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白先生曾与我们一一谈话，了解家世与学业情况。他觉得我们有点先天不足，读书不多、不深，比之老一辈学者差距很大，建议我们为了打好治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先以一二年时间熟读《史记》。他说：
你们读书，第一要端正态度，第二要学习正确的方法。
他要求熟读《史记》，“读进去”，对其中优秀的篇章应背诵几十篇。
当时“大跃进”年代。青年人多心浮气躁，往往是翻一翻，做做摘要，记记卡片，写些急就的文章。白先生与我第一次会面，就要求我们认真读书，力戒浮躁。他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学风，说：“那种东翻翻西翻翻、东抄抄西抄抄的作风，那种东拼西凑写讲稿的作风，那种片面夸大抄卡片的作用的看法，尽管也许有不得已之处，究竟是浅见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存在的话，总是应该扭转的。”白先生这些话，如今也要借鉴。借鉴者当包括只敲电脑、挪用他人文章等人。
我们当时读《史记》的办法是，认真地一篇篇地诵读，约定个时间， 大家在一起谈读书心得。每次先由一个人谈读书心得，算是中心发言，别人可以提问，白先生参与其间，随时引导。记得有一次由我先谈读《淮阴侯列传》心得。我于事先作了一定的准备，对此传的事、文、义诸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白先生先是说：“解释一下‘且喜且怜之’，”我简要地作了字义上的解答。白先生说：“这不能光看字面，还要看字里，里面有很深的恩怨情结。一定要读进去才能深知。”他又问：“你对‘太史公曰’那段话怎么看？是批判？是同情？是轻描淡写？”我答：司马迁这段文字颇为费解。他对韩信的功劳是充分肯定的，但对其不得善终，既有同情心，又有指责其骄傲和妄动之意。白先生指出：这篇“太史公曰”很值得推敲和玩味，历来学者多所议论，意见不一，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由于时代条件，写得“很委婉，很含蓄”。他建议我们不必轻易地下结论，应多多思考。因此，我在事后再次读白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第二部分，在这里面他详谈了读《淮阴侯列传》的心得，提出“它主要记了五件事情：二说、一禽、一斩、一烹”，并深入地作了分析。这是引人入胜的。
这时，我思索白先生读《史记》的门道，觉得其《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就含有很好的引导法。早在此时前，我曾读过此文，只是翻一翻而已，理解不深；现在结合读《史记》，具体分析，才觉得此文是白先生研读《史记》的一个结晶，也是引导青年学子读《史记》很好的参考文章。
我于1961—62年间，曾用一段时间翻阅《史记》与《通鉴》，还针对文史界有的学者所谓司马迁颂扬项羽是英雄，讽刺刘邦是无赖的观点（这几乎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写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与刘邦》一文，用了两两对照的办法，举出10来个例证，提出司马迁写项羽与刘邦各有优劣长短，但总的看来，还是刘优于项，项短于刘。这是我细读《史记》的一点心得。此文在报刊发表后，我呈请白先生指教。白先生曾予首肯，并说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发表，但他未提出修改意见，我也始终未曾修改，至今尚感到遗憾。
“读进”《史记》，我感到收益匪浅，举个小例子。我在读《樊郦滕灌列传》时，对下面一段文字颇有所思：
（灌婴）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
自汉初二千年来，人们谈楚汉战争后期的历史，只提固陵之战、垓下之战，历史学者、中国战争史专家的有关论文或煌煌巨著也是如此，而未及陈下之战。上引文字显然提到楚汉“陈下”之战，然后才有“垓下”之战。我依据于此，再细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篇，发现很多汉初功臣侯者参加了陈下之战，并断定这是楚汉相争的一次大战，是其晚期的一次大决战。于是写成了《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回事》等文，提出己见，参与学术界的争鸣。
所谓“读进去”，我理解的是，读古人书，钻进象牙塔，理解古人的为人处世，弄清古人为文旨趣；然后才“跳出来”，登上象牙塔了望、观赏，这也是白先生教导的。也就是说读古人书，既要神会之，又要审视之。我们读白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与《史记新论》等论著，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刘知几讲史家三长才、学、识。章学诚提到史德。白先生以为才、学、识、德四者都有必要。他当时强调，读《史记》，可以从其中吸收营养。后来，他写成了《要认真读点书》一文，其中说：
这四者（按，指才、学、识、德），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都还是必要的。我想，识和德也可以合在一起，叫作器识，它包含见识、气度和抱负。这一条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真读我国史学名著，如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既要注意从才、学方面吸收营养，也要从器识方面吸收营养。
