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尔──性别平权的象征，还是一个女人的史诗？| 欧罗万象·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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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蒙页

“我十分肯定，每次准备出镜、登台演讲前化妆师给她上眼影、发型师给她吹发型的时候，她心里面一定是很不耐烦的。”长年关注性别平权议题的德国蒂宾根大学政治学教授Gabriele Abels曾对我说。她还认为，与年轻的时候相比，默克尔从政、当上总理以后，在外形上显然经历了一个‘女性化’过程：“别看她现在也还是永远都只穿一个款式的衣服，但起码颜色要活泼明亮多了；她化淡妆，一些场合她也戴珠宝，尽管也还是同一款。这些年来，她的造型师在她能容忍的范围内作出了一些女性化调整。但就她个人性格来说，她对这些没有热情。”也就是说，默克尔原先并不是一个强调自身性别的政治人物，就算上台之后有所调整，也不意味着“性别”对她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早几年，非常偶尔，默克尔也会有些稍大胆的打扮。最著名的一次莫过于2008年，她在奥斯陆参加歌剧院开幕式时，穿了一条低胸的晚礼服。这大抵是她从政生涯中唯一一次如此直白地显露她的性别特征了。这个造型使得她在一众政客和皇亲贵戚的太太夫人们当中，显得与以往格外不同：她的身份角色一向是与这些太太夫人们的丈夫并列的，上版面头条从来不是因为外貌打扮。可是这一次，就连事后联邦议会周一早上的例行记者会上，记者的提问都聚焦在她的晚礼服上。各种各样的议论使她有些错愕，这不是她想被关注的焦点。那次以后，再也没有类似的穿著出现过。

除了这些妇女杂志上会出现的花边新闻外，她的“德国女总理”称呼当中的“女”字，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一个以女性为行政首脑长达12年，还将长达16年的社会，是否在性别平权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呢？在政坛这个不管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还是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默克尔到底带来了哪些改变？

默克尔的“德国女总理”称呼当中的“女”字，究竟有没有意义，有什么意义？一个以女性为行政首脑长达12年，还将长达16年的社会，是否在性别平权上已经走得很远了呢？ 摄：John MacDougall/AFP/Getty Images

“性别政治”为何付之阙如

“默克尔的性别政治”是一个伪命题。“她没有性别政治。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会有”，Gabriele Abels断言。“对于她和她的政党来说，几乎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比性别政治重要，都更需要拿到桌面上来谈。”

确实，她在去年大选前几十场遍布全国的竞选演讲当中，逐一历数基民盟／基社盟执政12年来在各个政策领域的成绩和未来四年的方向：难民问题、治安问题、社会福利、经济……这些政策领域中，唯独没有性别政治。最接近性别政治的，或者说跟性别政治唯一有一点关联的，是她话语体系里的“家庭政治”范畴。对于这一范畴，默克尔的表态是：“我们基民盟／基社盟坚信，国家没有权利告诉一个家庭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生活；国家能够且应该做的，是为所有家庭创造条件，让它们能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所以未来四年我们将致力为有孩子的家庭增加所得税免税额度，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为所有家庭创造条件，让它们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这听起来很开明很自由，理论上也包含了一个家庭可以由同性组成的自由，或是女性可以成家生子而不必在职场上落后于人的自由。但要知道，对默克尔的基民盟（基督教民主联盟）及其姊妹党基社盟（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来说，一切都要以保护传统家庭这一核心价值观为前提。

去年大选前不久，联邦议会通过法案修改民法典，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是其他党派在与基民盟／基社盟抗争周旋多年之后，利用默克尔松口同意党员根据个人立场投票，才艰难达成的结果。对于党内保守派阵营来说，默克尔的松口是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背叛──尽管默克尔本人作为联邦议会成员坚定地投下反对票。

