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母亲叫全职妈妈， 谁能为全职妈妈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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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海淀区的一位全职妈妈戴萍学生物出身，此前一直在美国研究机构工作。戴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的孩子如今在海淀一所重点小学上一年级，全班44个孩子的妈妈，就有11个是全职妈妈。

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这样辞职回家的知性太太越来越多，特别在某些特殊区域，譬如北京市海淀区，拥有众多高校科研机构，高知女性集中，选择回家的知性太太比例也相对较高。

“在我生活的圈子里，这个数值还偏低。”另一位全职妈妈路明介绍，2005年，她在怀孕5个月时辞去教职回家。她认为目前全职妈妈的相对数量还很少，但绝对数量增长很快，譬如她所在的教会有个“妈妈小组”，全职妈妈几乎占40%，大都受过高等教育。路明认为，除了知识女性的价值观已发生变化外，宗教也发挥了很大影响。她赞同一个说法：“如果夫妻双方全都冲在职场一线，家庭就容易变得脆弱，很容易被魔鬼撒旦掏了老窝”。

掉头回家的知性太太群体发展速度亦很惊人。鲁静刚从媒体辞职时，女儿班上只有一个全职妈妈，4年内发展到6个，不乏拥有名校硕士或博士文凭。送完孩子后，大家常常结伴锻炼，一起奔向超市购物，一起看电影，如果在菜场碰见，彼此也心有灵犀地点点头。

不过，在压力相对较小、节奏相对较慢的大城市，譬如重庆，还没有升温的迹象。重庆全职主妇林阳举例，儿子班上20多个孩子，连她在内，只有两个全职妈妈。她总结，除了经济和观念等原因外，重庆人流动性低，城市规模不及超大城市，上下班的交通效率较高，大都还有父母帮忙，这些都是重庆全职妈妈较少的原因。另外，单位请假容易，也使做全职妈妈的必要性大大降低。

中国的全职太太现象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并很快在中国的经济前沿地带，比如广东产生影响。根据2000年第二期全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广东部分的数据显示，24.9%的女性在经济条件许可下愿意辞职回归家庭。

但在其后十年，这一趋势在知识女性群体中有了更显著增长。2010年初，长春工业大学研究生姜丹发表了《知识女性对“全职太太”角色认同意向研究》论文。她在长春市高校随机抽样，调查了283名知识女性，结果表明有67.8%的人有做全职太太的意向，其中，35岁至45岁的知识女性做全职太太的意愿最大，以1970年代出生的女性为主。

家庭和事业的双重压力，让处于盛年的中国知识女性有不能承受之感。根据姜丹的研究，192名有全职太太意向的人当中，对此心理压力很大的有150人。

是否一定要成为“女超人”?在家庭与事业无法兼顾时，女性能否坦然承认：我无法拥有一切?在全社会的注视下，是否有表白“家庭对我来说更重要”的勇气?随着家庭收入的稳定，对于知识女性来说，“回家”具有了可选择性，同时，这种渴望也渐渐浮出水面。

70后鲁静的哺乳期是在无休止的截稿焦虑中度过的。她的经典姿势是一手横抱女儿喂奶，另一手则在不停地敲电脑键盘。这一代妇女仿佛穿上了红舞鞋，人人都是拼命女郎。一位女友曾经有一次加班到凌晨，发现老公在家门口拉出横幅：“欢迎劳模回家”。

除了做点最简单的家务，鲁静的所有时间都在为工作殚精竭虑，女儿和丈夫常围着焦头烂额的她唱：“忙忙忙，整天在工作。”直到有一天，她突然感到一种无法缓解的疲累，脱发、失眠，对前途的焦虑，对家人内疚，她突然发觉全家都已处于被她的工作绑架的状态，终于下决心辞职。

中国女性的职业压力有多大?根据中国妇女杂志社、华坤女性生活调查中心等合作出版的《2011女性生活蓝皮书》，包括北京、上海、广州、宁波、太原等城市在内，城市职业女性日平均工作时间超过了8小时，最长的甚至达到18小时。其中，85.3%的被调查者感到有工作压力，主要原因是工资低于期望值、职场竞争激烈，工作强度大。

“改革开放一直都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背后其实忽略了公平，知识女性的群体感觉更敏锐。”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方英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2006年，方英开始对全职太太群体调研，发现她们从事的工作大多市场化程度较高——高端岗位要求全部精力和时间的投入，既不会考虑女性的生育责任，也不考虑其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特定角色;而低端岗位则意味着缺乏保障，升迁渠道不畅，即便任劳任怨，所谓实现个人价值，依然好似纸上谈兵。

方英认为市场经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好处是知识女性多了自由选择，相比过去，可能仅以能力来评价去承担一些过去被男性垄断的责任;而弊端则是，当她选择了这条路，就意味放弃了平衡家庭与职业的可能，特别是女性生育成本——时间，以及更重要的，精力——完全要由自己承担时，女性的职场竞争力便会下降，也很容易陷入无力感，很多女性既而会在这种两难境遇中做出舍弃一方的选择。

