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嘉重读丁玲的《阿毛姑娘》 | 革命“顿挫”中的“忧郁”与幻想

作者 | 冷嘉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

我们从《在黑暗中》的“终点”说起。《阿毛姑娘》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7月号,是《在黑暗中》四篇小说中写作时间最晚的一篇。《阿毛姑娘》这篇小说很特别,它写了一个心地单纯的农村姑娘,同时对这个农村姑娘的呈现又有些奇异的变形——这样的人物形象,在丁玲早期的小说中并不多见。这篇小说的素材来自丁玲当时的一段新鲜的经历。1928年2月,丁玲和胡也频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往杭州,住在西湖边葛岭山上十四号,就在玛瑙寺后面的小山坡上,在这里他们住了三个多月 ^[4](P39) 。阿毛的原型可能就是那里的农家邻人,而阿毛所好奇和钦羡的城市青年夫妇也有着丁玲自己及其友人杨没累、朱谦之的影子 ^（3） 。于是,在《阿毛姑娘》中,那个在《在黑暗中》里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女性形象以什么样的方式现身?其与阿毛这样的看起来相隔遥远的人物之间的有限接触以及互相观看,是否提供了知识女性自我审视的另一种视角?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阿毛姑娘》的“新意”不仅来自空间,也来自时间。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武汉就义,丁玲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消息像霹雳一样震惊了我孤独的灵魂。我不能不回想到,当我还是一个毛孩子时就有了她美丽的崇高形象;当我们母女寂寞地在人生道路上蹒跚前行时,是她像一缕光、一团火引导着、温暖着我母亲。” ^[5](P29) 《阿毛姑娘》的写作时间恰在向警予就义之后,对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愤怒化为隐微的讽刺,编织进阿毛对街景好奇而懵懂的观赏中,借此叙述者也构造出处在大革命失败余波中的参差不平的生活世界。

“阿毛姑娘”这个人物的真实性向来备受质疑 ^（4） ,但通过社会学的实证方法来辨别人物真假的批评方式本身也需质疑。朱羽在讨论“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评价标准时认为：“文学这一‘机制’,并不必然依赖‘精准度’,它始终有一定的‘幻觉性’,这种‘幻觉’的达成,有时可能需要刻意取消一些‘现实’环节……而这样一种‘幻觉性’,其实正是文学达到它自身有效性的一个途径。” ^[6] 就丁玲而言,她“身上似乎承载了一种‘溢出’精准的东西,不能完全化入一般意义上‘历史有效性’的框架”,其写作中常常有“一种未必完全把握住真实的‘他人’但却依旧有力量的东西” ^（5） 。毛馨儿也指出：“丁玲无意通过阿毛塑造一个贴切合理的‘真农民’。阿毛是观念中的人物,她承载了丁玲展开的一次文学想象与社会分析。” ^[7] 因此,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丁玲写《阿毛姑娘》想要捕捉和表达的“真实”是什么?为此她构造了怎样的“幻觉装置”?阿毛这个人物究竟承载了丁玲怎样的文学想象与社会分析?

丁玲曾这样介绍《阿毛姑娘》的构思：“描写的是从农村到城市的农村姑娘怎样受了资产阶级生活和思想的影响……背景是在杭州。那地方繁华得很,国内外游客如云,我在那里看过许多穷困的劳动人民。” ^（6） 是杭州这一富庶的南方城市——这背后应该还有上海的影响,启发丁玲在“富于戏剧性的”城乡“边界” ^（7） 上展开阿毛的见闻和经历。“边界”的出现,使隔阂与相互观看、想象的故事开始发生。阿毛“第一次进城”是她生活史中的一个关键事件,在这一过程中“她的眼光”“始终现着惊诧和贪馋随着四处转” ^[8](P130) ,叙述者便跟随阿毛的视线,描画出几乎可现实还原的城市地理空间。将这段旅行经历仅仅解释为阿毛的“欲望”启蒙和终将破灭的都市幻梦的起点,可能还无法穷尽其意义。事实上,阿毛作为旅行者,其视角还发挥着认识的作用。阿毛的视角是被叙述者精心建构起来的,尤其突出了阿毛尚未被各种知识所侵染的纯白之心,以此映照出某种历史的和生活的真相。阿毛颇类似于西方民间故事中的“笨汉”和“流浪汉”形象,她痴傻懵懂,却有一种“外来者”的敏感,一路上似乎是无意识地拾取了诸多历史碎片,却意外地拼贴出一幅“处在大革命失败的余波中的参差不平的生活世界”的图景。

阿毛在路上生发的第一种感觉来自于同伴的歌声：

玉英不时拿脚尖去蹴那路旁枯草中的石子,并曼声的唱那刚学会的《国民革命歌》。阿毛觉得那歌声非常单调,又不激扬,只是苦于不能说清那自己从歌声中得到的反感,于是就把脚步放慢了。一人落在后面,又半眯着眼睛去审视那太阳。太阳是正被薄云缠绕着,放出淡淡的射眼的白光。其外有许多地方,又是望去不知有多少远,又不知有多少深的蓝色的天空。水也是清澈如一面镜子,把堤上的树影清清楚楚的影印在那里而且动也不一动。 ^[8](P130)