虽然默克尔无涉性别政治，但在推动女性平权方面，要说她过去12年来什么都没做，也确实不公平：外界最喜欢引用的例子之一，是她执政以来的联邦内阁成员当中，女性比例前所未有地高，而人们也可以举出如下例子：2015年，联邦议会内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平权法案，规定全德108家大型股份制上市企业的监事会中女性比例至少要达到30%，另外3500家上市企业则须各自为其公司监事会中的女性比例订出自愿的目标。

然而，默克尔治下引入的女性保障比例（Frauenquote），本身就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最后通过的法案的规范力度和范围，也远低于事前绿党、左翼党和社会平权运动组织的要求。2011年，时任联邦劳工部长的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默克尔内阁的女性成员之一──就曾向默克尔提出申请，要求规定企业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的女性比例必须达到30%，结果被默克尔否决。

默克尔在性别政治方面的保守乃至缺席，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于她所属政党的限制。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根本上是一个保守派政党，因此她必须顾及党内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对于基民盟／基社盟来说，传统家庭观念位居主流地位，不容挑战，而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宏观经济上的基本信仰：国家无权插手市场经济的自我规范。在他们看来，由国家立法规定企业高层雇员的女性比例，显然违背了这一基本信仰。长期以来性别政治在德国无法以设立女性雇员比例的方式进入主流政治，原因在此。

女性执政不是救世主

《纽约时报》去年曾经刊文指出，默克尔的掌权对德国女性来说更多是个象征，而不是救世主：2017年德国女性的薪资，在剔除其他因素影响之后比男性平均低出21%。即使是最保守的研究机构，给出的数据也达到9%。职场女性仍旧在许多方面面临着歧视，并处于劣势。总的来说，德国的性别平权状况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好，或者说并不符合“一个女性执政的国家”带给人的第一印象。

不过，Gabriele Abels 认为，这种落差源于人们往往忽略了默克尔的政治背景，而予以很高的期望。与默克尔执政之前的德国相比，今天德国女性面临的状况还是有了相当的改善：“客观来看，近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在许多指标上德国在全世界来说还是相对靠前的，在欧洲范围内看的话当然排在北欧国家的后面，但无论如何相比二十年前都有进步。德国社会传统上直到1960年代都是以女人应当在家做饭带孩子为绝对主流观念，甚至这种观念到八九十年代都还有一定的普遍性。而默克尔执政以来，除了提拔女性内阁成员、引入争议重重的女性比例之外，更重要的是，她的存在和成功多多少少改革了基民盟和基社盟这两个由清一色年长男性主导的老派政党。在她之前，基民盟和基社盟内出现女性领导人，是几乎不可想像的。现在，起码连基社盟都有了Ilse Aigner（前联邦食品及农业部长，现任巴伐利亚州经济、传媒、能源及科技部长）这样活跃的新一代女政客。”

不过，同时也有人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默克尔的存在和基社盟与她之间的分歧，像Ilse Aigner这样的人还可以走得更远；现在基社盟内，反而有声音将默克尔当作反面例子，认为“我们不要像她那样的女领袖。”

图：端传媒设计部

简而言之，默克尔的政党属性使得她作为联邦行政首脑，无论个人实际立场如何，都不可能也不会将性别政治作为一项政策领域严肃对待，而更多的是在面对外部的平权压力时，尽可能稳住政党核心立场，而同时又不过于忽视外部诉求。于是她一边几乎从不将性别政治挂在嘴上、作出承诺，一边却也确实参与回应了部分的外界诉求。

衰落的女权运动？一个女人的史诗？

去年G20峰会以来，默克尔批评者津津乐道的一个场景如下：在同时于柏林举行的Women 20峰会上，默克尔与伊凡卡、荷兰女王等人一同登台，当有人提出“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feminist）吗”的问题时，伊凡卡举手称是，而默克尔却长篇大论、拐弯抹角，避免给出正面答案，称“不愿意用别人的羽毛装饰自己；毕竟像Alice Schwarzer这样为女性权利奋斗了几十年的人，她们在我心目中才是真正的女权主义者。”

