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一兵 原载《哲学动态》2012年第7期
黑格尔哲学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思辨映照，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才发现的真相。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突然理解到，居黑格尔唯心主义逻辑基底的“抽成为统治”这一条原则恰恰是商品－市场王国的秘密。后来逐步公开的资料显示，黑格尔对古典经济学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思考，主要是在19世纪最初耶拿大学学习的时期。
在1800年前后，他认真研读过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论著。可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并没有在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中直接讨论或者评论古典经济学。如果说，黑格尔有过比较完整的评述政治经济学的间接理论讨论，那只是出现在后来的《法哲学原理》(1820) 一书里。
在此书中，黑格尔将政治经济学称之为“国家经济学”，它是在“现代世纪基础上所产生的若干门科学的一门”。[1]这个“国家经济学”中的国家是挺有意味的，国家代表了非自然性。他认为，从国家经济学中“可以见到思想 (见斯密、萨伊、李嘉图) 是怎样从最初摆在它面前的无数个别事实中，找出事物的简单的原理，即找出在事物中发生作用的理智”。[2]这个“理智”转换成非思辨的话语，就是事实背后的观念形态的本质和规律。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经济学的对象正是看似盲目运动的市民社会中非直观的必然性。他确信，商业社会中“这种表面上分散的和浑混的局面是靠自然而然出现的一种必然性来维系的”，而国家经济学正是为“一大堆偶然性找到了规律”。显然，黑格尔想要比斯密更自觉地抓住“看不见的手”。这里的偶然性，已经是商品经济中那种非人为的自然自发性。经济王国是人造的，但它的活动中仍然存在客观的规律，这是黑格尔从斯密那里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这当然也是后来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入口。需要强调的是，在黑格尔哲学发展的中后期，经济学观点很少以直接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而时常隐匿在哲学话语的背后。偶尔，他也明确指认政治经济学在思想逻辑中的地位，如《哲学全书》( 1817－1830)。而古典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规定却间接地表现为黑格尔哲学面向现实的关键性逻辑环节，例如劳动与市民社会问题。而这些规定，又直接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和经济学研究有更深刻、更重要的理论关联。以黑格尔之见，劳动在观念的总体异化 (外化) 中，首先是人类的精神本质 ( 绝对精神在现实中的次主人) 得以实现的必要环节。劳动也就是主体类意识的外化(Entäußerung) 与异化 (Entfremdung) ，因为精神性的人之类本质实现为物质性和对象性的活动，并直接外化于劳动产品中，所以劳动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产生，以及人的主体性之自我确立和提高。黑格尔基本上没有使用过马克思后来较多使用的“对象化的”(vergegenständliche) 这一概念，而多用“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 这一概念。对象化概念，马克思是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以他的观点，“国家经济学”就是从需要和劳动的观点出发，“然后按照大众关系和大众运动的质和量的规定性以及它们的复杂性来阐明这些关系和运动的一门科学”。[3]马克思后来较多地在社会关联中使用关系 (Verhältnis) 这一概念。黑格尔认为:“劳动 (Arbeit) 通过各色各样的过程，加工于自然界所直接提供的物资(Material)，使之合乎这些殊多的目的(vielfachenZwecke)。这种造形加工(Formierung)使手段具有价值(pert)和适用性(Zweckmaßigkeit)。这样，人在自己消费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人的产品(mercschlichercProduktionen)，而他所消费的正是人的努力的成果。”[4]这里黑格尔的劳动规定的侧重点明显不是重农主义以前的自然经济中的劳动，而是工业生产的劳动。这种理解语境直接与斯密和西尼尔的劳动定义相关联。这是因为，主体的外化在传统的农业劳动中是有限的，在那里，主体活动只是自然生产的辅助因素，只有在工业劳动中，人类活动的创造性才可能在完整的意义上以“塑形”的本质特征实现出来。马克思后来在1857一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表述了近似黑格尔这一观点。他没有用黑格尔较多使用的Formierung(造形加工)一词，而是启用了gestalt-end(格式塔建构)这样一个新词，于是，Formung只是gestalt的结果。[5]依马克思的看法，在一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活的、造形的(gestaltende)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Formung)。”[6]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赋予形式”，是指物质存在在人的劳动中获得一种异质于自身自然存在形式的易逝性和暂时性的新形态。可是，主体性的劳动活动本身并不能独立地实现物质塑形，它必须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通过工具与劳动对象发生关联才能得以实现。这样，塑形总是由劳动发动的有目的的物质生产行为。工具，通常是人的劳动功能的物性延伸，这种由主体劳动经由工具赋予对象物的非自然形式、结构或形态，由劳动活动的对象化物性实现。所以，所谓塑形即人类劳动活动为我性地改变物性对象存在形式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物质是不能创造的，但劳动生产却不断地改变物质存在的社会历史形式。人的劳动在生产中并不创造物质本身，而是使自然物获得某种为我性(一定的社会历史需要)的社会存在形式。[7]这是黑格尔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外化，当然也是全部人类主体异化在现代社会历史层面的客观基础。马克思在19世纪四十年代以前没有认识到黑格尔研究的重要性。直到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意识到黑格尔这一论见的重要性。这里可进行认真思考的地方还有黑格尔明确指认了，人在自己生活中所消费的东西不是自然物，而是“人努力的成果”，即人的劳动产品。这实际上是劳动价值论所持的另一种肯定。