《国民革命歌》传唱于众口,这喻示了北伐的胜利和国民革命的成功,但丁玲却无法认同这所谓的“胜利”和“成功”,因为这是以她的亲朋好友的生命为祭品的,她当然痛恨这个建立在白色恐怖上的新政权及其统治下的世界 ^（8） 。此时,叙述者让阿毛表现出低落的情绪和忧郁的神色,她“半眯着眼睛去审视”的那个“正被薄云缠绕着,放出淡淡的射眼的白光”的太阳,所喻指的是青天白日旗,而“射眼的白光”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当时到处弥漫的白色恐怖。紧接着的风景描写却异常悠远明净,“其外有许多地方”应是政治隐喻还无法笼罩和定义的悠远世界。如果说叙述者的心灵被大革命失败的悲愤所占据,并因此过分地操纵阿毛的心理,那这意外出现的风景,应是在叙述者与无知的阿毛的心灵的叠印下才可能延展出来的视界。于是,后文出现乡憨的、大踏步去往天竺的小脚妇人“香客”,熙攘的人流中升腾出一种俗世生活的热力,这一派景象也就显得自然而熨帖了。但转折随之而来：

……然而已走上一道桥,桥旁是矗立着一座大洋房……她注视的望到那悬在天空中飘扬的一树旗子,她心也像旗子一样,飘扬个不住。 旗子上面也显出一个红而圆的太阳,其实那布片已很褪色了,然而阿毛是觉得那太阳也正同于青天之下的日光是一样的辉煌,一样的闪耀在人心上。

她走拢那门去,是一个铁栏的门,从门隙中她想看清一切, 慌张的 把眼睛四处溜走,忽然,便从她脑背后响起剧烈的喇叭声,并和着重载的车轮轧轧声,把她竟吓昏了,掉过头来就想跑,但就在她前面,便冲来一辆长四方笼子样式的大车,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活的东西,擦她身前就冲上桥去了。路旁的眼光,是全注到她身上,许多笑谈也投过来,她痴迷的站着在找她的同行者。 ^（9）

这桥是断桥,旁边矗立着的大洋房悬挂着有“一个红而圆的太阳” ^（10） 的旗子,这显然是指日本驻杭州领事馆,它当时也是日本特务情报机关的据点。那旗子上的太阳和青天之下的日光一样的辉煌,闪耀在人心上,这一描写更是对所谓“革命胜利”的极大嘲讽,并指斥它们都是那种令人心生恐惧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地方,阿毛遭遇了一场小小的冒险：汽车剧烈的喇叭声和重载的车轮的轧轧声把她吓昏了,在惊慌失措中她差点被劈面冲来的囚车撞到,而她也竟因此成为路人嗤笑的对象。这个场景颇有意味,阿毛的同伴以及街上的路人们似乎都对动荡不宁的时局无感,他们仍然按照惯性和固有的规则夷然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唯有阿毛遭遇惊险,她的懵懂无知反而使她象征性地成为1928年那个危险的历史时刻的唯一亲历者。这提醒我们或许应该把阿毛的故事——包括她所有的经历和体验,当作一个关于1928年历史时刻的“寓言”来解读。

不过阿毛很快从这场冒险中脱身,惊恐和悲愤的情绪都瞬息忘记,她开始留心街上的店铺和时髦女郎了,进入了另一种景观,也就进入了另一种情绪和认知。这里的都市消费景观通常被认为是挑起阿毛的欲望并将她推向毁灭的肇因,但细读文本却不难发现,阿毛观赏街景的心理活动中有一种“笨汉”式的幽默。正因为她一无所知,也毫无成见,所以从她眼中便非常直观地反映出都市消费的奇观。如对“堆满布匹的店铺”的描写：布匹“在窗中拖着”,“在架上堆积着”,“在匣子里安放着” ^[8](P132) ……凸显出了物的过剩和堆积;行走街头的时髦的太太小姐们则让阿毛“越觉得城里的人聪明”：“在如此宽阔,热闹,阔气的马路上,会知道预备几个美丽的,活的比鸟儿,比哈吧狗,比什么都动人的东西,让人浏览” ^[8](P132) ,这自然是嘲讽了都市女性的高度物化;看到衣着华美的男女“在店铺的沉重的大门边进进出出”,“阿毛这才领悟到为什么城里要设着这许多店铺,许多穿粗布衣的人来服侍,自然是为的他们” ^[8](P132) ,又活脱画出消费服务中的阶级差异。“笨汉”对自己所见的一切看似欢喜和认同,但其天真之眼却揭穿了消费社会的幻象,其中认知的错位所表现的正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由此看来,阿毛的街市见闻其实包含着更多的感受和认知的层面。从阿毛的人生轨迹来看,城市的繁华富丽打开了她的眼界,也激发了她的欲望,但她却还不能正确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和欲望,因此,在后来对自己所幻想的愿景以及实现欲望的路径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认,从而深陷于苦恼与焦虑中,一步步滑向毁灭。而从阿毛作为旅行者的视角来看,则会发现随着阿毛的游踪和注意力的转移而迤逦展开的都市景象包含了众多丰富的内容：白色恐怖的政治、民俗与信仰、半殖民地都市的消费奇观及其与乡野自然的古怪的嵌合等等,都弥散在城乡结合的空间结构中,由此呈现出一个杂陈着各种象征、隐喻和意义的生活世界。叙述者似乎有意在“革命顿挫”的时代感知的笼罩下来表现这个世界,因而多少有点刻意地引导阿毛的注意力,但阿毛的所“看”与所“想”仍然包含了一些溢出之物,对于叙述者所预构的1928年前后的中国社会图景起到补充、提示和调整的作用。

