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文|魏思年
在上一篇文章，我们讲到侦查、鉴定人员疏忽大意，导致本案再三审理，最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无罪结案。因犯罪嫌疑被逮捕，并遭受无罪判决，最终发现事实不清、黑白颠倒，冤枉了好人，不仅侵犯了人身自由权利，还造成名誉毁损和精神痛苦。
在被限制人身自由2936天后的2014年8月，念斌最终获得无罪判决，并于当年11月就开始了国家赔偿申请，索赔1500余万元。2017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以（2016）最高法委赔监82号决定书驳回念斌申诉，维持福建高院决定，赔偿念斌各项损失合计约120万元（依据2015年标准计算后的最终结果）。
对此，媒体与网民更普遍的看法是我国国家赔偿制度不完善、不合理，但少有人去刨根问底，追本溯源，与西方国家赔偿制度比较，并指出我们的问题所在。大概繁琐薄利之事总是被人唾弃，名利双收、钵满盆盈的香饽饽总是引得众人追逐。遗憾的是，无论是自然风物还是风土人情，潜移默化才造就沧海桑田，立竿见影者却总在少数。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尝试借着念斌案这一题目，漫谈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问题所在。
国家赔偿并非从来理所应当
列宁说，「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对于公民而言，民主国家的政府是作为契约相对人而存在的；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政府应承担的义务。「有权利必有救济」(Ubi Jus Ibi Remedium)是英美法上侵权法领域的著名法谚。不仅是侵权法，权利与救济的对应性也是法律各部门、法学各领域通行的道理,法治的基本要义。公民权利因国家机关职务行为受到侵害，自然应当得到救济。然而，就算是这样显而易见的认识，也不是轻易得来。
新中国最早涉及国家赔偿问题的法律文件是1954年的《海港管理暂行条例》。这部条例规定了港务局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下令船舶离港，否则该船舶有权获得赔偿。1995年《国家赔偿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正式确立，受时代背景和民主意识局限，当时的这部法律存在许多缺点。2010年，我国国家赔偿法迎来了第一次修改，变动很大，前景喜人。例如：职权行为侵犯公民权利，是否必须违法？旧法认为必须是「违法」的职权行为造成损害，当事人才能请求赔偿，虽然这样的规定简单易行，但限缩了宪法第41条的规定。并且，单靠「违法性」来归责，将造成半数赔偿案件找不到请求权基础；而新法直接删去「违法」二字，标志着国家赔偿法归责原则的多元化。2013年，刑诉法修改后，国家赔偿法涉及刑诉法的部分被迫调整，但没有实质性变动。
念斌案的索赔请求分析
从最高法公布的决定书中可以看到，念斌提出的请求是：
1.在《人民日报》、《东方早报》、《海峡都市报》、新浪网、新华网等媒体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2.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589025.15元；
3.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误工费100万元；
4.赔偿伤残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1047580元；
5.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万元；
6.赔偿申冤费用10万元；
7.赔偿其住所被砸毁的损失50万元；
8.赔偿其家属租房损失369600元；
9.赔偿其姐念建兰误工费60万元；
10.赔偿其儿子心理治疗费20万元。
以上各项共计人民币15306205.15元
。[1]
福州中院经审查后，确认其人身自由赔偿金589025.15元，并注明在2015年新的标准颁布后再补充应支付差额部分（55872.08元）；关于念斌要求的赔礼道歉，福建高院认为通过福州中院的决定书、公开质证、微博官网以及诸多媒体报道已经为念斌消除了影响，因此对于要求福州中院在各大媒体进行赔礼道歉的请求不予支持；关于100万精神损害抚恤金，福州中院只支持55万元；得到支持的各项总计约119.5万元。由于福建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都一路维持了福州中院的决定，因此在最终决定曝光后，各大媒体形容念斌国家赔偿案」回到起点」。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文引用的请求总共10项，各项之和不过五六百万，如何能够计算出1500余万元的结果？
