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打算如何与中国打一场核战争？不劳民间战略家费心，这样一份伤亡以百万为单位计的战争计划，从 50 年代起便长期存在。
文｜智煜
朝鲜半岛再次爆发战争，中国出兵介入。美国空军出动 B-47 中型轰炸机和 B-52 重型轰炸机，前者携带 Mark-6 型原子弹，每枚当量 6 倍于投在长崎的“胖子”；后者携带 Mark-36 型氢弹，当量为“胖子”近 500 倍，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起飞，直扑中国 100 多个城市：
头号城市北京，共23个目标，城区 18 个，丰台区单列 5 个；三号城市上海，共 37 个目标；六号城市天津，共15个目标；十四号城市长沙，十五号成都，三十一号重庆，第九十七号乌鲁木齐……
然后，“一击致命，使物质与时间坍缩”。
这便是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设想“核平”中国的战争计划。其中的打击目标清单出现于 1956 年 6 月，和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其他目标统一编号，散见于总共 4600 多个“原爆点”中。
由于辐射和大火杀伤难以预计，要确保摧毁，一个目标至少一颗核弹。这意味着，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城市要遭受多达数十枚原子弹与氢弹的打击。
▍从解密文档里整理出的北京目标汇总清单。除政府机关、军事设施、化工产业、交通线外，北京市区和丰台的人口也在核打击之列。
这个计划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原因或许并不难理解，因为它的主导者，就是曾在二战中一手策划人类史上伤亡最大的空袭——东京大轰炸的柯蒂斯·李梅将军。
▍1945 年 3 月因美军空袭而化为废土的东京
美国把中国列入战略核打击的目标，始于朝鲜战争结束后。
1953 年 10 月 30 日，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签发 NSC162/2 文件，奠定了美国所谓的“大规模报复”战略：与其跟共产党国家在小规模局部战争里耗死，不如采用极端威慑策略，对任何攻势都直接施加全面打击，打击范围不限于冲突所在地，特别是“考虑使用核武器”。
执行这一战略最重要的力量，便是李梅执掌的美国战略空军。
▍战略空军司令部是冷战中美国核威胁的主要载体。其官方格言为“和平是我们的职业”，而在大兵中间还普遍流行着一句非官方格言：“战争是我们的业余爱好”。
法理上，当时美国的核战略决策分三个层次：除制定和执行具体打击计划的战略空军司令部（SAC），作为总统军事咨询机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CS，隶属国防部）直接决定 SAC 筛选打击目标、量化杀伤程度的标准；最高层则是由国防部长、国务卿、原子能委员会主席等政要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然而面对刚刚开启的冷战，实际决策过程往往混乱多变。艾森豪威尔的新战略出台不到一个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备忘录，用大写字母强调，朝鲜半岛若再起冲突，遏制共产党的最好方式便是摧毁中国挑起战端的能力，“以决定性数量的核武器对中国和朝鲜实施大规模战略和战术轰炸”。
▍解密的备忘录中关于核打击目标的段落。a、b、c 三项加起来，实际上意味着核打击几无禁区。
军方的这个提议事关重大，原本必须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认可。但空军参谋长内森·特维宁信心满满，在国务卿杜勒斯尚不知情时便指示李梅以中国的“军事、工业、后勤力量”为目标，开始制定打击计划。
这个模糊的指示连到底要用多少核武器都未加限定，留下了充分的发挥空间。在轰炸狂热者李梅看来，以“过度杀伤”（overkill）的大规模空袭摧毁敌国，是尽快结束战争、减少总伤亡的必要手段，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李梅因其在二战中对日本平民造成的巨大伤亡被称为“鬼畜李梅”。到 1953 年底，李梅已经拟定第一份“核平”中国的打击方案：FEOP 8-54，所谓“远东展望计划”。
12 月 3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讨论的当天，杜勒斯才拿到这份备忘录。会上，艾森豪威尔向国防部询问，所谓“大规模轰炸”的范围具体是什么，是否包括北京，进而要与中国全面开战？