这幅社会图景当然还包含着精神的内面。阿毛是一个农村姑娘,但小说并未真正深入农村女性的生活与心理世界,它所呈现的主体精神内面仍然有着丁玲所熟悉的那种时代新女性的精神痕迹。有意思的是,《阿毛姑娘》把两个不同生活世界的人物的相逢、互看和想象的关系转化为小说的基本结构。也就是说,作者将自己对一个农村姑娘的生命历程的叙述倒转为农村姑娘对城市小资女性的观察和揣想,从而将自己的生命经验——特别是虚无与幻灭的经验,倒映在阿毛姑娘的心湖上。作为倒影的阿毛的经历是对“幻灭”过程的完整而细腻的演绎,如此清晰精准的倒影使作者得以比较冷静地审视这份经验。但阿毛作为一个有着自身行动逻辑的人物形象,她的身份、性格、感觉和认知的方式仍然在发挥作用,她对自己所萌动的种种幻想的认知以及对自身愿望能否实现的推断,都明显受制于其特定的身份。叙述者对阿毛的这些心理过程既深表同情,又不时地感叹阿毛的种种错认,忍不住要直接现身,发出自己的声音,展开议论。这些议论有的是以自身的经验纠正了阿毛的错认,进而提出了严肃的问题,但有时也不免暴露了自我经验的某些盲区,因而具有反讽的意味。阿毛作为一个特别的镜像人物,她与城市小资女性构成了一种潜在的对话关系,正是在这种潜在的对话中,叙述者的声音呈现出自我辩护和自我反思的双重性。在1928年这个特定的历史危急时刻,诸如阿毛这样的朴拙乡民们在进入现代城市生活世界时所产生的震惊感,以及因自我矮化和自我否定所导致的自我经验的空洞化,在与城市小资青年幻灭的故事彼此叠印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化合,从而隐约地透露出那个时代所深藏的某种秘密。

颜海平在分析《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开头时指出：“莎菲阅读这城市、国家乃至世界的‘喧嚣与骚动’的行为,把她和古代‘中国’的女性形象区分了开来,那个‘中国’是一个被推断为自给自足的实体,妇女在那里过着‘合乎规矩的’隐居般的生活。” ^[9](P268) 《在黑暗中》里的各篇小说都为其现代叙事的开始设置了这样一种时间对照结构,即“自给自足的”前现代“桃源”与浮华躁动、意义失序的现代世界之间的对立转换,这两个生活世界在小说叙述中的冲撞与对接形成了一个寓言式的结构。

《阿毛姑娘》也有着这种寓言式的叙事结构,小说以顺叙笔法详细讲述了阿毛的来处,即那个“荒凉”却“恬静”似“仙谷”的山村,叙述者还不止一次地感慨道,若是留在那“原始”“质朴”的故乡,阿毛也许会并无太多不满地安度一生,“也不见得就不是一种幸福” ^[8](P135) 。这似乎是流露出对前现代自给自足的世界的眷恋之情。但事实上,阿毛与莎菲、梦珂一样都无法再回到那个过去的中国了,她们的都市经历的展开,以及叙述者不时插入的分析、质询和探讨,都表明在这个历史时刻,女性必须走进现代世界,经受各种考验和心灵的困扰,并主动地厘清由此而产生的“忧郁”的内涵,将含混于“忧郁”中的真情实意以及那种看似病态的坚执,转化为进取的力量或自我扬弃的根据。而田园牧歌式的“中国”想象,不过是一个虚设的背景,提示现代女性的所来之处及所承袭的传统,或者只是作为一种现代性“补偿”叙事,给人们提供些许同情与安慰。从这个起点出发,丁玲以对阿毛的觉醒、幻想和幻灭的整个过程的细腻描写,表明“现代”虽然是一个陌生而充满巨大危险的领域,但它终究是现代女性所无法回避也无法逃脱的唯一的阵地和战场。

不少研究者指出,是“都市的想象力”擦亮了阿毛的物欲,并促成她的第一次觉醒。城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让阿毛心生喜悦和渴慕之情,商品的展示与交换形式也让她对都市消费主义的逻辑有所领略。小说中对阿毛第一次买布时的心理的描写,即清晰地描摹了女性的感受和欲望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所收编的过程。阿毛第一眼看到那一段为她捡的绿色自由布时,“她欢喜得跳了”,在这里作者应是有意识地用了一个阿毛经验范围内的比喻以画出阿毛的心声：那段布“夹着一缕缕的白条像水的波纹一样”,这种充满感性愉悦的视觉呈现表明,阿毛此刻的物欲与其真实的生活需要是相连通的。然而接下来,因为三姐捡的假花哔叽和自己的绿色自由布不同,阿毛便觉得他人的所有物“却令她仿佛更喜欢”,这说不出确切理由的“更喜欢”却是基于一种抽象的比较了,它显然不是出于阿毛对两段布的使用价值的差别的了解,也不是以阿毛自身的经验或喜好为参照标准。当三姐进而告诉她,假花哔叽要卖二块多,而小二给的一块钱只能买便宜些的自由布时,阿毛在感到失落的刹那也就习得了一种新的价值逻辑,即看重“物”的交换价值,并隐约明白了这个高度商品化的社会其实已经制造出一个等级差序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而商品的价值差异所反映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差异。她因此产生一种比竞之心,想要与她景仰的太太小姐一样过上好日子。

