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医疗健康焦虑则是制约中产阶级扩大消费的因素之一，应建立“社保+商保”相结合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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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后，中国大中城市房价上涨速度远快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在中等收入群体集中的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上涨尤为明显。
课题主笔 王喆
中国进入新常态以来，增长中枢显著下移，投资和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已现颓势，兼具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能否充分挖掘，将决定中国经济成败。
医疗健康焦虑则是制约中产阶级扩大消费的因素之一。
本报告结合当前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医疗需求困境，并借鉴各国各地区的成功经验，认为应建立“社保+商保”相结合的机制，切实缓解中等收入群体的健康焦虑。
中等收入群体健康焦虑的恶化
（1）人口老龄化难以逆转
人口老龄化是中国需要面临的重要挑战。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老年人口占比开始加速上升，老龄化趋势开始显现。
2000年，中国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达10.5%和7.1%，2017年升至17.3%和11.4%，可以预计未来该比例将持续上升。
根据联合国预测，2030年中国或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适龄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和人均医疗费用增加，中国养老和医疗制度等社会保障体制将面临严峻考验。
人口老龄化将增加人均医疗费用支出，为医保基金带来沉重负担。
随着年龄增长，人类机体不断衰老，抵抗力和免疫力逐年降低，疾病发病率不断提高，40岁以上中老年人多种主要疾病累计发病率均高出年轻人数倍。
当前，中国老年人中有超过七成患有慢性疾病，近两成面临失能或半失能问题，医疗资源需求量较大。
多数老年人已不再工作，相比于年轻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对自身健康状况尤为敏感，部分老年人倾向于因为身体轻微症状频繁去医院接受治疗，甚至长期住院，进一步增加了老年人医疗费用的支出。
统计数据表明，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老年阶段花费的医药费用高达其一生医药总费用的80%以上，老年人的人均医疗支出是全民医疗支出的2.5倍，是年轻人的4倍。
考虑到退休员工不需要缴纳医保的事实，青壮年群体的代际医疗负担尤为沉重。
(2）慢性病严重威胁健康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中国居民健康状况和营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但是，慢性疾病依然是居民健康的严重威胁。
中国慢性病患病率高，患者人群数目庞大，且患者呈现低龄化特征。
国务院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显示，2016年，中国慢性病患者已超过2.6亿人，居民慢性病死亡占总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86.6%，造成的疾病医疗负担超过全部疾病的70%。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中国家庭健康大数据报告（2017）》，2017年在线就诊病例中，慢性病多发科室的患者数量达到了患者总量的32.2%，较2013年增加了8.2%。
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年鉴（2017）》，中国慢性疾病患病率逐年上升，2013年患病率已是十
年前的2倍左右，其中，糖尿病和高血压患病率急剧增加，达到十年前的5至6倍；
癌症2014年标化发病率升至每10万人186.53例，患病风险终生存在且随年龄增加，累计发病率已高于常见流行病。
此外，中国中青年由于工作繁忙，生活压力较大，处于亚健康状态比例较高，慢性病年轻化趋势开始显现。
2013年-2017年，中国一线城市白领中，高血压患者平均年龄下降0.8岁，糖尿病患者平均年龄下降0.5岁，青年时期患重大疾病的概率较以往大幅上升，因患重疾而英年早逝的情况频频出现。
慢性疾病已成为影响中国人民群众健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3）医疗保障区域性失衡
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医疗保障方面体现尤为明显。
中国东部地区大型医院云集、先进设备齐全。
2016年，东部地区的公立和民营三级医院数量分别达到970家和81
家，全国近半数的三级医院汇集于此，东部地区医疗器械类销售额达到329亿元，是西部的3倍。
东部卫生技术人员、执业医师和注册护士数量遥遥领先（2016年分别达371万人、123万人和155万人），中西部地区医疗软硬件较为匮乏，医疗保障能力有限。
经济发展和医疗资源的不均衡导致居民健康的区域性差异。
根据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中国东部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77.3岁，而西部地区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72.6岁，其中，重大疾病未能得到及时优质的治疗、延误最佳治疗时机是重要原因。
高水平医院和医护人员能够针对重大疾病实施有效治疗，提高治愈率，对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毋庸置疑。
（4）公费医疗与退休职工
公费医疗和退休职工医疗作为两种特殊的医疗保障方式，客观上加重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医疗负担。
中国公费医疗制度始于1952年，随着经济发展，公费医疗引发的问题日益凸显，改革逐渐提上日程。
1998年起，全国大部分地区机关开始陆续取消公费医疗，公费医疗经费占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开始迅速下降。
目前，公费医疗覆盖人群包括：
中央直属机关公务员，广东、湖北、江苏三省的省直机关和广州市的公务员，部分城市副厅级以上干部群体和离退休人员，中央在京院校和北京市属高校大学生，以及部分高校教职工等。
根据公
费医疗管理办法，公费医疗经费主要来源于国家和地方财政支出，个人无须缴纳保险费，报销比例由各地方政府自行确定。
相对而言，公费医疗的保障水平高于基本医保，无起付线和封顶线，报销比例更优，保障范围更广。
公费医疗群体近乎享受免费医疗服务，小病大治、大病久治现象非常普遍。
根据原国家卫计委调研数据，公费医疗群体的就诊率和住院率均显著高于参加其他医疗保障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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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目录地方增补权限或将取消。
7月22日晚，国家医保局针对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明确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将由国家统一制定，地方原则上不得自行制定目录或用变通的方法增加目录内药品。
而在此前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过程中，各省对医保目录乙类药品一直有15%的调整（调入、调出）权限。
以往，一些惠及患者的医保新政往往首先在地方层面冒出火花。
例如青岛的罕见病报销政策，以及部分地区也会酌情将一些未入国家目录的大病药品纳入医保，如治疗丙肝的特效药等。
而国家医保局酝酿中的待遇清单制度一旦落地，各地尝试的空间将被严格限制。
目前，对于一些未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的药品，包括不少新药，药企有望通过和各地医保部门的谈判，进入地方目录，这条路或被堵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