由中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共同进行的“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第三次调查”发现，两性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在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年收入只有男性的67.3%，而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分别比1990年下降了10.2个和23个百分点。

2010年的女性“高层人才”中，81%拥有大学学位，比男性多出7个百分比，但其中80.5%都表示，在工作场所，男性占据着高层的职位。

市场经济中的女性“看起来很美”，但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知性太太，都有一把心酸的职场回忆。

林阳早就看穿了职场童话：“我曾经是个工作狂，曾经多少次牺牲周末无偿加班。结果呢?在一个不公平的就业环境里，个人完全得不到尊重。”林阳决定回家陪儿子，只有在那儿，她的每分投入，才能够得到全心全意的信赖和回报。

更多的人是“被辞职”的。孙莉莉曾经担任英文翻译，她所在的公司效益不佳，开始“自然”减员，大幅降低工资的同时，却加大了工作量，这种不公平的方式使很多员工自行离开。辞职后，孙莉莉也并没有积极找工作。先生的收入尚可满足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她自己也没有什么不靠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她再也不想为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做牺牲品了。

掉转回家，与其说是知性太太的抗压能力差，还不如说，女性无法愉快的工作，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这些曾经在高等教育中历练出的自由灵魂，在一个利益优先的年代，已很难寻找到安身之地。

孙莉莉在家中开始了美丽人生的探索，得空时便翻译《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群发给朋友们分享，内容从伦敦印象，到关于真爱，到面对生命终结的自嘲，没有任务，没有报酬，纯属自娱自乐。

对于这一代知识女性而言，回家也是一场革命。图｜网络

已经出走的娜拉为什么又甘愿重返家庭?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学者方英认为，全职太太是社会推拉合力作用下的结果，除了激烈的市场竞争形成推力，妇女在工作与家庭之间没有缓和的余地外，传统的性别秩序也正在形成家庭中的拉力。

这个传统，指的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1949年以后，这个模式曾经被彻底颠覆了。中国第一个国家级妇女刊物《新中国妇女》，大力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并在创刊号上刊登了斯大林的文章，指出劳动妇女是工人阶级的伟大后备军。

北京大学学者臧健撰文论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从50年代初期开始，由政府自上而下并负责安置了大批妇女劳动力到社会生产的岗位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短时期内大量妇女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进入社会领域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妇女解放，在普遍穷困的中国，造成了“广就业，低收入”，妇女成为了事实上的廉价劳动力，其性别角色被极大地异化。彼时工厂有托管机构，农村也成立了“抱娃娃组”，目的只有一个，让女人走出家门工作。

然而，50年后，在“中国女性社会地位第三次调查”中，有近62%的男性和近55%的女性认为：“男性属于公共生活，而女性属于家庭”，分别比2000年增长了7.7个和4.4个百分点。

传统观念在现代中国正强势回归。

但很少有人想到过，妈妈外出工作的另一个结果。哈佛大学精神病学者尼利科研究过这种现象，认为父母长时间不在家，或者每天精疲力尽、无暇顾及家庭，都会给孩子的情绪健康造成危害。那些成年后为严重情绪疾病所困扰的人，都曾经历过“父母无人在家”之痛。

而对于如今成为知性太太的主力70后来说，她们本人大多经历过60后，50后的中国母亲事实上的“不在家”，“去女性化”造成了数代中国人在人生重要成长阶段的亲情缺憾。

鲁静的妈妈因为成分不好，没能上大学，她努力表现，为获得“拾花能手”的奖状没日没夜下棉田干活。鲁静先是呆在农场的托儿所，生了满头虱子后，又托管在一位长辈家。成年后，鲁静还是会做分离的噩梦。她高度怀疑自己容易焦虑，以及强烈的不安全感都与此有关。

“以前的时代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没有妈妈的榜样。当妈妈是落后，当革命战士才是先进，现在又重新摸索补上。”林阳对此也很感慨。她曾一度被抑郁情绪包围，才开始追溯母亲角色缺失对她的影响。因为是个女儿，她一生下来就被扔进马桶，险些丧命。后来妈妈又一心投入革命工作，继续漠视这个女儿，成年之前，林阳从来没留过长发，因为妈妈嫌梳头麻烦。林阳形容，缺乏母爱的童年如此压抑和不快乐，影响了她的神经。

林阳掉头回家了，理由是中国并不缺一个女教师、女会计、女经理，唯一缺的就是妈妈。其实对于这一代知识女性而言，回家才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是对女人天性的拨乱反正。

林阳希望自己的童年不再重演。以前她基本不吃早饭，就算吃也很潦草，这是从小缺乏母亲关爱养成的习惯。如今，她尽量动手自己做，一份经典的早餐包括：笋瓜肉馅小包子、芹菜花生米拌豆腐干、甘薯大米粥。