叙述者警觉地观察着这份现代性经验在阿毛身上刻下的印迹,她指出这是“虚荣”的病症。“虚荣”一词在小说前半部分反复出现,所指的正是阿毛在新环境中懵懂、迷失的状态,而语词的反复出现也让这一概念及其所指的状况凸显为文本中无法忽略的问题。那么,在丁玲眼中,1928年前后现代女性的“虚荣”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在叙述者的认识视野中,“虚荣”是经反省后对某种“女性”气质的发现和指认,即渴望获得来自他人的虚假承认,而在更深刻的层面上,它是为标准化的等级差序所推动的个人自觉或不自觉的慕强心理。阿毛在见识了都市消费的景观也接受了其中所隐含的价值逻辑后,她原有的感受方式和评价标准便被彻底扰乱了,人与物之间的那种更为直接和自然的关联被一种更为抽象的价值逻辑所取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叙述者认为阿毛的热情和渴慕为“虚荣”所伤。

使阿毛陷入毁灭的这种“现代”生活及其隐含的“虚荣”逻辑也有其时代特定性。阿毛对新的都市生活及其价值逻辑几乎没有丝毫的警惕和抵触,这和莎菲式小资女性所表现出来的对资产阶级化的生活规程的厌恶与抗拒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在黑暗中》里,正是这看似对立的两极形构了丁玲基于自身感受与立场的时代观察。颜海平指出,在《莎菲女士的日记》写作和发表的时刻,“激进女性的生存,以及这种生存为社会所认知和理解的必要条件”已为1927年的暴力手段所消除,新的城市生活掩盖了牺牲者的血迹,“普适主义的格调”和“摩登的气质”替换了不久前活跃着的“革命女性”及其“革命性人生愿望” ^[9](P275) 。而未曾在大革命的高潮中成为革命女性的莎菲/丁玲却“苦于不能说清”自己此时的失落,也无力为理想的世界及人性状态赋形,这种迷惘与阿毛被城市现代性扰乱后的心境很相似,两者都面临着因“毫无知识” ^[8](P135) 而不免蹈入的困局或险境。在这样的境况中,丁玲对资本主义都市的支配性文化的影响当然特别警觉,因其所生产的对物的占有方式和评价标准,以及伴随而来的“虚荣”的诱惑,不仅会消解革命性的生活奋斗的意义,而且正如在《阿毛姑娘》中所表现的那样,它也会遮断个人对于生活世界的理解视野,使生活世界中原本蕴含的丰富内容无从获得充分的呈现。值得一提的是,在阿毛的视野中,曾自然地呈现出她与小二之间质朴的爱欲,以及妯娌、邻里相处时热闹、温煦的氛围……但这些生活细节和场景却很难被编织进阿毛因虚荣而自我毁灭的主题。随着叙事的推进,阿毛日渐沉溺于对某种“现代”生活的渴望及由此引发的焦虑中,她似乎完全遗忘了那些她在自己生活中曾经真切感受到的亲密与温情,也逐步丧失了对构成生活内容的日常劳作、交往以及其中包含的伦理情感的兴趣。阿毛后来的态度和命运的转变,使得这些较早时出现的乡村日常生活画面降格为叙述的“冗余物”。叙述者对这些场景流露出隐约的兴趣,但因其对乡村生活实践尚缺乏深入的了解,便也难以说清这里的乡村生活方式和伦理结构对于想象“现代中国”的启示。在《阿毛姑娘》中,这类散落在叙事中的生活画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些“别样的意义”的碎片,它们构成了对1928年历史境况中的强势“现代”逻辑的微弱抵抗。

“虚荣”一词在小说中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叙述者对阿毛的想法的批评中：

阿招嫂曾告过她,那些女人都是在学校念过书的。但阿毛一想,横竖也一样,未必她们念过书,就会不同于自己。 未必她们会喜欢穿粗布衣,烧茶煮饭,任人看不起?未必她们也不会只希望嫁的丈夫有钱而自己好加意来打扮, ……她以为如若她有钱,她自然也会念书,如同她也会打扮一样。

现在她把女人看得一点也不神奇,以为都像她一样, 只有一个观念 ,一种为 虚荣 为图佚乐生出的无止境的欲望,这是乡下的无知的阿毛错了!阿毛真不知道也有能干的女人正在做着科员,或干事一流的小官,使从没有尝过官味的女人正在满足着一二百一月的薪水;而同时也有着自己烧饭,自己洗衣,自己呕心呕血去写文章,让别人算清了字给一点钱去生活,在许多高的压迫下还想读一点书的女人——而把自己在孤独中所见到的,无朋友可与言的一些话,写给世界,却得来是如死的冷淡,依旧又忍耐着去走这一条已在这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所不屑理的文学的路的女人? ^（11）

有意思的是,此处阿毛对受过教育的女性的轻蔑评价虽有些粗俗,却也包含着洞见。她所提出的一系列反问其实很难驳斥,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的确并不必然会对耐苦的生活有深刻的理解,阿毛的质疑实际上是指出了“新女性”存在的局限性,以及引发虚荣心的价值评判体系对不同身份的女性的普遍熏染。资本主义都市制造了关于生活的新的幻想,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所说,幻想构成了我们的欲望,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去欲望 ^[10](P7) ,这种新的幻想也在为阿毛、三姐以及更多的城市女性创造各种欲望,并教会她们如何想方设法地去满足这些欲望。显然,这一套新的幻想机制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运作,使得很多现代女性在所谓自我解放的路途中,不自觉地成为某种关于“女人”的固化观念的无差别的复制品。在同时期的其他女作家笔下,也能看到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比如谢冰莹在《女兵自传》《给S妹的信》等作品中,便更直白地揭示了这一带有普遍性的时代问题。她痛心地发现,有许多“新女性”在大革命失败后流落于城市中,很快“便被物质的诱惑,走入了歧途” ^[11](P227) ,或是“被虚荣的引诱而沉沦于苦海深处” ^[12](P85) ,有的做了军官的姨太太,有的沦为大都市中的色情出卖者 ⁽¹²⁾ 。

