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论点都该说道说道。虽然实际上没有构想时那么完美，但国家教育系统使得许多穷农夫的儿子可以像更有社会地位的同学那样为上大学做好准备。我们也不应否认，尽管斯图亚特王朝的支持者在1715年和1745年发动了叛乱，同17世纪被纷争撕裂的年代相比，18世纪苏格兰的整体氛围更有利于平和地追求兴趣爱好。但是，只需稍稍思考一下文化史，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和平还是公共教育，或者是它们两者结合起来，都不能确保被誉为“复兴”的思想成就能够出现。
苏格兰黄金时代的一些其他所谓原因，我们也可以进行相似的反驳。相比于17世纪，18世纪几乎可以肯定是苏格兰经济日趋繁荣的时代。然而，17世纪90年代灾难性的“达连湾计划” （the Darien scheme）吃掉了它带来的资本。缺乏这些资本，再严格的新教伦理在经济上也无济于事。1707年英苏联合立竿见影的影响不是突然繁荣，而是征税的增加和法国贸易的丧失。直到很久之后，与英格兰和各殖民地的贸易的拓展才起到补偿作用。真正的经济进步直到18世纪后半叶才出现，而在此时，苏格兰最伟大的创造时代开头的几个阶段已经结束。至于“新教义派”的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的影响，他的格拉斯哥讲座吐露了“道德意义”的惊人力量，无疑“在苏格兰有力传播了对分析性讨论的兴趣和自由探寻的精神；为此，今天的世界仍然感到，因为它带来了18世纪最有价值的产物”。然而，要说这些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唯一原因，当然是高抬了哪怕是最伟大的哲学家。此外，应该指出，在哈奇森去格拉斯哥的第一年之后，至少一位当代观察家将他单独挑出来表扬说，他在一个被自由思想打得千疮百孔的大学里维护正统基督教的事业。事实是，当哈奇森开始他的讲座之前，在上个世纪的动荡年代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思想堤坝——苛刻的正统教义——已受到严重冲击。
因此，关于苏格兰文艺复兴的充分解释，一定既要考虑到最繁荣时的种种社会因素，也要考虑到之前时代的发展条件。在扩展之后，这个问题似乎涉及一个世纪绝大多数时间的整个苏格兰史。进入苏格兰文艺复兴的许多元素一定要被放在一起。但是，对这类宏大的历史运动的解释，不仅应该是列出因素，了解它们的组合方式也同样重要。要想理解苏格兰复兴，既要积累文化资料，又要了解当时当地的核心精神。
这场文艺复兴背后的统一性，亦即提升了这个民族生活的深刻推动力，需要我们对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我们不打算在这几页纸里寻求解决这类问题。我们只寻找可以理解它们的可能视角。这是因为，美洲殖民地在18世纪也经历了一场大繁荣。它并非一场文艺复兴，但仍是一场可以被称作“黄金时代”的大繁荣。英属北美没有产出休谟或亚当·斯密，但却出现了爱德华兹（Edwards）和富兰克林（Franklin）、杰斐逊、麦迪逊和亚当斯、里滕豪斯（Rittenhouse）、拉什（Rush）、科普利（Copley）、韦斯特（West）、威思（Wythe）和哈钦森等取得了傲人成就的人。它最好的果实，也就是美国革命的文献，被公正地称作“美洲天赋在印刷品上壮丽的迸发”。
为这些成就提供了土壤的美洲社会，虽然在很多方面明显与苏格兰社会不同，但仍然与之相关。当时的人为二者关系的各种要素感到非常惊讶，其程度不输于后世学者。一位评论家写道，“波士顿常被称作美洲最英格兰的城市，但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它远更像爱丁堡而非伦敦……像爱丁堡人一样，波士顿人独立自主，不被轻易控制，维护他们的权利”。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就像在爱丁堡和格拉斯哥一样，私人俱乐部是重要的社会制度。在那里，浮夸的、常常精致得荒唐的仪式突出表明人们为提升文化水平而狂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博士曾痛斥纽约“自我膨胀的暴发户”，称他们没有“能力分辨文雅国家人的不同等级，或者明白构成等级差异的究竟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一评论的美洲社会流动性在苏格兰有着“令人震惊的熟悉情形”；对此，博斯韦尔（Boswell）在他的大陆之旅中，曾特地警告过鲁塞尔（Rousseau）。