得到的答复是，虽然预计最初打击范围限于朝鲜、满洲和华北，但战争一旦扩大，结果就是上海以北全部“核平”。
总统听了很满意：“共产党要是再敢袭击我们，就要狠狠地打，打能让他们受到最大伤害的地方，包括北京”。
但杜勒斯立刻表示反对：如果对中国大打出手，美国的西欧盟友和日本可能遭到苏联的报复。考虑到盟友的反应，艾森豪威尔同意第二天在百慕大会议上征求英国和法国的意见。
▍1953 年 12 月 4 日，百慕大英美法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从左到右依次为丘吉尔、艾森豪威尔、法国总理拉尼埃
果不其然，英国首相丘吉尔给他描述了一番苏联对伦敦实施核报复后的惨状，“幸存者躲在地洞里，地面上到处是大火和辐射的废墟，生命已没有任何意义，只能吞药自杀”。言外之意是，如果要“核平”北京，美国得把苏联一道“核平”才行。
到 1954 年 2 月，形势逐渐明朗，使用核武器大规模报复中国已不现实。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李梅与远东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合作，把核打击目标限定在“与中国发动朝鲜攻势直接相关”的范围内，而且要有所选择。
▍时任远东总司令约翰·赫尔将军。在修订“远东展望计划”的问题上，李梅对与他合作颇为不屑。
但李梅坚持认为，战略轰炸的目的是摧毁敌国的战争能力，核武器要么不用，要用就得置敌于死地。碍于战略空军司令部对核武部署的强势话语权、李梅本人好战的个性和如日中天的声望，再加上政府里的官僚主义，直到 50 年代末，对“远东展望计划”的所有修订都不了了之。
1956 年，它的细节和目标清单，几乎又被李梅原封不动地搬进了本文开头叙述的打击计划中——甚至连丰台区都没有放过，并作为向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大幅增加核弹储备的依据。
▍SAC 的一个“精英机组”，在李梅设计的打分系统中，是为最顶尖的团队。每个机组分配一个重点核轰炸目标，务必做到各种情形下都能准确投放。
“核平”中国的计划在 1960 年迎来重大转机。随着冷战军备竞赛升级，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心不再政出多门，转而专门组建班子，制定以共产主义阵营为目标，全球统一的核战方案。
艾森豪威尔意识到，对中国的核打击必将造致苏联的报复。而如果美苏之间单独爆发核战，“美国不能允许当美苏之间进行一场大规模核战争时，40 年后会成为又一个苏联的中共却置身事外”。因此在新方案里，中国不再是单个的核平对象，而是与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捆绑在了一起。
这个核战争方案的名字很低调：统一作战行动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简称 SIOP），每年根据形势和安全需求的变化修订。但由于事涉核心国家战略，相关情报成为了历届美国政府国防政策中最机密、最敏感的部分。
其核心文件甚至有一个单独的保密级别——极端敏感信息（ESI），所幸近年来，部分冷战早期 SIOP 文件得以陆续解密。
▍SIOP 由参谋长联席会议下属的“战略目标联合计划组”统一负责制定，早期大多数工作人员还是来自战略空军司令部。图为解密文件给出的计划组官僚结构。
1960 年 12 月 14 日，第一份核战计划出炉，即 SIOP-62（指 1962 财政年度）。一旦开战，美军全部大约 3240 枚核弹将在 28 个小时之内分 16 批投放到总共 1043 个“原爆点”，苏联独占 706 个；而中国除政府和军事设施目标外，仅城市工业中心就有 78 个在“彻底摧毁”之列，72 小时内全国人口减少 16%，城市人口损失过半。
表面上看，比起李梅的计划，这一“核平”方案的烈度已有所降低，但其本质还是基于“大规模报复”战略，而且更要命的是将中国跟整个共产主义阵营捆绑在一起，不论冲突起因是否与中国直接相关，都可能被连带“核平”。
另外，此时量产的核弹威力即使与两三年前相比，也有了巨大提升：一座与二战广岛规模相近的城市，如今要遭受的核爆当量是当年的五六百倍。即将卸任的艾森豪威尔，匆匆忙忙批准了这个计划，但据说他在看到详细的报告后，曾对身边人坦言“吓得我魂儿都没了”。
▍计划细节至今仍未解密。图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提交的总杀伤大致统计，包括社会主义阵营各国。
艾森豪威尔的担心不无道理。在 SIOP 最初的讨论中，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便主张其应当是一个政策自动执行程序，当美国与“中苏集团”中的任一国家开战时，SIOP 都会立即全面地自动执行。换言之，任何局部冲突擦枪走火，都可能导致后果不堪设想的全球核战。