面对故事内外的这些因虚荣而导致的后果,叙述者直接现身纠正阿毛的错误看法。叙述者重申了新女性的价值内涵,也强烈肯定了现代女性为抵制“这纯物质的,趋图小利的时代”的价值评判标准而进行的异常艰辛的、踏实的生活实践,从而为女性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抵抗之路。这些关于女性的抵抗的说明,与其说是为指责阿毛,毋宁说是面向读者的动员。至于文本内部的阿毛姑娘则是继续无助地滑向绝境。

不过,在阿毛对“现代”的觉悟中,还有着“苦于不能说清的”的好奇和向往,也就是说,在阿毛当时的“幻想”中,除了有“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 ^[13](P248) 外,还包含着一些别的需要。在小说第二章中,阿毛在新年的快乐中本已淡忘了“城里的繁华”,却因看见来游山的城市青年男女的风姿,而对城市生活及其内在精神有了一种新的、朦胧的感受：

阿毛也就掉过头来,原来从山门外已走进两个人来,那穿皮领的,那阿毛从前所看见过的美人儿,正被夹在一个也穿有皮领的美男人臂膀间,两人并着头慢慢朝山上走。……他们是那样华贵,连眼角也没有望到她那边,只是那样慢慢的,含着微笑的一步一步,两种皮鞋谐和着响声往山上踱。不知那男的说了一句什么话,于是女的就笑了,笑得是那样大方,那样清脆。 柔嫩的声音,夹在鸟语中,夹在溪水的汩汩中,响澈了这山坳,于是连路旁枯黄的小草,都笼罩着一种春的光辉。 ……阿毛一直送着那后影登了山后,才怅怅的回转头来。 ^（13）

阿毛一眼便认出了游山的女子正是之前在城里所见的那种时髦“美人儿”,不过这一次阿毛不仅赏鉴其装束,更观察其行止,从而触摸到这女人的灵魂。作者从阿毛的视角着重描写了女人的“笑”,由此也想象性地展开了阿毛的心理。这笑声对阿毛的感染力在一种焕然一新的风景中呈现出来,似乎有一种外来的精神及其内在的活力融入了山间的风景,也改变了山间的风景,这亲切而新颖的感觉吸引着她想要更多、更深地了解“那女人的生活”。阿毛此时的向往显然不是基于物欲的“虚荣”了,而是隐约透露出对一种新的精神人格及其生活形态的渴慕。此后一段时间,阿毛的思绪都萦绕于女人的身影和笑声,但她的好奇的探寻却缺乏合理的依凭,往往错误地落在“时款的衣式”等物质希求上,最后终止于将那女人嵌入农家日常生活的想象：“她常常想,既然那笑声是那样的不同,若煮着饭,坐在灶门前拿起火钳拨着火时,不知又是将如何的迷人了。但是她立即就否认了。别人那样标致,那样尊贵,怎么会像她一样终天坐在灶门前烧火呢?” ^[8](P137) 在这一想象中,阿毛似乎无意识地期待着女人所带来的这种能量能“融入”并“改变”她的生活,结果却只组合出一幅连她自己也觉得荒谬的画面。这乖谬违和的情景,不仅使她的幻想因梗阻而无法继续下去,而且也让她伤感地认识到自己所渴望的一切实在都是渺不可及的,并悲叹自己可怜的人生。这样看来,阿毛的可笑的联想中似乎隐含了一个严肃的追问：城市小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性潜能是否能下潜、渗透进有待改变的乡村生活呢?也正是在跟随着阿毛的眼与心而展开的追问中,小资青年的生活及精神现象失去了其总体性的意义归属、在不同的象征体系间滑动的危机也浮现出来。