相比之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4年最初遭遇劳动价值论所持的否定态度，黑格尔倒显得更积极一些。应该指出，黑格尔还将人的劳动“以对自然产物(Natur produkts)的塑形为职能”的产业区分为三个等级:一是手工业等级，即“以较具体方式和根据个人的要求来满足个别需要的劳动”;二是制造业等级，即为“满足属于一种较普遍的个别需要所作出的较抽象而集体的劳动”;三是商业等级，即“拿零星物资主要通过货币这一普遍交换手段(在货币中所有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成为现实的)而进行的相互交换的行当”。[8]其实，商业与上面两个工业生产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后者是只是前者产品(商品)在市场交换中的实现过程。在商业中，并没有发生对自然物的劳动“塑形”。 当黑格尔捕捉到处于分工交换中的劳动一般时，他就已经确定了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 [9]的本质。并且，黑格尔极为深刻地指认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即是资产阶级〔Burger(alsbourgeois)〕”。[10]黑格尔的这个专门的法文标注是十分重要的。他是自觉到Burger的bourgeois本质的。在后来的日本学者平田清明和望月清司那里，他们试图通过界说Burger和bourgeois来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异质描述，这种观点从源头上就是错误的。[11]首先，黑格尔发现，市民社会把个人从家庭的整体(Ganze)联结(Band)中“揪出”，“使家庭成员相互之间变得陌生，并承认他们都是独立自主的人”，可是“市民社会使他们失去了自然的谋生手段(natiirlichen Erwerbsmittel)，并解散了家庭—广义上的家庭就是宗族(Stammes)—的纽带( Band) ”[12]，这一切，又都使人们从属于市场的偶然性的支配。由此“个人就成为市民社会的子女”。[13]在黑格尔这里，联结是比联系(Beziehung)更要更内密的血缘关联。市民社会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宗族”纽带，让他们丧失了自然经济中的谋生手段，而让他们变成市民社会自发性中的无助孩子。黑格尔的这个指认无疑是深刻的。马克思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资产阶级社会用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脉脉含情的宗法联系。其次，市民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工业让人走出土地，使生活“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生活的基础变成了工业造成的“流动性”和冒险，甚至毁灭。并且，市民社会中那种“追求利润又使工业通过作为联系的最巨大媒介物与遥远的国家进行交往(Verkehr)，由止匕“商业也通过它而获得了世界历史(welthistorisehe)的意义”。[14]工业打破了土地(不动产)上的凝固性和有限性生存，由此，人们的生活基础奠基于一种流动性(动产)之上，并且，这种新的追逐利润的市场性关联又建立了更广泛的世界性交往。在后来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都肯定了黑格尔的这一重要见解。最后，当市民社会处于“顺利状态时”它自身内部就在“人口和工业方面迈步前进”。这个“顺利状态时”，即是马克思后来所说的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在此时“人通过他们的需要而形成的关联( Zusammenhangs)既然得到了普遍化，以及用以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准备和提供方法也得到了普遍化，于是一方面财富的积累增长了，因为这双重普遍性可以产生最大利润;另一方面，特殊劳动的细分和局限性，从而束缚了这种劳动的阶级的依赖性和匮乏，也愈益增长。”[15]这是说，工业的进步与“广大群众的生活”下降是同步发生的。并，‘生活资料通过劳动(通过给与劳动机会)，生产量就会因之而增长”，但同时，又导致了生产过剩。[16]“积累”、“生产量”和“生产过剩”，这几乎就是经济学的观点了。黑格尔用Zusammenhang来表示市民社会中发生的原子化个人之间的共同关联，这一点，也影响到马克思。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市民社会的本质即是‘通过个人的劳动(Arbeit)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劳动与需要的满足，使需要得到中介(Vermittlung)，个人得到满足—即需要的体系(System der Bedürfnisse) ”。[17]在这里，从个人的特殊劳动向抽象的社会一般劳动的转化是最关键的一步。黑格尔认为“需要和手段，作为实在的定在(reelles Dasein)，就成为一种为他人的存在(Seirc fur arcdere)，而他人的需要和劳动就是大家彼此满足的条件。当需要和手段的性质成为一种抽象(Abstraktion)时，抽象也就成为个人之间相互联系(Beziehung der Individuen aufeinander)的规定。这种普遍性，作为被承认的东西，就是一个环节，使孤立的和抽象的需要以及满足的手段都成为具体的、即作为社会的(konkreten，als gesell-schaftlicben) 。”[18]因为，在以交换为前提的市民社会中，正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劳动才表现成一种“为他”的劳动，这种以交换为目的的劳动的最终结果是建立起一个全面的对象性关系中的经济依赖系统。每个个人，只有通过市场中物与物的交换才能进行社会联系，也只有在市场的商品流通之中，物化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价值才能得以比较和实现。这样，社会联系的实质就是披着物的外衣的抽象的价值关系。这种抽象关系成为统治性的力量，这就是市民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东西。 其实，黑格尔已经意识到商品一市场建构起来的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因为在市民社会中，正是抽象(一般劳动一价值一货币)现实地成为统治，这似乎进一步印证了黑格尔抽象观念决定论的现实高点。马克思后来发现，这种客观唯心主义的真正本质恰恰是对李嘉图的大工业与发达的货币经济的错误指认。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市民社会中，观念决定论又是以商品与货币的物的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黑格尔自然要继续反对精神颠倒地沉沦于社会财物，以拒绝任何形式的拜物教。黑格尔的这些重要思想，当然极大地影响到后来的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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