这样的话揭示了很多，暗示了更多。它们促使人们研究社会相似性如何影响智识生活，并将之带往更富有，或许也更遥远的地区。它们表明，从伦敦的英格兰观察者的视角比较苏格兰和美洲的文化发展是有价值的。这两个大繁荣的共同的社会特征，也许可以为苏格兰文艺复兴的基本动力提供新的解释，而研究两地的历史学家都会感兴趣。
我们首先发现，两个地区引导文化发展的群体的社会地位惊人相似。也许美洲殖民地的社会史还有不清楚之处，但不可否认，那些在欧洲无疑被视作低贱或者中等之人，在殖民地可以通过学习文学和艺术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殖民地，虽然在虔诚的家庭传统中，初到美洲的先祖会被描述为悠闲优雅、熟悉文艺的贵族，实际上没有几个有修养的贵族能引领思想和艺术的进步。在整个北方，文人一定起源于中等阶级。
谁引领了北方城镇的文化进步？当然是牧师。例如，费城学院院长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不仅从阿伯丁（Aberdeen）带回了满满一脑袋知识，而且还有受挫的野心，后者发展成为一种常见的文化势利。再比如国王学院院长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他在辛酸的《自传》（Autobiography）中写道，在他出生地康涅狄格，“学术水准很低，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而他“对知识和真理的渴望”本身，将他从看不到希望的地方性中解救出来。还比如出身于当地书香门第的马瑟·拜尔斯（Mather Byles），他盛气凌人，对当地愚钝的民众冷嘲热讽，与此同时又骄傲地展示一封来自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便条；实际上，这张便条是他用阿谀奉承的信件和陈腐平庸的诗文换来的。
同样重要的是像约翰·亚当斯、威廉·利文斯顿（William Livingston）和詹姆斯·德兰西（James DeLancey）这样的法律人士。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在1765年写道，他们之所以能在文化上获得比在政治上更强的支配地位，是因为在他们“那地，法律职业之外没几个人懂文学，而且，在我们的记忆里，大多数富裕家庭刚刚脱离底层社会”。除牧师和法律人士这两个专业团体之外，还有一些商人领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更有闲暇的后人更是如此，比如拙劣的诗人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以及他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表亲托马斯·哈钦森。这些在地方上有权有势的人不过是大英帝国殖民地的生意人而已。在伦敦的那些文艺恩主们看来，甚至连费城聪慧的古典学家和科学家、史上常被称作“贵族”的詹姆斯·洛根（James Logan），也不过是一位有教养的贵格会市民。
如果他们是北方港口城市的领袖，那么追随者都有谁？无数的文化协会、俱乐部的成员，来自中等阶级的专业群体和中下阶级的商人群体。富兰克林著名的“会社”（Junto）是个自学者自我提高的协会。它最初的会员包括一位安装玻璃的工人、一位测绘员、一位鞋匠、一位细木工匠、一位商人、三位画家和一位职员。虽然费城的商人嘲笑“会社”，说它是“皮围裙俱乐部”，但他们在自己的学会里，就像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星期二俱乐部（Tuesday Club）或纽波特文学与哲学学会（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Society of Newport）的会员们那样，也不得不在最不贵族的自我提高中放松。
但正是在南方，我们看到了贵族最美好的形象——作为文人的有产绅士。我们被一再告知，作为财富的土地和奴隶相结合，创造了一个悠闲的贵族阶级：伯德家族（the Byrds）、卡特家族（the Carters）、李家族（the Lees）。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学上，他们的人生都闪闪发光。但是认真的研究表明，这只是一个神话。卡尔·布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写道，“切萨皮克贵族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它起源于中等阶级……闲暇是个神话；无论是对普通人还是成功的种植园绅士而言，无尽的劳作都是现实……那些人自诩为这个迷人地区历史声望的监护人，坚称它生产了其本性根本无法生产出来的东西：比各殖民地其它地方都好的思想和艺术文化……他们的生活优雅但没文化……切萨皮克社会生产出了独特的中产阶级之贵族社会，其伟大高尚的人之比例要比一般的高；然而，他们只是有智慧的人，而不是知识分子。深南部的卡罗来纳殖民地社会什么样？“［在这儿，］出身上流的家庭比切萨皮克还少；变得富有、寻求绅士身份的中产阶级定下了调子……殖民地时期的查尔斯城（Charles Town）的显著特征是缺乏文化训练，城市的思想和艺术生活消极。”如果卡罗来纳上升中的商人兼种植园主的家庭生产了“美洲殖民地唯一的有闲社会”（只是在这里“享乐、魅力、精致成为了‘至善’”），他们也没能为文艺和科学送去几个人才。