这女人再次进入阿毛的视野,是当她来葛岭租房闲居时。作者设计了在村民们对“赚钱”的兴奋讨论中宣告阿毛“所渴于欲一再见的美人”的到来。在村民们眼里,这女人就是一个有钱的城里人,可以指望从她那里多赚点钱。他们之间的这种以金钱为媒介的利益交换关系表明,当时城市小资青年主要是以消费者的身份与乡村发生了极其有限的联系,在这种结构性关系中,阿毛对别样的人、别样的生活感受的追求必然要遭受挫折。所以,在热闹的会面场景中,虽然我们看到阿毛因再见到女人而快乐,并且她仍时时留心于女人的“笑”,但叙述者却告诉我们,阿毛“又觉得非常气馁,无语的便退回家来了”。这未加解释的矛盾现象,再次显示出小说人物阿毛的“寓言性”。阿毛感到“气馁”,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不可能与对方有畅通的交往。这种疏离与隔膜是双向存在的,阿毛和城市小资青年都不能免乎其外,这就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揭示了小资青年精神成长的受阻和未完成性。自此以后,阿毛对现代生活的幻想便分裂为日渐明晰的两个层面,在故事主线中,阿毛是依照“物质的虚荣”的逻辑在编织种种幻想,并在不断增强的不满中愈益离弃了现实,从而滑向了最终的崩溃与毁灭。但在此之外,丁玲又精心构造了阿毛“偷看”和“偷听”的几个场景,插入小说的情节进程。“偷听”和“偷看”都是对不可能获得的交往及理解的某种补偿,它们的出现也使阿毛的“苦于不能说清”的向往得以显现,尽管其内涵仍然模糊不明。蒋晖在讨论《沉沦》时指出,作为情节出现的“偷听”是“现代文学形式的一个内在方面”,“偷听乃是现代主体生成的一个事件”,只是它作为个人探寻“自我”的一种方式,更多地表征了主体在特定历史境遇中的受挫状态,“偷听”因而包含着“颓废和消极”的心理意涵 ^[14] 。阿毛的“偷看”“偷听”行为也反映出同样的期待与焦虑,同时,叙述者藉此呈现出“农村姑娘对城市小资女性的观察和揣想”。当阿毛的目光一次次透过窗户,“偷看”那女人的身影,或是“偷听”从那里传来的琴声时,小说对阿毛见闻的描述便如在构造一个唯美主义的舞台,展演人物满心忧郁且扰攘不安的情形。

至此,叙述者呈现出其对20世纪20年代末期城市小资青年的较为完整的观察。这些青年在社会结构中既受制于其经济地位及相应的生活轨道,又显示出某种“反结构”的能量,小说虽然没有明确地揭示这种内在矛盾所产生的结果,但仍然通过“忧郁”的美学形式婉转地表现了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忧郁”的美学形式往往意味着个人主体对一个错综的时代的敏感及相应的表达,是对那些无法言说的怨怒的赋形,形式中因而包含着有待读解的社会史意涵。《在黑暗中》出版后,冯雪峰、钱杏邨等革命批评家大都关注其中对“世纪末的病态”及“伤感主义”的“入微尽致”的表现,并意识到这种精神现象“的确联带着非常深刻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因此他们一方面和小说所表现的时代情绪有着强烈的共鸣,同时又对其“虚无主义倾向”感到不安和不满 ^{（ 14）} 。然而,《在黑暗中》“入微尽致”地摹写“忧郁”并发明其诗意的过程,换个角度看也是作者倔强地检视时代的反动及相应的精神衰颓的努力,在此过程中她努力辨析自我与时代潮流之间的分与合。对“忧郁”的病理分析因而与坚韧的理性主义交织在一起,凝结为个人在黑暗与虚无中“抉心自食”的精神姿态,以及为未来而蓄势的心理动能。

丁玲在晚年写给老友徐霞村的信中,这样解释自己早期小说塑造女性人物的考虑：

那个时代的女性太讲究精神恋爱了。对爱情太理想。我遇见一些女性几乎大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形。看样子极须要恋爱,但又不满意一般的恋爱。即使是幸福,也还感到空虚。感染到某些十九世纪末的感伤,而又有二十世纪,特别是中国“五四”以后奋发图强的劲头,幻想很多,不切实际。我很想写这群女性。但用什么来表现这种思想,不如用恋爱来写更方便。所以写了几篇小说,大同小异的人物。 （15）

张历君因而指出,丁玲早期的写作和20世纪20年代流行于日本及中国知识界的“恋爱至上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 ^[15] 。“恋爱至上主义”出自厨川白村的《近代的恋爱观》,该文于1921年9月至10月间分别在《朝日新闻》大阪版和东京版上连载,1922年10月由东京改造社出版了经过增补后的单行本。1922年2月《妇女杂志》第8卷第2号上即发表了Y.D.(吴觉农)据《朝日新闻》连载本缩译的《近代的恋爱观》,到1928年为止,国内先后出版了吴觉农、任白涛、夏丏尊三人翻译的四个不同的译本 ^[15] ,可见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对厨川白村的思想及婚恋问题的关注。厨川白村宣称“恋爱是至上的”(love is best),这是将两性恋爱关系置于理想的近代政治伦理图景中而作出的一种评判,他认为恋爱是“双方各以自由的个人相结合”,有着重要的伦理意义,是“民族的发达,人类的进化”之基础 ^[16] 。近代人道主义的文艺思想之所以特别重视爱情,是因为爱情被认为是从动物性的原始欲望发展而来的一种文明情感,它作为“自然的崇高的最净化的一种现象” ^[16] ,可以用来阐释人的应然的存在方式。厨川白村便在此基础上演绎了现代个人经由自我否定进而达成“人间的道德生活”的实践逻辑。他认为,“现代恋爱的心境”乃是于自我屈从中获得自我肯定(self-assertion in self-surrender),即从恋人身上发现自己,通过“自我”与“非我”的结合,完成“自我的扩大”,实现真正的解放,并由此可“开拓新境地而扩大之,爱子女,爱家族,爱邻人,爱种族而及于世界人类。人间的道德生活,也藉此完成” ^[16] 。