因此，肯尼迪上台后，立即由新任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大幅修订 SIOP-62，真正将其变成一个给决策者留下选择空间的战略方案。由此诞生的 SIOP-63 把打击“中苏集团”的目标分成三类，按照不同打击时间加以组合，便可组合出不同的策略。其格局一直延续至 1970 年代中期。
▍1969 年 SIOP-4F 文件中披露的 5 种核打击策略。A、B、C 分别为 Alpha、Bravo、Charlie。
只是，此时中苏关系早已破裂，双方甚至在 1969 年差点爆发战争。而在同年的 SIOP-4F 方案中，美国核战计划仍将中国和苏东集团捆绑在一起。
不过，中国很快就不用和苏修叛徒集团同呼吸共命运了。
尼克松上台后，随着苏联核军备的不断增强，一举摧毁苏联核反击能力已几乎不可能。中苏分裂的情况也引起重视。
▍电影《奇爱博士》中美军在苏联上空投下的核弹，核弹上还坐着一位上校
国务卿基辛格就此提出，美国不必再把所有的赌注押在全面核战上，对手也不必再是一体的中苏集团，转而建议研究针对局部冲突的“有限核战争”。
1971 年 8 月，就在基辛格秘密访华一个月后，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议上特别指出，尽管美国无法确保解除苏联武装，但“我们完全能对付中共”，“只要我们有解除武装的能力，我们就能用它来控制他们（中共）在地区性事态上的行动。”
按照这一指示，1972 年 1 月，就在尼克松访华前夕，SIOP 单独增加了不启动全面核大战，仅对中国和朝鲜展开核打击的选择。照此计划，美国共有 600 枚核弹头针对中国，相应的打击能够摧毁全国 70%的工业与 70%的城市人口，造成近 6000 万的人口损失。
▍1972 年尼克松访华
到 1976 年的 SIOP-5 中，“核平”中国依然占据美国核战计划的核心。提供给总统的 4 个“主要核打击选项”（Major Attack Options）中苏已经各占两个，11 个“选择性核打击选项”中国占了 3 个。
不过，从 7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加入美国的反苏包围网，美国人对全面“核平”中国越来越不感兴趣。
▍1978 年，卡特政府的《核打击计划评估报告》。图中这一页上方的批注是：“我没法相信我们居然还有这么多核武器用来对付中国，这活应该让苏联人替我们干”。
80 年代初，冷战进入新高潮，中美关系也进入了蜜月期。为了全面压制苏联，1982 年 7 月，里根政府从“主要核打击选项”里删去了中国，紧接着 1983 年制定生效的 SIOP-6 也变成了单独针对苏联。
但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美蜜月期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军方开始重新评估后冷战时代的核态势，于是在时隔 15 年后的 1998 年，克林顿一纸总统令，中国重回 SIOP-99。
SIOP-99 的总共约 2500 个目标中，300 至 400 个在中国——这恐怕是目前关于“核平”中国计划的目标清单，我们可知的最后一点确切信息。
尽管军事机密不得而知，但在 2006 年，专长于核安全研究的美国科学家联盟（FAS）为我们模拟出了中美之间再次爆发核战时最有可能发生的情景。
考虑到美国越来越倚重潜射弹道导弹来维持太平洋地区的核威慑，并且其打击的首要目标显然是中国核反击能力，他们便以美国在太平洋部署的主力核武器——20 枚三叉戟 II 型导弹（总当量约为 950 万吨）为模拟对象，目标则假想为河南省洛宁县的 20 处东风-5A 发射井。
▍三叉戟 II 型导弹
具体的模拟过程包括很多技术细节。比如，为了确保摧毁深埋地下的发射装置，核弹头最好在地面引爆。在估算辐射扩散的杀伤效果时，人是否在庇护所内、不同季节的不同风向等都是重要因素。
▍图上半部分为打击发生在 12 月时，核爆辐射随风扩散的路径，下半部分为 6 月的情形，河南、安徽和江苏是可能的重灾区
把不同的情形综合起来，他们得出了伤亡的平均估计：死 350 万人，另有 770 万人受不同程度的辐射伤。但在考虑诱饵发射井、不同核弹型号以及对单个目标多次打击的可能性后，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可达 1100 万人。
这样的惨状，仅仅是打击单独一处核武设施时的情形。如果按照上文所述 Alpha、Bravo、Charlie 的全面核战争步骤，那么，这充其量只是“核平”毁灭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