苏格兰和美洲的差别有多大呢？那里可是有着古老的土地家族和更紧凑的社会组织。我们不应忽视贵族在18世纪爱丁堡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但因环境特殊，他们的角色仍然是贡献性、而非决定性的。苏格兰贵族和乡绅大多数拥护斯图亚特王朝和圣公会，即便是在苏格兰教会建立之后。这意味着，他们不受那些困扰着哪怕是温和的长老会信徒的禁欲倾向。他们太穷，出不了国，在冬天只能待在这个已非政治首都、但仍是法律和教会首都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写歌唱歌，资助会议和各种娱乐活动；简单地说，就是培养轻松和优雅的社会氛围。但如果他们是逍遥宫主，其他什么主他们都不是。对斯图亚特王朝的效忠使得许多有良知的年轻人无法从事需要向汉诺威王朝效忠的职业，而贫困则迫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工商业谋生。“银匠、服装商、羊毛布商常常出身显赫。”这种经济上的需要，有助于在爱丁堡的老城区建立一个社会分野远非明显的社会；在那里，地位既可以区别出身，又同样是职业成就的一个功能。因此，在彼得·威廉森（Peter Williamson）的第一部《爱丁堡人名录》（Edinburgh Directory）（1773—1774）之中，位列开端的是最高民事法庭法官、辩护律师、律师协会以及法官与辩护律师的书记员。“贵族和绅士”一类位列其后。
这个顺序表明，在这个世纪，社会和文化的领导权落入职业阶层手中，尤其是法律职业。分析名流学会（Select Society）的成员名单有助于理解法律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成立于1754年的学会有着双重目的，一是要推动哲学探索，二是要提高公共演讲。到了1759年，这个学会（当时有133个成员）已经包括所有爱丁堡文人。在119位能够轻松确定职业的会员之中，至少48位与法律有某种关联。与大学教授和温和派牧师一道，正是法律人士在苏格兰启蒙运动在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初的各个阶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英苏联合之后，苏格兰保持了它自己的法律系统，法律由此变成了社会上升的阶梯，社会弥漫着对法律研究的兴趣。这些都有着其它非直接、但并非不重要的影响。传统上与苏格兰法和罗马法的紧密联系，连同在乌特勒支（Utrecht）和莱顿（Leiden）学习的一代代苏格兰法学学生从荷兰带回家的自由派影响，可证实有助于哲学和历史思想产生崭新潮流。在格拉斯哥关于道德哲学的讲座中，弗朗西斯·哈奇森提出了“当时最完整的法律哲学见解”。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从牛津大学（1748—1751）回到爱丁堡大学后发表的早期讲座中，第一次阐明了劳动分工的原则，但其真正的主题却是“法理学”或法哲学。1618世纪苏格兰思想史中很大一部分都关乎法律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位旅行者在那个世纪的晚期评论道，无疑，正是法律人士“一定程度上为苏格兰的这个大都市定下了基调”。“简单地说”，他们“是那座城市的重要人士”。
当苏格兰和美洲社会建立更复杂的关系时，两地文人在社会起源上的相似性变得明显起来。贸易、移民和文化交流，标志着这个关系的一个阶段。但是这些直接的商品、人员、书籍和思想的交换，反映了一个深刻的事实，亦即苏格兰和美洲都是以伦敦为中心的英语世界之外省，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如此。这构成了文化发展的关键元素的共同源头。