考虑到法院在制作裁判文书时，对于申请人的请求往往直接复制，不予修改，笔者怀疑1530万元这一数字可能是念斌的代理律师有意为之。好事的媒体只顾引用结论，不深究具体诉请，对外报道称索赔1500万，最终只获得119万，从而实现更加强烈的视觉冲击。本案从无罪判决作出之日起就背上了「冤案」的名号，法院的一举一动都容易在公众偏见的力场中产生扭曲。行笔至此，不由生出一丝别开生面的怜悯。
照章办事，本无可厚非
从福州中院的决定书来看，念斌所获得的赔偿至少在我国现行国家赔偿制度中没有原则性错误。我国郭家堡赔偿法第四章专章规定「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所提到的赔偿项目主要有：人身自由赔偿金（第33条）、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所生的赔偿金（第34条，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第35条，条件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
侵犯公民健康权的各种赔偿金在本案中饱受争议。究其原因，一方面如最高法决定书中所言，国家赔偿法遵行「赔偿法定原则」，所受损害是由哪一赔偿义务机关造成，就由哪一机关赔偿，而本案的被申请人显然未提到福州市公安机关。念斌的代理律师意见是，国家赔偿法第7条第2款规定，共同行使职权造成损害，则共同承担赔偿义务。但在本案中，非要说公安机关和法院是共同行使职权，不仅在逻辑上难以讲通，还会产生与刑诉法原则相悖的后果；另一方面，则是念斌现有身体状况与被关押之间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是否有确切证据，当然这属于另案审理的部分。
念斌的律师也提出，尽管他们的请求超出了国家赔偿法明文规定的赔偿范围，但从
立法目的
来看，「案结事了」才是国家赔偿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并非简单地照章办事。利用「立法目的」来说服法官是很经典的策略，不仅有一丝很渺茫的希望，还能在当事人面前交代过去。遗憾的我国的法官几乎很难被「立法目的」说服，这并不是说我们的法官顽固、执拗，而是跟我国法律的特殊历史发展有关。我国法律不仅深受大陆法系影响，但直到现在也无法摆脱前苏联的幽灵，这造成我国审判模式职权主义色彩更加浓重，法官能自由发挥的创造力空间极其有限，只有照章办事才是最安全可靠的选择。
国家赔偿的外国人玩法
可以想见，本案当事人所耗费的成本极其高昂，119万元的赔偿肯定是难以圆满画上句号的。我们反思的是，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走到今天，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究竟还缺些什么。这恐怕不是一句「立法目的」能够轻巧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对公民权利的认识层次、保护程度。简言之，民主法治的水平才是最终决定力量。但本文不想就此罢手，仍旧希望借着对各国（地区）的比较分析，窥探我国的改良思路。
在海峡对岸的台湾地区，国家赔偿制度也是蔚为大观，并且很有可圈可点之处。举例说明，对于未成年人的抚养费，我国大陆地区计算至18岁截止，而台湾地区计算至23岁[2]。23岁是个什么概念呢，仅仅是多了5年吗？非也。大陆规定的18岁是成年，即正式成为劳动法规范的劳动者，能够参加工作获取劳动报酬。但我们疑惑的是，抚养费只计算至18岁，岂不是变着法不鼓励蒙冤者的后代上大学获取高等教育吗？看来这种荒唐规定与「人才兴国战略」之间的一架迟早要打。
精神损害本身就很难用金钱来衡量，念斌案的100万元索赔，最终被腰斩。如果说精神损害表现为实际受到的痛苦，就会产生奇怪的结论。比如，常年种地的农民往往比常年待在皇宫的陛下更能忍受伤痛，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痛苦是否会因人而异呢？只能说有可能。但是，法律对于这类纯属个体差异、容易造成不公平的问题无法区别对待——在法律上，农民与陛下的血肉应该是等值的。因此，英国就采取了固定的抚恤金赔偿，比如，失去大腿赔偿5-6万英镑、失去手臂赔偿2.5-3.5万英镑。世界各国在此处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美国通过医疗费按比例计算精神损害赔偿，丹麦直接按天计「酬」，瑞典规定了最高限额，法国德国倾向于从判例中寻找答案[3]。而无论是哪种方式，都有标准可循。精神损害赔偿金也好，抚恤费也罢，没有科学标准，都难以平息争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