这是要求我们认真读古人优秀的著作，从中吸收有益的营养，以增长从事史学的才能和器识。
我遵照白先生的这个教导，在读《史记》和了解研究《史记》状况之时，感觉到治文学史者多注意《史记》中之“情”，治哲学史者多注意《史记》中之“理”，而注意《史记》“器识”者尚不多见。
司马迁的才、学很高，而器识尤为杰出。他的“实录”特点得到历来学者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扬雄《法言》言之先，班固《司马迁传》论之后，于是两千年来学术界都称允之。他的史识，更为我们所重视，这里略述一二。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但因秦朝末年暴政而被百姓推翻，于是汉初学者多指责而否定之；然而司马迁独具只眼，予以大书特书，写下了《秦始皇本纪》、《白起王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等，一方面有所揭露和指责，另方面也予以相当的肯定，还在《六国年表序》写下这样的文字：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
这种肯定秦“成功大”，批判否定者犹“耳食”，在当时实在是振聋发聩。
司马迁不仅予秦以相当的肯定，对楚也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他描写了项羽的英气武功，列入“本纪”，于指责其“自矜功伐”，至死不悟失败原因的同时，热情地表扬其历史功绩，曰：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这里不仅肯定了项羽反暴秦的历史功勋，还承认他曾称霸天下的历史地位。《史记》立《项羽本纪》的旨趣和意义在此。如今或称史曰“秦汉”，似乎其间不存在个“楚”，这不是历史主义。
至于司马迁对陈涉反秦的功绩曰“陈涉首难”，也是独具慧眼的，而他评论陈涉失败的两个原因，一是斩杀故人，于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一是苛治群臣，“诸将以其故不亲附”，终于以失败告终，更是英明的史识，至今犹可引以为鉴。我们只要在读《史记》时注意一下刘邦如何团结丰沛故人，如何宽待群下，就可知刘邦取得反秦、反楚胜利的基本原因，从而也就可判断司马迁论陈涉失败原因确是高见。
《货殖列传》云：“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段话常为近世一些学者称引，说它道出了贫富差距造成阶级分野及剥削压迫之“理”。确实如此。然而不仅如此，此篇论世异俗移，不以人的意旨为转移；论生产、消费、流通各个环节及相互关系，乃“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是颇有唯物辩证法味道的。
司马迁之识，特别表现于察见“权”、“势”、“利”深深影响于世道人心，在世态人情方面强烈地反映出来。《廉颇蔺相如列传》写了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怨而逐客。其客是这么答话的：“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里司马迁写出“市道交”乃“固其理”，关键在于有否“势”。有权势，客来如蝇逐臭；失去权势，则客拂袖而去。司马迁直写而未置可否，然论断已寓于其中。《孟尝君列传》写孟尝君得失权势，诸客去去来来。他怨客反复，表示欲对复来之客“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
对他说：“宝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他劝告孟尝君，对诸客不必抱怨，“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采纳之。作者于此未曾评论，只是表明“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是“固然”之事。《张耳陈余列传》写，张、陈二人始为刎颈之交，“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司马迁于此发论：这二人善始恶终，“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这是断定张陈二人乃势利之交。
司马迁如此之识，由何而来？何以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感悟于社会阅历，触觉于个人遭遇，采之于世俗之见，诸方面的因素都有之。以《郑世家》“太史公曰”中所谓“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来看，那种“市道交”、“势利之交”的现象确实早就存在，并形成世俗之见。司马迁如实写来，感叹至深，使人更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氛围浓重存在。
还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在“权势”、“权利”问题上，有超过世俗之见者。他以为，权利可以移易是非，可以影响道德观念。《游侠列传》有云：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巳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
暴戾，其徒颂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