这番话听起来谦虚，实际上也符合默克尔一贯尽力避免引起争议的风格──她太清楚，“德国总理自认为女权主义者”这样的头条会在德国国内、尤其是她的政党内的保守派当中掀起什么样的波澜。

“她从政这几十年来，一直非常刻意地回避自己的女性身份、从来不赋予这个身份任何关注或意义。这与她的东德背景有关，当然也是在传递这样的信息：‘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件事对我所选择的职业和我在公共领域扮演的角色来说无关要紧。’”Gabriele Abels总结道。从这一点上来说，她本人的性别观或许与本质意义上的女权主义并没有太大差别。“但她当然不会给自己贴上这样的标签；这与她的政党属性很难融合，也会使外界往她身上投入许多更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德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中，女性在家庭和婚姻关系中一直是从属男性的，这要经历此起彼伏的漫长社会运动抗争后，才逐渐从法律上取消：1962年，女性可以不必获得丈夫同意独立开设银行户口；1969年，已婚女性被承认为具有完全独立民事行为能力者；1976年，女性婚后可以保留自己的本姓，男性婚后也可以随妻姓；1977年，已婚女性进入职场工作不再需要丈夫的同意（截至1958年，丈夫有权随时代妻子辞掉工作，即实际上禁止妻子工作）；1992年开始，女性可以在强奸、病胎等情况之外，接受专业咨询后，自行选择堕胎；2001年，议会通过《联邦平权法》，规定一切公务机关和国有企业平等对待男女员工，并设平权委员机制推动实现性别平权。

而随着当年各股诉求不同的社运力量──反思纳粹、环保、女权、左翼思潮──有的走向极端化进而衰落，有的进入朝野，女权主义和性别政治逐渐不再是联邦政治层面受关注的核心政策领域。左翼党以及由各股社运力量合流而成的绿党，是现在为数不多有将性别平权写入党纲、也在每次大选期重新提出该类诉求的两个政党。

那么，究竟默克尔的成功是一个女人单独的史诗，还是社会结构转变到了一定程度的结果？唯一的答案或许还是：这终究是一个期望值的问题。

“我想默克尔执政以来，我们的平权状况确实在往前发展；这些发展有一部分是通过她或她的政府实现的，也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其他社会力量和人物推动的。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譬如当今即使在学界，绝大部分的领导位置由男性把持，女性教授比例不足四分之一，而博士层面的男女比例却基本持平，说明女性的上升道路仍旧困难重重。”Gabriele Abels最后说道。

德国公立大学自2001年《联邦平权法》实施以来，陆续引入“性别平权委员会”机制（注），旨在通过扩大女性的职业机会来反向平衡男性主导下的性别比失衡。然而，即使对于一些自认为开明的人来说，这也是难以理解的。“我经常听到一些男性学者向我抱怨说：‘这些机制除了碍手碍脚，到底有什么必要？我们不是明明已经生活在一个很平权的社会了嘛，尤其是在学界，我也没听说过有谁因为是女性就受到歧视的。’”Gabriele Abels复述道。“我的回答就是：‘只要我们教授当中的女性比例一天还远远低于博士毕业生的女性比例，这些机制就是有必要的。’况且，这些假装性别失衡不存在、假装女性已经完全不受社会结构限制的看法，本身就是对问题的忽略。”

这样看来，默克尔作为一位女性总理，与德国社会之间最大的隔阂，恐怕还是她本人所展现出的，“她的成功与性别无关”的形象，与社会上广大女性所经历的现实不尽相符。在当下的德国，性别平权与族群平等一样，是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却还远远不是理所当然的社会现实。

注：“性别平权委员会”机制规定，院系各层级须设平权代表，并拨出一定预算用于补助青年女性学者的科研差旅经费；所有助理教授级别及以上的招聘评选委员会中，必须有一名平权代表，负责监督招聘过程，包括简历筛选和面试中不得出现涉嫌性别歧视的做法。最终决定获聘人选时，如果委员会决定在一男一女两个候选人中选择男性，则必须证明该男性在专业资历上确实比女性候选人更优秀。

编辑：杜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