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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清晨7点，北方的冬天还是漆黑一片。大姐在赶往医院的途中通知我们，父亲的状态不好，让我们赶紧去医院。在上班高峰期焦急等待出租车的间隙，我想起三小时前父亲从医院打来的那通奇怪的电话。
那天凌晨四点，我和母亲被一阵急促的铃声惊醒，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父亲的声音：“你们都不管我了，我好了，今天要出院。”
这些话语听起来明显比平时有气力，但又让人觉得有些不正常，他这是进入2024年后第二次住院了，刚住进去四天，前几天都很危险，每天都会高烧到39摄氏度以上，怎么可能出院呢？我在一旁听到很是疑惑，担心他意识又不清楚。
我和母亲说，您告诉他听医生的安排，能出就出，顺着他的意思就好。那边挂了电话，我急忙回拨夜晚照顾的护工电话，她没接。我想如果有事她会打回来的，没想到是真的出了状况。
等我赶到医院时，没到父亲的病房门口，就听到他的病房里传来一阵不规律的滴滴声，我的心也立刻紧张起来，大姐和二姐都已经到了。
父亲的床被移动成斜的，围着很多医生和护士，床头的空间被腾出，床边增加了呼吸机，滴滴声就是从那里发出的声音。父亲那时已经没有意识了，任凭医生护士各种处置，几个护士匆忙进出，除了胳膊上留置针处的静脉滴注，腿上也扎了吊针，护士从大腿根部抽动脉血，检测血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医生准备下气管镜，应该是痰堵住了呼吸。昨天才做过一次气管镜，没想到今天又发生了急救。
病房里几乎没有我们能靠近的地方，但我还是插空旁观，想看看父亲到底是什么情况。医生将一个黑色胶皮管从他的口腔探进去，他喉咙发出了声音，手抬到了空中又落下，他身体有了反应——我不敢再看。
等待时大姐问：“医生刚才说了，看他这种情况，如果用气管镜后还是不行，下一步就是要切气管呼吸，你们看呢？”
“如果是有创伤的治疗，就不继续了。”我说。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也是曾经达成共识的，对于一个88岁的老人，后期的住院治疗没有轻松的，他也承受不了过度治疗。
但没想到我们从医生那得到的是另一个问题——医生操作完气管镜吸痰后，问我们：“要不要下胃管？”我那时对“创伤”理解为手术，并不知道还有非手术以外要面对的选择。
医生看我犹豫补充说：“你们商量一下，要下就现在下，打了麻药比较好下。”
我想问一句，如果不下呢？但又问不出，感觉是对亲人的不负责任，怕问出一些不想听到的答案。
我们走出病房，大姐问二姐的想法。二姐没有回答，眼睛忽闪了几下。大姐对于不做决定的二姐有些生气，姐妹间的谈话气氛一下紧张起来。我们都有自己的疑问和倾向，但还没有了解清楚前不能冒然决定，也没有平和的心情能让我们冷静讨论出一个一致的决定。
我后来进去问了一句：“下了以后能取吗？”
“也可以的，看他的情况了。”医生没有多解释，可能也不能判断他之后的意识是否清醒，做气管镜后要戴呼吸机也会影响进食，而且已经施行了麻醉，这时下胃管可能比较方便。
大姐说：“下不下都行，你们拿了主意就可以，我都行。”
我说：“下吧！”
急救完成后，父亲戴上了呼吸机和胃管。三角形的塑料面罩扣在脸中央，鼻子和嘴巴全在里面，胃管是从鼻孔进去的，他不能说话了。
等待急救时，护工插空和我们讲述了早上的情况。原来父亲自己用手机打电话给家里，之后逐渐意识不清了，进入了昏迷状态。还好她及时发现通知了值班医生和护士。
大姐这时说出了她的真实想法：让父亲尽量减少痛苦，（离开前）我们三个能在他身边就好，不想他太痛苦地接受治疗。按他的情况，即使抢救回来，父亲的生存质量也不会高，急救后也意味着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病程阶段。