林阳的努力有了回报，儿子独立自信，宽容又善解人意。无独有偶，在幼儿园公开课上，三个表现最好的孩子恰好都是全职妈妈带大的。她认为，这不仅仅是巧合。

知性全职妈妈的出现是进步还是倒退?要不要推动女性回家，特别是家有幼儿的阶段?这是一个无比纠结的话题。

回家的女人都是相似的，不回家的女人则各有缘由。有人欢喜做职场杜拉拉，在工作中找到价值感;有人则是想回家，但因为经济压力无法实现。此外，中国丈夫对妻子掉转回家并非都持积极态度。《中国新闻周刊》（微信ID：china-newsweek）采访了律师、私企老板等所谓成功男士，他们大都反对妻子回家，主要是不想让妻子“退化”为家庭妇女，宁肯花钱雇人做家事、带孩子。

知性太太对家庭与社会的贡献并没有得到从国家到个人的重视，没有获得主流认同，甚至没有获得最基本的利益保障。

虽然早在1949年，中国妇女就号称获得了广泛的投票权。但是掉转回家的鲁静发现，她甚至没有机会参与一场街道选举。失去单位的鲁静失去了一切社会资源，除了人才中心，她几乎找不到一个能为她盖章的机构，证明她作为一个独立的受过教育的尊严的个体，在巨大的国家机器的缝隙中存活着。

“有没有全职妈妈进入人大或者政协?替这个妇女群体说话?”林阳反问。

全职妈妈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有何时能实现按家庭计税的方式，这个群体虽然大多算是小康之家，但毕竟是一个人工作养活全家，往往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结构，家庭主妇们虽不至于为了一两分菜钱斤斤计较，但大多数掉头回家的全职主妇们，还是会小心地控制一切额外花销，以备意外的不时之需。然而有关部门的表态却是，这个问题的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

路明很羡慕她从澳洲回来的女友，她也是一位全职妈妈，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一样也不缺，还有专门的机构为其进行再就业辅导，以帮助她重返职场。路明的一些不太熟的朋友一听她当了全职妈妈，还以为她是外表光鲜、居家享福、不识人间烟火的阔太太，但她的生活真相是，医疗和养老保障缺失，再就业前景渺茫，还不时要面对社会上的不理解和歧视，“有本事为啥不出去赚钱?”这是她们经常需要回答的问题。

除了外部压力，令掉头回家的娜拉们纠结的还有不能“独立”的失落感。

“人生要过的其实只有自己这一关。譬如你怎么理解心理上的独立?依附于各种权威都是依附，依附单位绝对不能离开也是一种依附，而能够放弃一份鸡肋的工作，随心所欲做出回家的选择，也是一种独立。”林紫心理咨询中心副主任咨询师曹红蓓一针见血。

林紫是一家全国连锁心理咨询机构，曹红蓓的咨询领域是婚姻情感、中年危机以及自我迷失的个体咨询。她告诉记者，人到中年，都会面临发展停滞的危机。大部分人的烦恼都和工作密不可分。职场女人更容易焦虑，相比之下，知性太太不仅可以掉头回家，而且还有条件去考虑自身的存在感，表明“这还是一个挺幸福的年代”。这恰好是男女平等的真谛，给女性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女性也有能力做抉择。曹红蓓称之为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因为“如果留在工作里是停滞，离开则意味着繁衍的可能”。

她鼓励全职妈妈们学会放松，“所有的选择都是有意义的，而所有的选择也都是动态的，随时可以改变”。此外，还应不断发展自己，“不要让心灵的园地荒芜”，比如培养兴趣、参加家长委员会、信仰宗教，特别是参加公益活动等，都有助于幸福感的培育。

不过，在一个业已失去传统和榜样的时代，知性全职妈妈们只能联合自救。路明参与的教会妈妈小组每周都有交流，她们一起学习的书目有：《子女心父母情》《做个真女人》等。全职妈妈们在学习中聊聊压力和焦虑，分享快乐和成长，在生活中互相帮助、彼此扶持。

无独有偶，另一位掉头回家的全职妈妈郑鹤红，辞职前是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编导，如今，她是一位勇敢的“天使妈妈”，是北京卓有声誉的民间慈善组织“天使妈妈”的创始人之一。2011年8月，她又和朋友们一起创立了“西部儿童”救助基金，专门救助贫困儿童，如今，基金已救助了200多名孩子，募集善款达到900多万元。

郑鹤红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自称超级爱干家务的全职妈妈。每天上午采购，陪伴女儿写字，玩游戏，做饭;下午把家里收拾停当后，才是她的义工时段。有一天，她去发廊剪发，美发师傅问她在家会不会闲得慌?她诧异地反问：“谁告诉你家庭主妇没事干?我忙得要命，做头发都得专门安排，才能抽出时间。”

郑鹤红总结了一个知性太太转型为全职妈妈能保持淡定的奥秘，那就是人生之路殊途同归：“以前我的目标就是上班多挣点，能有个好位子。现在我知道，人是需要精神依靠的。人的享受不仅仅是吃喝玩乐。再大的官，再多的钱，都有面对上帝的一天。我在人生的终点等着你们。”

本文首发于2012年8月29日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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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问：

那么，你会不会或者

你会不会支持老婆成为全职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