在“恋爱至上主义”的思想背景下看《在黑暗中》,我们能更直观地理解丁玲“写恋爱”的意图和抱负。书写恋爱生活及其精神现象,呼应着作者“那时也还不能真正理解的”“苦闷”,而她坚定地申明这“是政治上的苦闷” ^[17](P229) 。《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这三篇小说皆书写了女主人公亲历恋爱纠葛的幻灭体验和无聊感,从而揭示了“恋爱至上主义”的政治伦理构想在现代生活境遇中因无从实现而变得支离破碎的现实。其中莎菲热烈追求又鄙弃、拒绝凌吉士的经历可能最具症候性。颜海平重新解释了莎菲的欲望、痛苦与资本主义都市生活幻想之间的关系。颜海平看破了莎菲因自身的坚持和痛苦而加诸凌吉士的酷评,即灵魂“卑丑”的凌吉士只意味着“‘肉的享受’的一面” ^[18] ,因此她并未在“灵肉冲突”的意义上理解莎菲的困境。颜海平认为,凌吉士代表着“一种几乎已经实现了的前景：把熟悉和陌生混合成一个异域冒险的邀请,同时又是一段回家的旅程” ^[9](P270) 。也就是说,凌吉士为莎菲展开的是中国新知识女性可以拥有的一种前景,去往异域的冒险象征了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世界及其生活的全面拥抱,而所谓“回家”则是回归到资产阶级的小家庭里面。冒险和回家其实只是同一旅程的不同说法而已。这种前景为新女性允诺了逃离痛苦的可能,但莎菲最终却清醒地认识到,在破毁中的、被迅速半殖民地化的中国,事实上不存在“逃离”的道路,那些貌似“逃离”和“回家”的邀约往往意在抹煞或是消解从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中所产生的痛苦 ^[9](P270) 。这样的道路或许能提供对个人精神的治愈,但它也意味着对个人生命记忆中的历史经验的抛弃和背离。于是,认清现实的莎菲选择留在这成问题的“痛苦”中,痛苦的莎菲的情绪宣泄因此具有了对“一个不稳定而又快速形成中的半殖民中国” ^[9](P270) 社会的批判意向。

上述女性人物的“恋爱”需要及其不满、她们的似乎可以安身的“幸福”以及仍觉“理想没实现”的“空虚”感,便是丁玲信中所谈论的其早期小说人物的状况。通过塑造这样的具有“矫揉”的病态的人物形象,即“凝注出一些不安于现状、不安于流俗的受罪的灵魂” ^[17](P229) ,丁玲对“恋爱至上主义”理想在革命遭遇顿挫的时代所产生的庸俗化、狭隘化倾向作了分析。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封晚年忆旧的书信中“幻想”仍是醒目的关键词,丁玲很自然地将“奋发图强的劲头”和“幻想很多”连在一起,用来形容那个时代的女性,“幻想”这个词因而被赋予了某种力量与希望。在《在黑暗中》里,热情的幻想往往产生于空无又回归于空无：梦珂变异成“一个先前的她的空洞阴影”,“而同时又承担着痛苦甚至成为痛苦本身” ^[9](P264) ;莎菲在征服凌吉士的最后时刻却陡然失去了兴趣,证明令她近乎迷乱的异性爱恋原来只是对某种“不能被直接指称或无从指称”的匮缺的变相满足 ^[19] 。通过设置一个与人物的经历与情绪相间离的幽灵般的“自我意识”,新女性及个人幻想在新的时代逻辑下的常规存在与溢出形态的模糊分界得以显现,同时它们又交织于主人公的精神纷扰中。《暑假中》则有些不同,在这篇小说中,觉醒的女性情谊在无聊无望的日常生活中被消磨,也被扁平化了。面对几乎占满了文本空间的吵闹、哭泣、怨恨、烦躁、懊悔,作者似乎也丧失了结构不同的意识层面的信心,而在叙述中犹豫地显露出寻找伦理的背景与远景支持的意向 ^（16）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暑假中》表达了对以“间离之眼”辨清并改变生活境遇的效用的怀疑,或者说,丁玲在这篇小说中试验着不同的找寻出路的方向。

总之,对于梦珂、莎菲以及“暑假中”的承淑、嘉瑛等人来说,“自由恋爱”是她们在五四新文化氛围中所熟习的获得热烈的生命体验、精神升华并由此实现某种生活的政治理想的实践方式,但其在现实中的变质、变味又给她们带来深深的失败感和倦怠感。这一精神内伤,从另一方面看也出于人物对“恋爱至上主义”曾经唤起的“迂阔”的理想的忠诚。

如果说丁玲早期几篇小说都带有“恋爱至上主义”的精神烙印,那《阿毛姑娘》是如何“写恋爱”的呢?《在黑暗中》里,唯独《阿毛姑娘》一篇没有在主人公亲历实感的层面书写恋爱,在这篇小说中,恋爱是阿毛眼中不能深明其意的“风景”,是叙述者同情阿毛并为其设法时所调用的时代话语,它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话语装置被嵌入小说结构中,为阿毛与小资青年这“两个不同生活世界的人物”的相遇与互相观看提供了必要的媒介。

从外来的青年夫妇的富于爱情的相处中,阿毛窥见了一种她原本无从想象的新的人生,但阿毛的死却并非一出爱情悲剧,也不是通过改善(夫妻)爱情生活就可以避免的。然而不时插嘴评论的叙述者却不只一次尝试用现代浪漫爱情话语来调解阿毛生活中的问题,这一刻意设计的错位表现出叙述者面对阿毛的问题时的无知与无力。叙述者的两次爱情生活建议恰恰出现在阿毛坠落过程中的两个关键节点上。

