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平阳
诗人，居昆明。出版作品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诗刊年度奖、十月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钟山文学奖、百花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2024-5《收获》《明亮的星》专栏
雷平阳剪影
杨昭
汇流
《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过一个名叫文齐的官员在云南昭通的一项政绩：“……穿龙池，溉稻田，为民兴利……” “龙池”在昭通城北郊，是从一个名叫“大龙洞”的山中溶洞流出的一潭泉水。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文齐率人将龙池水引入昭通坝子灌溉农田，所开河道经后人一再修浚，名曰利济河。
如若当年文齐不曾率众开挖河渠，那一泓泉水就会潴留在“龙池”里笑纳民众对它的崇拜。乖乖，龙吐出来的口水，那还不得用上等景致的池子接好？昭通人感念文齐，是因为他凿穿了一个欺祖的传说，让一汪被神化了的水有了赶路的意志，有了利民济世的功能。“龙池”既穿，原本属“龙”的水便涌向大地，涌向现实人生，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有方向的生命，就像原本待在字典里的字符，流淌成一个个句子、一个个段落、一个个篇章。利济河在海拔近两千米的高原上奔流，一路闪耀着它波光粼粼的名字。不断有人用水车、木桶或陶罐截留它，甚至挖开河堤诱拐它，它毫不在意，因为它流到人间来就是为了利济苍生。
仿佛是特意来跟雷平阳的老家欧家营村打个招呼似的，利济河自北向南流至昭通土城乡一带时突然往西拐了个弯，搂了搂欧家营便流入了昭鲁河。随后，昭鲁河并入洒渔河，洒渔河又注入大关河，大关河投奔金沙江，金沙江再归顺长江，而长江最终汇入了太平洋。
雷平阳四十一年来勇往直前的写作也恰如利济河从小河淌成汪洋的过程：从十七岁时写下的第一首诗《献给母亲的歌》到现在已出版的四十多本书，他的每一部作品，其实都是不断汇流着的同一个生命的一部分，都是他往这个生命里持续不断地注入着的血浆，都是他生命经验之流。
文学真正关心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潜藏在现实里的那种能够浸入我们灵魂的力量。2016年初，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我跟雷平阳沿着利济河岸散步时，曾问他是如何感受这条河流的：它是昭通的一桩功德纪念、一项水利工程设施呢，抑或仅仅只是一处风景？他反问我读过加莱亚诺的《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没有，他说利济河就是他父老乡亲被切开的一根血管。他讲起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讲起每年从欧家营家家户户流出去的大米、苞谷、洋芋、生猪、禽蛋、菜蔬、草药、木材，到了秋天又会回流成一百元左右的工分和几百斤谷子，以便血管来年还能再淌出血来。天气变冷后，公社的大喇叭天不亮就开始吼粮食大丰收的喜讯，那喜讯却被寒风吹出了哭腔，听来活像那个常年坐在桥头拉二胡的老瞎子唱的莲花落。农民不得不在丰收喜讯中将自己的血管再多切开几根，卖掉交完公粮后所剩无几的口粮，或者偷偷摸摸搞点副业，换成去痛片、盐巴、肥皂、柴炭、煤油、棉布、针线、课本、铅笔、宣传画和婚丧嫁娶的礼金……他平静地讲述着这一切，雪花在他的讲述里静静飘落，他嗓音里的春夏秋冬恍恍惚惚。他的讲述跟我读过的许多人生故事汇流到了一起……
破执
