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017年1月14日凌晨3点半，周有光在北京去世，享年112岁。就在1月13日，周有光先生刚刚过了112岁生日。
周有光先生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早年专攻经济，解放前曾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
近50岁时，周有光“半路出家”，成为语言文字学家。1955年10月，周有光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经历了中国整个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
与汉字繁简纷争不断相比，周有光参与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获得广泛认可。50多年来，汉语拼音的应用增长惊人，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桥梁，成为信息化时代的工具。
20世纪末，美国国会图书馆花了2000万美元，把70万部中文图书，完全改为拼音编目。目前，汉语拼音业已成为国际标准（ISO7098），得到全世界的公认。
2009年年末本刊专访周有光时，他说：我们提出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是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要代替汉字，一百年都不行。过五百年再说吧！他还预测说，21世纪，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更便利流通。
2009年，周有光。《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摄影｜郝笑天
周有光：汉字是个无底洞
口述｜周有光
整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陈晓萍
本文首发于2010年1月29日总第450期《中国新闻周刊》
2009年的最后一天，在北京后拐棒胡同，一座不起眼的居民小楼房里，再有两周就满105岁的周有光住在里面。他是汉语拼音的设计者。从最开始的字母爱好者，到研究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老人见证了汉语拼音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字母在中国与汉字相伴的历程。
小小的书房里，坐在一张褪漆的旧书桌前，周有光收起他的打字机——1983年，日本一家公司按照周有光的理论，研制出以拼音的方式将汉字输入电脑的软件。为了表示感谢，这家公司专门送给周有光一台打字机。正是利用这台打字机，年逾百岁的老人在2009年末尾完成了新书《朝闻道集》。他在书中密切关注着全球新变化，除对历史事实进行理性探讨，比如对苏联解体、不丹王国的民主化发表感想，还包括“语文探新”。周有光对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变化进行了预测，他认为21世纪，拼音将帮助华文在网络上便利流通。
腾空桌子，戴上助听器，偶尔借助纸和笔，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他亲历的文字改革故事。
1955年10月，中央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我接到通知，让我到北京开会。当时中央说我们要建设一个新中国，人民80%是文盲，怎么搞？所以把希望寄托在文字改革上面。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解放军部队里有一个叫做祁建华的教员，他创造了一种速成识字法。那时新兵都要扫盲，今天让你认5个字，明天认10个字，后天认20个字，三个月下来就可以看《人民日报》了，很成功。当时郭沫若作报告，说中国出了一个孔夫子，扫盲有希望了。但他的方法在工人和农民当中推广都失败了。原因很简单，新兵年纪轻，可以将整个精力都放在识字上面，工人、农民有工作、有家庭，这个方法行不通。
文字改革会议的时候，我们内部说，文字改革对扫盲是有帮助的，但是不能把太多的希望放在文字改革上面，因为这是一个很慢的过程，不可能希望很快成功。
文字改革运动在清朝末年就开始了。1918年北洋政府制订了注音字母方案，注音字母是从古代汉字里面简化后整理出来的，现在字典里面还有，台湾也还在用。可是这个东西不方便，到了国外人家就不认识了，印了名片也没有人能看得懂。
我年轻的时候就注意到了从清末开始的文字改革运动，30年代拉丁化运动的时候，我就开始写文章，我提出方言拉丁化方案不能各搞各的，要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各种方案要沟通。不过我是业余的，年轻的时候对字母学感兴趣，觉得好玩，后来在欧洲买了许多字母学的书，没想到以后有了用处。
1952年，我写了一本小书，叫《字母的故事》，这是一本科普书，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发展和演变。因为当时争论字母怎么搞，是用注音字母还是其他，争论得很厉害。我去北京开会与这本书有关系。大概是1954年，毛主席的秘书找我，问我要《字母的故事》，说主席要看。
我原来是搞经济学的，在复旦大学教经济，会议完了我还准备赶快回去上课呢。但开完会他们把我留下来，在新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我说，我搞语言是业余搞着玩的，是外行。领导说，这是一件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陈望道也劝我留在北京做文字改革工作。于是我就留了下来，完全转行，搞起语言学了。
周有光1952年出版的专著《字母的故事》，介绍各国古今字母的发展和演变。1954年前后，毛泽东主席的秘书找周有光要这本书，说主席要看。
文字改革委员会有两个研究室，第一研究室是搞拼音化研究，我当主任；第二研究室研究简化汉字，主任是曹伯韩。
