丽，她妈和村里的医生细心照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