1992年临近春节的某一天，在昆明西郊云南第九建筑公司一间墙上贴满旧报纸的单身宿舍里，雷平阳在一本黑色硬面抄上写下了散文《草市》。这篇散文被寄到了诗人费嘉那里，费嘉飞快地将它刊发于由他编辑的《春城晚报》文艺副刊。很奇怪，这篇散文并未引起太大反响，但我一直记得当年费嘉大哥提起它时那欣喜若狂的表情和大喊大叫的嗓音。 我认为《草市》是对雷平阳此生写作具有源头性意义的早期重要作品之一。它朴实、诚挚地写了他的一桩童年旧事：
灯很黄，没半点儿光明的感觉。母亲坐在靠近灯的地方，神情专注地一次次往细小的针眼里穿线，双手高抬，对着那幽幽的一丝蓝焰；然后又一次次地将那纱线用尽。夜深了，才腾出手来，将早已在火塘边睡熟的我和弟妹拍醒：“上楼去睡……” 父亲则窸窸窣窣地在离灯远远的屋角一束束地编串稻草。偶尔也操起脚边的木槌，空洞洞地捶草，将在水里浸过的草捶柔。接着嘴里含一束，手里拿一束，手脚并用打草墩。黄黄的灯光照到他的身上，就像落叶抛在石头上一样荒芜。他一声不吭，只是在用力的时候发出粗重的呼吸，额头上那密密麻麻的汗珠间，粘着小片小片的草屑。庞大的身躯被灯光照射后，投影在墙上，像一朵朵天空里滚动不止的黑云，雨不落，滚动越疯。
童年感知就像那盏昏黄的灯，使世界存在并被显形。它所提示的不是光明，而是昏暗。那充满了整个屋内空间的，不像是一种光照，倒像是黄黄地涂在事物表面的一层苦闷的灰。 在青年雷平阳对童年雷平阳的追忆中，往日存在被放进了家的场景里。家或家的变体是雷平阳写作的重要主题之一，是他确认自己的情感和经验时一个可以用手和用心去触摸的时空坐标。
在这篇叙写家庭记忆的散文中，最先出现的形象是在灯下缝补着生活的母亲，因为家正是由母亲带给我们的，母亲是家中一切人、事、物的庇护者，是一切关系的缝补者。
家是母性的，是我们可以躺在火塘边熟睡的地方；生活则是父性的，是我们不得不忍耐、承受的一种压力。这种压力让本应是我们情感世界中心的家，蜕变成了一个有着明确谋生用途的劳作场所。灯光之黄，照出了劳作之黑，父亲在忙着打天亮后要挑进城里的草市上去卖的草墩。墙上晃动的身影，放大了他的隐忍。
恍惚的是灯光的幽暗、火塘的温暖和身影的晃动，真切的则是母亲做女红时的专注与父亲打草墩时粗重的呼吸。它们想说话，它们有话要说。
如果在欧家营老家确曾有过“雷平阳”，那么在“家”这个三维空间里的全部景象就是“雷平阳”。存在就是被生命感受的探照灯照亮了的事物，就是具体化了的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它们与其说是景象，不如说是生命——在记忆深处静候着有朝一日能够被唤醒的生命。
雷平阳诗文里的物有时候比人更有揭示力。他写作的取物，一定会在物中寄寓着指向明确的深切的生命关怀，比如此处写到草，就可以将其读成对无数贫贱而有韧性的生命的换喻。而粘在父亲额头上汗珠间的片片草屑，也仿佛就是草的卑微属性对人之苦命的紧贴与恰切的注释。
草市就在现在昭通市花灯团剧场旁边，狭狭的一条街，旧旧的土墙房子……那当年沿街的草鞋摊，草席门挡、草墩草垫的叫卖人以及满载稻草的牛车已经不见，只剩下几个卖山烟的老人寂寞地蹲在两边，用惺忪的眼睛打量着不多的往来人。 当时我也说不清自己有多小，随父亲上草市，每每都得背一床外婆打的大草席，矮矮小小，头都几乎要抵到路上似的，跟在父亲后头。时间长了，父亲就掉过一张满是大汗的脸，问一声：“咯走得起？”只要答“着不住了”，父亲就停下，路边儿小憩一会儿。他吃烟，我抹汗，然后又走。父亲那巨大且有力的背，在我眼睛里，像一座翻不过的山，赶不上的云。它在白花花的汗渍下表现出来的隐忍，叫我压抑万分，而且自卑，也令我一生都感到有一种胁迫我生命的气质，时刻都在嘲弄着我。
与童年不相称的压抑语调，旧电影般的影像、场景，朴素而结实、厚重的细节，这些文字，流淌得多么沉郁多么忧伤，它们是往昔生活投射在一个孩子心上的暗影。如果说过去是景象的不断累积，那么记忆则是某些跟我们生命关联很深的景象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清晰度并拽住了时间。通过对一床大草席压在小小身躯上的体感，雷平阳追忆出来的童年感受直接指向生命的困厄境遇，指向一种“着不住了”的真切重压，指向父辈隐忍的人生方式带给他的预感与自卑，指向卖山烟老人们的寂寞以及他们每每落空的期望，指向苦涩的自我意识的萌芽。