第一次是出现在第二章第四节中,阿毛在错综的时代生活现象的启示下,最终意识到世道不平、命运殊异,她幻想着小二将来发财,而她也能照着有钱女人的样子生活。此时的阿毛看似勤劳向上,实则内心已因“苦咬着欲望”而焦愁不安。小二并不懂得妻子的心理病,只怪她情绪反复无常。事实上,他们关系突如其来的变化,正是因为阿毛的新幻想改变了她的欲望的路径,也改变了她的现实感,她无法再像之前那样,从夫妻的同命感以及两人戏谑而鲁莽的爱欲互动中感到幸福。面对阿毛濒临破毁的日常生活,叙述者假设了一种可能：“小二纵不必定要有那远大的志愿,……也该特为他妻生出一种超乎物质的爱来,或者那正在苦咬着欲望的焦愁的心,会慢慢从另一方面得到另一种见地,又快快乐乐的来生活也有之的。” ^[8](P143) 这句话的潜在预设是,陷入危机的阿毛极需要“精神恋爱”,然而这一预设并不符合阿毛此时的思路,从对阿毛的心理描写中可见,在这一阶段阿毛对婚姻的理解倒比先前在蒙昧时期更狭隘了,“现在她把女人的一生,好和歹都一概认为是系之于丈夫” ^[8](P141) ,丈夫的意义因而被窄化为“穿衣吃饭”的依靠。同时,这建议也不是顺着小二这样的种田人的生活与情感的方式而发明出来的情感升华道路。事实上,在这里叙述者必须先处理两种生活境遇、两种文化的差别的问题,才可能提出较为切实的劝解,然而她却极顺滑地说出观点,也显露出其思想的惯性。这一错位的情形在该建议被再次提出时,就暴露得更明显了。

在第三章第二节中,此时阿毛已彻底走入绝境。有天小二怜惜地问候她,却不料招来阿毛的怨怼与恶笑,他便大踏步跑出去了。这时叙述者突然有些激动地教导小二应对之方：

如果小二能懂得她的苦衷,跑过去抱起她来,吻遍她全身,拿眼泪去要求,单单为了他的爱,去珍惜她的身体,并发出千百句誓言,愿为他们幸福的生活去努力,那阿毛又重新再温暖起那颗久伤的心,去再爱她的丈夫,去再为她丈夫的光明的将来而又快乐的来生活,也是不可知的事。无奈小二,他只是一个安分的粗心的种田的人,他知道妻是应该来同着过生活的,他不知道他却还应该去体会那隐秘着的女人的心思。 [8](P154)

这段关于夫妇之爱的浮夸而肉麻的抒情话语,虽说也含有对阿毛的同情与救助之心,但又是完全脱离实际的,根本就无济于事,而且在阿毛生命最后时刻所面临的凶险绝境的衬托下,显得尤为颟顸和愚蠢,甚至让人感到有一丝因隔膜而产生的冷酷意味。

在《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篇中经受了反思的“恋爱至上主义”,在《阿毛姑娘》中再次出现,却是以戏仿的形式。由此作者颇为尖锐地提出了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小资青年的思想意识缺乏自我突破与突破阶级隔膜的力量的问题。同时,在戏仿的颠覆与解构作用下,曾托生于“恋爱至上主义”中的政治理想,也临近其“出走”与“再出发”的时刻。在此意义上,《阿毛姑娘》可视为一个处在临界点的文本,它所构造的“两个不同生活世界的人物相逢、互看和想象的关系”因而还有另一层深意。“互看”首先意味着有意义的新关系在丁玲的写作中出现了。互相观看是在对他者状况的接触和认知中完成对自我认知的更新,因此这一行为过程中也蓄积着自我突破的能量。但观看毕竟是一种有距离的认知,是最低限度的交往,它表明跨越阶级和阶层的差距仍是困难的,革命的小资青年还需以更进一步的行动化解隔膜,从而建立彼此的关系连接。

小说也为阿毛和城里来的小资青年们安排了一次相对深入的交流,亦即小资青年对阿毛的一次不成功的帮助,他们邀请阿毛去国立艺术院做人像模特。这段情节的出现多少有些突兀,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丁玲为审视阿毛的心理、探寻她的出路而做的努力。但这一尝试随即便在乡村保守的文化现实中遭到阻断,意外的希望与挫折又再次刺激了阿毛的幻想,使她在一种荒唐的误解中滑入绝境。小说对阿毛的误解和幻想所做的演绎,在反抗封建束缚的情节主题上叠加了对可能存在的现代迷途的追问。假若阿毛如愿成为美院模特,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她是否能善用独立与自由的权利?对此,叙述者应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在这段情节中,阿毛一开始就将这次拜访和邀请错认为身份不凡的男子对自己的爱情,而她将借此改变命运。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当阿毛沉溺在她的幽会与私奔的幻梦中时,其追梦的情节及其氛围的构造,在这过程中的中意、忍耐、牺牲、期盼、寻觅、悲伤、怨恨的一系列心理波折,高度吻合于浪漫言情小说的俗套,这样一种“浪漫爱”的情节模式其实不太像阿毛自发的想象,我们很难相信阿毛能具备这些叙事“知识”。这到底是叙述者无意中露出的讲故事的习惯,还是叙述者有意识地将某种可能的前景倒置于此刻的幻想中?无论哪种情况,这残酷的戏仿都显示出阿毛的困境——对她的出路的探索被困在一套僵化的“浪漫爱”语法中,而她自身也极易被这样的意识形态所俘获,成为都市化的爱情幻觉中的新玩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