英格兰对于美洲殖民地的主权不仅意味着规制和收费，而且意味着有一个特殊人群主导殖民地事务的舞台。这样的人起初在20世纪70年代大量出现。那时，在复辟的斯图亚特政府稳定下来之后，英格兰试图将其大西洋帝国的分散部分整合起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它向殖民地的各个中心派遣王室官员，包括总督、海军上将、海关官员、森林监察官、收税员和各种小公务员，赋予他们权力来维护主权的种种特权。在半个世纪之内，这些人中身居高位者，连同代表性的官员，成为了港口城镇社会的焦点。他们影响力巨大，不仅代表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而且在大多数城市中心也是时尚的典范。他们不只是政府之间的纽带，而且将英格兰带到了美洲殖民地的心脏。作为各省首府最闪亮的社会名流，他们既令人厌恶，又引人瞩目。无论政治派系还是社会群体，都以他们为中心而形成。
通常被认为在政治上有权有势的官僚集团，事实上是殖民地社会形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塑造性力量。这些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自然而然地影响了各殖民地文艺的发展。作为品味的仲裁者，他们吸引人，赞助人，为那些致力于文学、艺术和生活品位的人开脱。
在苏格兰，同英格兰的政治联系也令公共人物变成了文化媒人。然而，在这里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一个强加的官僚集团。只有收税官是一样受人痛恨的。博斯韦尔希望更多英格兰官僚来苏格兰，以使联盟变得更完美；这样的看法并非不常见。情况实际上是相反的，但效果却是相似的。在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代表苏格兰的16位贵族和45位议会成员（他们在伦敦很难保证收支平衡）带回了英格兰的书和英格兰的时尚。他们也促使爱丁堡（Edingburgh）拥有自己的咖啡馆、才子、《闲谈》（Tatler）以及这个世纪后来出现的赌博俱乐部和化装舞会。
殖民地的官僚集团、议会的苏格兰成员、1707年英苏联合——英格兰和她的依附政权的这些政治关系变成了文化纽带。帝国代理人和地方在宗主国中心代表的存在，也起到了强调两个地区生活的乡土性的作用。苏格兰和美洲人一样，都一直明白他们生活在一个更大世界的边缘。他们眼中的这个世界与他们在这个世界的地位，或许是18世纪的美洲和苏格兰文化发展最重要也是最微妙的共同元素。
两个地区的生活因远离宗主国中心而相似。虽然苏格兰边界离伦敦不过300英里远，但迟至1763年，只有一架定期驿站马车穿梭于爱丁堡和伦敦之间。旅途长达两周，也就是纽约至法尔茅斯（Falmouth）的快速班轮整整一半的旅途时间。那些有经济能力进行这一长途旅行的少数人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一旅途，以至于他们常常在出发前撰写遗嘱。至于英格兰人，斯莫莱特（Smollett）的塔毕莎夫人相比于18世纪早前的一些乡村人士好不了多少。对后者而言，他们对“非洲和诸印度的许多地方的了解……比对这个与我们相邻、我们一直非常关心的地区的了解更多”；而塔毕莎则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海洋抵达苏格兰。即便是接近世纪中叶时，从伦敦寄往爱丁堡的包裹有时也只有一封信。
但正如佩里·米勒所指出的，孤立“并不只意味着距离遥远或交流缓慢：问题的关键是，对于收信人而言，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信件意味着什么”。来自伦敦的新闻、文学和个人信件不只是传递消息；他们也传递评价人和事件的标准。就像来自整个欧洲世界的个人特使一样，这涉及对教养的定义。在爱丁堡，就像在费城一样，人们急切地、贪婪地阅读着《闲谈》和《旁观者》（The Spectator）。就像美洲女性一样，苏格兰的女性从英格兰订购各种精致的物品，从衣服到墙纸。有些美洲人响应了苏格兰牧师们抱怨，“阿伦·拉姆齐（Allan Ramsay）把伦敦印刷的那所有邪恶狠毒、亵渎上帝、不堪入目的书籍和戏剧带了回来，然后以便宜的价格租给男孩子、好人家的女仆以及绅士”。本杰明·富兰克林最初阅读《旁观者》时感到兴奋，后来他又下定决心学习它的文风，这只是美洲人热切模仿英格兰方式的最有名的例子。威廉·埃迪斯（William Eddis）写道：“我几乎倾向于相信，在采取新时尚方面，精致而富裕的美洲人比这个大都市的许多有钱人还快。”
