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樟推文0849】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

本文基于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将城市年鉴数据、公众环境研究中心数据及工业企业数据进行匹配，采用工具变量法回归对邻近城市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识别，研究发现确实存在环境规制引发污染就近转移的现象，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安慰剂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在 150 千米达到峰值，即污染基本就近转移到周边城市；随着时间的推移，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近几年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污染迁出地的环境规制不仅提升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是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污染迁出地企业的退出壁垒有助于缓解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而企业的国有性质未能产生明显的中和效应。以上结论说明，当前中国各城市为实现局部短期利益最大而实行的环境规制政策并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应该就环境治理的共同目标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

中国当前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以主要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为例，全国 500个河流监测断面中，仅有 28% 达到饮用水质量，多达 33% 的水体受到严重污染以至于不适用于任何用途(World Bank，2006)。全国 500个城市中，空气质量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不足5个，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就有16个在中国(World Bank，2007)。严重的环境污染不仅导致国民恶性疾病高发，降低了社会福利，从长远来看更是给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八大报告要求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因此如何在稳定增长的约束下降低环境污染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难题。与污染就地排放和污染偏远转移相比，污染就近转移不仅不利于整体环境的治理，也无益于局部环境的改善。以往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较多关注，环境规制与污染就近转移的关系亦未得到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基于此，本文对环境规制是否引起污染就近转移进行因果识别，从而验证是否是不恰当的地区间环境规制差异影响了长期以来中央政府环境治理政策的效果。

首先，文章以空气流动系数为工具变量对环境规制测度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着重进行了处理；对环境规制与污染产业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详细推断。其次，本文通过检验发现污染就近转移不仅增加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规模，更深化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对于中央政府下一步协调地方政府达成协同规制的共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同时，本文对污染转移具体时空特征的刻画也是已有文献所缺乏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差异与污染转移的交互作用。最后，本文对空间计量模型在应用时被广为诟病的细节问题进行了处理，如空间权重矩阵的标准化问题，这或许能给类似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为了简化分析，文章采用一个局部均衡模型，模型框架借鉴了 Levinson ＆ Taylor(2008)的思路，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拓展成三地区的模型，最后推演出三个命题。

命题 1 :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程度越强，辖区内企业从事污染治理的力度越大，污染排放就会越低。

命题 2 :本地存在环境规制时，并非所有企业均会进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污染密集程度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跨地转移。并且本地环境规制程度加强时，更多的污染密集产业会转移到其他地区，从而其他地区污染排放增加，即存在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转移效应。

命题 3 :产业从原地转移时，由于存在迁移成本、市场潜能等本地效应，即使距离更远的地区有着更低的环境规制标准，也有产业会迁移到距离较近而污染成本较高的地区，从而可能存在环境规制引发的污染就近转移效应。

实证分析的主要目的在于识别环境规制与污染就近转移之间的因果关系，以验证理论模型得出的主要结论。本文采取空间自滞后模型(SLX)，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其中，i 表示地区，t 表示年份，pollution 是工业污染排放，EＲS 和 WEＲS 是核心解释变量，分别表示本地的环境规制强度和邻地的环境规制强度，W 是空间权重矩阵，在基准回归中采用基于地理距离倒数的空间权重矩阵。

采用污染排放总指数(p_total)和环境违规企业数(lnfirm)作为工业污染排放的代理变量；采用加权线性和法，基于二氧化硫去除率、工业烟(粉)尘去除率两个单项指标构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EＲS)；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贸易开放、财政分权度、人口密度、城镇登记失业率、职工平均工资。

数据样本由 2004—2013 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组成。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5—2014 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的全国企业环境监管信息数据库。工具变量的数据来自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的 EＲA-Interim 数据库。所有价格型指标均为当年价，为消除通胀影响，我们均采用地级市层面的GDP指数(2004 =100)进行平减处理。各地级市的 GDP 指数来源于 2005—2014 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汇率调整为以人民币计价，汇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一，基准回归结果发现：根据列(1)和(4)，当采用污染排放总指数(p_total)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本地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当采用环境违规企业数(lnfirm)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本地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对于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而言，估计系数结果同样不稳健。根据列(2)和(5)、列(3)和(6)，当采用工业二氧化硫去除率和烟(粉)尘去除率分别作为环境规制的表征变量后，结果依然不稳健。原因在于，环境规制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因此，下文重点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并在尽可能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研究邻地环境规制与本地污染排放的因果关系。参考 Hering和Poncet(2014)的方法，以空气流通系数(lnVC)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相应地采用空气流通系数的空间滞后项作为环境规制空间滞后项的工具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本地环境规制对本地污染排放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地区环境规制对本地污染排放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至此，3个命题均得以验证。

第二，文章进行了稳健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结果依然支持三个命题。

第三，对污染就近转移效应的局域空间特征、污染就近转移效应的时间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发现污染就近转移在空间上具有“U”型特征，在时间上具有更为明显的就近趋势。

最后，机制分析认为，邻地环境规制不仅仅通过提升本地的产业规模加剧了本地的污染，而是通过改变本地产业结构的污染程度增加了本地的污染。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表2 2SLS 估计结果

文章发现：地方政府间不够协调的环境规制确实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这一结论十分稳健。其次，就全国层面而言，污染就近转移效应更多地体现在周边城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近年来污染就近转移效应表现出更为明显的就近特征。再者，污染就近转移加剧了污染迁入地的产业结构污染程度，虽然迁出地污染密集型企业退出壁垒的增加有助于削弱污染转移效应，但是企业的国有产权性质并未明显缓和污染转移效应。此外，虽然提升本地环境规制水平能够降低本地污染排放，但更多地只是通过产业结构的去污化实现，而非通过研发生产技术或污染治理技术。总之，本文发现中国的环境治理还任重道远，需要在环境政策及其他配套政策方面做出及时的调整。

第一，中央政府需要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环境约束和环境监管，真正改变长期以来 GDP 至上的激励；第二，中央政府需要积极调整城市发展政策，构建功能齐全、分工明确的城市群发展战略；第三，中央政府需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等硬件和营商环境等软件建设，增强西部地区对产业转移的拉力，避免污染在局域集中排放对环境承载力的威胁，与此同时，在引导产业实现梯度转移的过程中，有效利用污染治理的规模效应，避免西部地区环境重蹈东部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