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1日,“中东区域与国别研究沙龙”第3期活动在上外中东研究所704会议室举行。中东研究所章远副研究员作了题为“特殊非国家行为体资源汲取行为的比较分析”的学术报告。讲座由中东研究所所长刘中民教授主持,钮松副研究员担任讲座评论人。中东研究所丁俊、刘胜湘、包澄章、潜旭明、邹志强等出席讲座。
章远首先分析了问题提出的背景:近年来恐怖主义产生了许多新变化,西班牙巴斯克分裂武装埃塔组织宣布完全解除武装,北爱独立运动也逐渐没有声音;可以说恐怖主义的形式主体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今天的恐伊斯兰症,让宗教极端主义承担了大多数对恐怖主义的责难。而实际上这个趋势也有可能和独立运动一样有走向消亡的一天。现在的问题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主义到底算不算一种新历史时期的独立运动呢?
随着美国在自己主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深入,美国政府将一些地区,比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安全以及军事支持工作进行了外包。这些安全类项目外包的承包者多是私营军事公司。他们的业务范围包括后勤运输、培训战斗人员、提供并维护武器系统、重建基础设施,还涉及羁押人员审讯等敏感领域。
章远谈到,“特殊非国家行为体”是不以和平交往为主要外在表达方式,具有攻击性的跨国行为体。冲突视野下,影响边境安全的特殊非国家行为体以私营军事公司和恐怖组织为典型。私营军事公司被视为是当地世界安全私有化的表现,极端主义的恐怖组织是全球化条件下宗教复兴的负面产物。活跃的私营军事公司和恐怖主义组织都在边境冲突频发地区有一定的活动空间,他们在不稳定区域的资源汲取行为对安全造成了多重威胁,需要符合时代、地域和文化特性的治理应对逻辑。
极端组织挑起冲突的目的不仅仅是伤害对立面,更长远更战略地看,理性行为体冲突有更高层级的政治追求,比如“伊斯兰国”由跨国恐怖主义组织、雏形国家和基于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三个部分组成。“伊斯兰国”掀起的冲突也就往往同时兼具恐怖袭击、建“国”护“国”和宣教排除异端的三重意义。
当原本私人领域的宗教越来越具公共性的同时,暴力的持有者却不再仅仅局限于主权国家。私营军事公司正因冲突外包而实现着安全私有化乃至战争私有化。与历史上的雇佣军略有不同,虽然私营军事公司也提供战斗服务,但同时提供军事情报收集、军事培训等等专业服务,并在外宣时强调这些非直接参与冲突的内容。
章远归纳了私营军事公司演化大致经历的六个阶段:起源于冷战的结束,因为没有了两极对峙,某些地区出现军事空间。继而因为冷战后裁军,退役人员和武器装备都面临寻找出路的问题。此后随着全球私有化浪潮,安全私有化成为全球经济新自由主义盛行下的次生产品。伊拉克战争期间的辱尸事件是私营军事公司引起更多关注的重要时间节点。2008年《蒙特勒文件》的签署从国际层面提供了规制的依据。自此,越来越多的观点开始接受监督下的私营军事公司可以作为维和的补充参与者。
目前活跃的私营军事公司多来自于发达国家。其结构性原因是私营军事公司可以帮助政府绕开国会进行军事干涉,维持已撤军地区更隐蔽的军事存在,是大国对地区控制力的保存。冲突外包背后的经济驱动力常见于资源汲取,是发达国家“掠夺经济”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依赖私营军事公司提供安全保护,国家层面也愿意以此为维持在非洲等地区的丰厚利益,火中取栗。国际层面甚至也慢慢接受甚至推动私营军事公司参与动乱地区,作为维和力量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