来自英格兰的信息权威甚大，因为接受它们的人知道自己的知识是有限的。两个地方的文化都感到低人一等，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伟大的人，都有这种感觉。1756年，大卫·休谟哀叹：“我们这些乡野之人（你们伦敦人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很容易给你们城里人找麻烦。欢迎给我们写信，告诉我们如果你们不说我们就不会知道的消息。我们会报以绝不好笑的地方故事。”亚当·斯密承认：“这个地方非常缺乏能令远人感兴趣的各种事务，因此你不能期待从特威德河（the Tweed）这岸的写信人这里发现任何趣味。”17世纪的世界主义者小约翰·温斯罗谱内心痛苦。在一个像康涅狄格的哈特福德的“蛮荒之地”，他渴望地回忆欧洲各中心的激动生活。年轻时的科普利深有体会。在从波士顿给身处伦敦的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写信时，科普利写道，“我认为我非常不幸地生活在这个地方。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一张能叫做‘画’的肖像出现在这里。这让我心有所失，只能猜测您、雷诺先生和其他艺术家从事的静物画创作”。这位在游历了欧洲大陆和伦敦后回归爱丁堡的年轻苏格兰人感到，他不得不“费力地让自己缓和下来，就像一个琴弦紧绷的乐器降到我周围的低音那样”。
在英格兰的苏格兰人和美洲人尽力避免自己特有的气质和习语，并视之为耻辱，除非他们能像在巴黎的富兰克林一样，将它们转化为自然自己的哲学家的口音。苏格兰人最敏感的话题就是他们的语言。陆军中尉里斯马哈果（Lieutenant Lismahago）也许自己这样自我满足：“我们通常叫做苏格兰方言的东西，实际上是真正的、纯正的古英语。”然而，约翰逊博士却嘲笑班格尔的汉密尔顿（Hamilton of Bangour）用“wishes”押“bushes”的韵，而当1761年托马斯·谢里登（Thomas Sheridan）——也就是那位剧作家的父亲——在爱丁堡操着爱尔兰乡音讲授修辞的艺术时，他聚精会神的观众包括三百位贵族、法官、神学家、辩护律师和时尚界人士。休谟一直随身携带一个苏格兰人习语的清单，从而避免使用之。据蒙博杜（Monboddo）说，他在临死时为之忏悔的，不是为他的罪恶，而是为他的苏格兰风格。
到了1754年，美洲英语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它早在1735年就收到了负面评价），有人甚至戏谑地提议应该编纂一部美洲词汇集。在美国革命前，英格兰人对苏格兰方言的那种蔑视并没有波及美洲英语，但在莱克星顿（Lexington）枪声响起的很久之前，英格兰人就已将苏格兰和美洲的语言特点放在一起，将它们视作方言。在1781年的一段文字中，约翰·威瑟斯庞（John Witherspoon）体现了这一事实：“我所创造的‘美洲性’（Americanism）一词……在形式和意义上都同‘苏格兰性’（Scotticism）相似。”当博斯韦尔重述苏格兰马奇满伯爵（Earl of Marchmont）“极其幽默地”讲给他听的一则趣事时，两地语言上的方言色彩之相似性得到了体现：在伦敦，没人认识是他。一个店主对他说，“先生，我认为你是美洲人。”“先生，为什么？”大人问道。店主回答道：“先生，因为你既不说英格兰语，又不说苏格兰语，而是一种与二者都不同的语言。我认为它是美洲语。”然而，模仿英格兰方式带来的自卑感与地方风格带来的负罪感只是地方性的复杂意义的一方面。许多苏格兰人和美洲人都跟着约翰·奥森布里奇牧师（Reverend John Oxenbridge）抨击那些试图“在礼拜或走路时追随英格兰浮夸风格”的人。以奥克特泰尔的拉姆齐（Ramsay of Ochtertyre）抨击18世纪苏格兰作家的方式，他们猛烈攻击奴颜媚骨地模仿英格兰的做法，认为这是“承认自己低劣，但这样一个骄傲的、勇敢的、长期以来都因常识和对古代经典的尊崇而闻名的民族本不该这样”。认识到区域限制常常会导致一种补偿性的地方性傲慢，进而演变成一种爱国主义。在美洲，这种爱国主义在政治上起到了作用；在苏格兰，它在1745年起义后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情感上的。这是因为两地的政治史截然相反：美洲从隶属变为独立，而苏格兰则从独立变为隶属。一些人认为，外省的生活不仅应当得到世界主义者的宽容，而且它是自然的独特恩赐。正是这种理念令杰斐逊在他的《弗吉尼亚笔记》（Notes on Virginia）中在博物学方面对布丰伯爵（Count de Buffon）批评了一通。在苏格兰，一些人相似地坚信，虽然与英格兰文化有“相似性”，但爱丁堡有它自己的趣味和活力。这令罗伯逊拒绝了定居在伦敦的邀请。在巴黎获得成功之际，休谟也渴望“粗糙但朴素”的扑克俱乐部（Poker Club）；他也喜欢贾丁博士一针见血地纠正和限制法国社会的“甜腻”。休谟对他家乡的复杂态度是意味深长的；用傲慢对抗偏见是一种屡试不爽的典型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