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视点丨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零容忍

2023年9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已经“顶格”死刑，为何还要重审？

因为二审中发现，余华英还有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为查清其全部犯罪事实，予以重审。11日重审结束后，公诉机关建议对余华英判决死刑，但因案情重大，择期宣判。

此案重审，传递的信号是鲜明的。

“对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行为重拳出击，彰显了法律对这类犯罪的零容忍态度。”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许浩然博士 告诉岛妹，在我国，法律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量刑标准非常严格。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近年来，最高法、最高检也多次表态，对性侵拐卖妇女儿童该重判的决不手软，从严追诉拐卖人口犯罪，严惩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

看看现实中的判例：2024年，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拐卖婴幼儿多达11人（加上前罪共14人）的被告人王浩文被判处死刑；2018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即备受关注的“梅姨”案）一审宣判，以拐卖儿童罪判处张维平、周容平死刑。

许浩然说，从被害人角度看，拐卖人口犯罪直接侵犯了受害者的人身安全。受害者不仅失去了自由，还常常面临身体和精神上的严重虐待：受害者可能被迫从事卖淫、奴役劳动，甚至在极端情况下，面临生命危险。这样的经历不仅给他们的身体带来伤害，还会在心理上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不仅直接影响受害者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影响他们未来的家庭和孩子，形成恶性循环。

同时，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一旦有子女被拐卖，整个家庭会陷入巨大的痛苦和混乱。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的受害者杨妞花为例，在她被拐走后的三年间，生父母就因悲伤过度相继离世。这是个体的悲剧，更是社会的共同伤痛。

拐卖人口犯罪对公众安全感造成严重冲击，不仅是对法律的蔑视，更是对公共安全底线的挑战。许浩然表示，为了维护公共安全和公众的安全感，必须对拐卖人口犯罪保持“零容忍”，必须通过严厉的法律惩罚，有效震慑潜在的犯罪者，保护每位公民的人身安全。这样，法律政策才能传递出明确的信号：对拐卖人口犯罪，绝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