毛泽东很重视文字改革工作，重要的工作都是由他自己和周总理亲自抓。当时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是吴玉章，真正主管工作的是副主任胡愈之。胡愈之知识面非常广，很有见解，我对他很钦佩。所以在文改会的工作虽然很辛苦很忙，我很愉快，因为大家没有矛盾，他们也很看重我，工作协调得非常好。胡乔木承上启下，是毛主席、周总理和我们文改会之间的联络人，凡是重要的会议我们请他，他都来，我们的文件都是通过他送给上面的，我对他印象也非常好。
我听说1952年毛主席访问苏联。他问斯大林，中国搞文字改革应该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可以自己创造一种字母。毛主席回来后就指示创造民族形式的字母，搞了三年不成功，吴玉章说，恐怕还是用罗马字母比较好，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又经党中央开会通过，才决定采用罗马字母。
我刚来北京的时候还在搞民族形式的字母，后来才研究罗马字母方案。我们花了三年时间，一直到1958年我们制订的《汉语拼音方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标准。花三年功夫很值得，许多实用问题解决得很好，剩下的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字母毕竟不是为中国人设计的呀。
毛泽东确实曾经说过：“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这句话的意思是最后要采用拼音文字。1955年开全国文字改革工作会议的时候，我们提出，毛主席讲这个话理论上是对的，但实际做起来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提出，可以制订一种汉语拼音方案，但它是用来帮助汉字，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为什么呢，汉字用了几千年了，根深蒂固。许多人不了解，文字的发展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提出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是来帮助汉字，不是代替汉字。要代替汉字，不是几天功夫，一百年都不行。他们问我要几百年，我说过了五百年再说吧。
真正的工作都是按照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决定来做的。1958年1月10日，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上作《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是“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
1986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刘导生在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我当然知道，那是各方面商量好的嘛。
1956年政府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同时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
在公布方案之前，我们文字改革委员会做了许多工作。首先研究室要把汉字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有哪些中国字，一个字有多少种写法——拿来以后呢，开会之前，某一个字先由一个小组在许多种写法里面选一种，拿到会上大家讨论，看同意不同意，同意了就定下来，不同意就重新选。有些字看来看去都不好，要做很小的修改。所以公布出来的汉字简化方案大都是古代的字，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很小的修改，方便人家用。我们公布的这个方案，连语言大师赵元任在美国看了以后都很高兴，他说你们搞的简化字，大概在600年前就已经在用了。他懂嘛。
我们的简化汉字到现在还有人在批评，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很谨慎的。比如，“后”字，一个是皇后的“后”，一个是後来的“後”。为什么选这个“后”呢？许多人批评我们选得不对，不是我们选得不对，实际上古书的《大学》第一页上面就用了这个写法，许多人都忘了。
1978年推出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这个方案我们不知道。1969年，我们整个单位下放到宁夏平罗五七干校，一直到1972年春天我才回北京。回来之后也不用上班，在家里自己看书做研究。
1976年文革结束，但是一直到1984年全国的工作才恢复正常。《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把文字改革的名声搞坏了。当时台湾和国外都批评我们，因为它违背了约定俗成的原理，一定会失败的。
今年教育部公布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没有跟我商量。他们可能认为我年纪大了，没有来打搅我。我是从《新京报》上看到这个消息的，很长的一篇报道，我一看不得了，很多人反对。
我没有发表意见。原来通用的汉字有7000个，现在要增加到8300个，增加的是哪些字？征求意见稿里面没有讲清楚，我也没有去问他们。我认为不妥当，7000个通用汉字不能随便增加，一增加问题就多了，就麻烦了。我们从前研究的7000个字里面，就有400个字有问题，这400个字不是一定要用的，许多是方言字，罕用字。我的意思是，这7000个通用字只能减少不能增加。汉字是个无底洞，有多少汉字谁都说不清楚，所以我们把原来的通用汉字搞好就行了。其他的随便人家写嘛，比如我百岁了，人家写个百寿图，随便他，不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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