而当雷平阳找准了写作的着力点后，在回望自己的童年经验时，不是靠他人对事物的命名、解说去感知事物，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经验来紧贴事物、咀嚼事物、消化事物。从他家到昭通城边有七八公里，再走到草市还有大约两公里，这个过程是由忍受和沉默填满的。雷平阳用一种苦闷而克制的语气，努力还原着当年身受和心领过的往事现场。一切都变成了或动态或静态的形象，而就在这些并不养眼的影音形象里，现实已悄然变成文学。 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种从“现实”到“形象”的转换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文学要做的不是把现实复制粘贴进作品里，而是找到最贴身的语言和形式，将我们用精神和情感滋养而成的另一种性质的现实呈现出来。在此过程中，最要命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我们看待现实的态度，以及表现现实的方式。
……草墩草席卖掉后，从金色的草的世界中走出来，从那些索求最低生活标准的卖草人中间走出来，父亲照例要给我买上一个五分钱的干壳饼。干壳饼中间夹红糖和豆沙，其味土素，却是我小时候最美的奢物。好多年之后，当这种饼子价格上扬了几倍，我每每在上班时用做早点，下班遇到赶稿，也往往买上十个，用报纸一包，带回宿舍当正饭吃，百吃不厌，算是情结吧。雷平阳在这段文字里提到了索求、欲望，而欲望常常是由我们不易拥有的事物刺激出来的。干壳饼用它那令人期待且值得回味的诱惑与满足，悄悄减轻了我们对于缺失的焦虑和苦闷，经由味觉与心觉的双重“回味”，确有其事的“干壳饼情结”早已转换成令人若有所思的心性的文学形象。在雷平阳的笔下，“转换”总是远远重于“反映”。他写干壳饼，没描摹它的大小、形状、色泽，只集中写它土素的滋味，那种由生活的全部重量托举出来的、“针尖上的蜂蜜”般的滋味。他的写作常常就是这样：将干壳饼的滋味之类小事与咀嚼人生滋味这样的大事复合在同一个语言层面，在具体、真切的“事实”表层下暗藏着象征的弹性空间。 无望、悲戚、压抑的童年困厄唤醒了雷平阳，使他由自己的苦涩而感受到了人们普遍的苦涩。他发现了亲人、卖草货或山烟的老人以及他自己都在以某种神情、身姿、语气、动作，诉说着生命正在受苦的事实。这事实是那么深切，以至于时隔多年后它们仍然历历在目，本应成为过去完成时的人、事、物，在文学呈现中完全变成了现在进行时。他的写作不仅接地气，更接天气。他在《草市》中写到自己的童年经历时完全摒弃了自我圣化或美化，他的自我认识弱弱小小，却写出了一个非常真实、可靠的自我，真正完成了童年的自我教育。基于个体在受苦状态中的肉身感受，雷平阳的文学言说在他刚开始写作不久就已进入了以受苦为核心的生存论的层面。
《草市》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
如今当我离开昭通，坐在昆明西郊的一间小屋子里，就会静静地望着摆在屋角的那几个由父亲打的、从家里带来的草墩。一种温情与沧桑感也就会弥漫我的胸膛，也就会想起那条草市街，我曾经弱弱小小地蜷缩在那儿，望着父亲蜷缩的身躯，我们都没有理由大声武气地说话。草墩实际上就是对绑定在土地上的命运的一种提示、一种换喻。作为一位诚实的写作者，雷平阳从来就没有美化过这种属土的命运，也不曾说过它的一句坏话。他的书写是在以不断流动着的时光——语言之“水”对人生中沉积下来的苦痛进行破“土”。事实上这个破土的过程也是一个破执的过程，一个将体内的结石转换成舍利子的过程。（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4-5《收获》）
本文作者：
杨昭
男，彝族，昭通学院教授。写作小说、散文、诗歌、文学评论，曾获得高黎贡文学奖、滇池文学奖等奖项。出版过《诗人的魂路图》《温暖的钟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