因为刚才的决定过程并不顺利，我们有些争吵，我还有工作，就先离开医院准备中午的午饭，大姐先留下来在医院陪护。
中午，她在群里发了她和父亲写在纸片上的对话——
他还在另一张纸上写了坐便器，按他的情况是要在床上解决大便，这是他最不愿意的事，他很爱干净，不愿麻烦人，所以要用坐便器，他希望准备好。
我看到那些字中带着的虚弱，每一个笔画都有点波浪形——对于一个88岁老人，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刚经历了气管镜急救，又下了胃管，用颤抖的手写下来这些字是多么不容易。
我还能感受到父亲似乎没有放弃对生的渴望，否则不会想到吃饭和通便这些事，又有些释然，感觉情况似乎还不那么坏。
大姐安排我：“中午拿个本子过来，这个纸板太小，老爸要写。”
我送去本子、粗的水笔、准备鼻饲的混合食物汁，护士教我们如何将食物通过胃管打进去。之后父亲躺在床上，我帮他把本子举着，找到一个他能看到的角度，看着他艰难地写下：
难受
手机你拿了（他不论何时，手机不离的，这时刻大概觉得自己用不上了，在医院怕丢了）
振动厉害（是指戴在口鼻上的呼吸机）
有点热（可能有发烧）
你们走
还有一些我实在无法辨认的字，当我们不理解他写的字时，他会显出很着急的样子，最后他终于写下——
不治，顺（其）自然。
大概他无法忍受这样戴着呼吸机和胃管的煎熬——这是他自去年新冠感染后第一次主动放弃治疗。
2022年底父亲感染新冠病毒，他有很多基础的老年病，出院时肺部还有积液需要观察。他是新冠的幸存者，每天需要吸氧2~3次，借助拐棍行走几步。去年6月在一次起夜时不慎摔伤，造成脊柱压缩性骨折。
老年人最怕摔跤，一旦摔跤就要卧床。他先后两次入院做了一个脊椎的手术，手术后高烧又引起了肺部感染，肺部出现了大量积液。我还记得母亲当时在电话里哽咽的说：“要不你回来吧。”她觉得父亲可能熬不过那一关。
通过消炎、肺部穿刺排出积液，全家人一起努力，他也很配合，没想到闯过了这一关，恢复到能借助行器简单走几步、外出靠轮椅的程度。家里也请了住家保姆来照顾他，每天要及时监测他的指脉氧，低于90%就用家用制氧机吸氧，日子看似还可以正常进行。
进入深冬，母亲发现他吸氧后氧饱和度可以达到95%以上，一旦离开氧气就会下降到70%~80%，渐渐地更低，最低一次到40%了，人已经完全没有力气了，他原本借助起床器可以自己起来，最低的那一天自己就起不来床了。
我们带他去家附近的二甲医院，CT显示左肺有大量积液，能吸进去氧气却呼不出二氧化碳，吸得越多二氧化碳也越多，根据他的病情初步判断II型呼吸衰竭，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二氧化碳中毒，意识不清或昏迷，所以需要用呼吸机帮助他排出二氧化碳，而且全天不能离氧，医生说对于这么高龄的人来说呼吸衰竭的情况不太乐观。
医院的治疗过程相对保守，大原则也是不希望对老年人过度治疗，基本采取了消炎药输液，配合呼吸机帮他排二氧化碳，穿刺排肺部积液。考虑是住在呼吸科，又是冬季疾病高发期，他的免疫力很低，我们希望打免疫球蛋白，尽可能避免交叉感染，但是主治医生说父亲这个情况还不能用，这是医院的规定。
每日的输液，通过留置针可以三天换一个胳膊扎一次，只需要有人照护仔细一些。最难的是戴呼吸机，他太瘦了，总是说前额和鼻梁很疼，呼吸机的面罩压到骨头上，时间长了受不了。
呼吸机的面罩似乎隔离了我们的沟通距离。他用食指在空中比划着，我看不懂，他很着急也很无奈，我让他在我手心里写，可还是不明白，我也不能放弃，我去护士的前台找了纸和笔，他写下了几个字：显示，数.....我很费力地和护工理解了他的意思，应该是想了解监护仪上的数据，我们告诉他：“血压160， 血氧98，心跳108……”他听到后就放心很多，安静地让护工戴好了面罩，还试着自己调了面罩的位置，让它更适合自己消瘦的面庞，比起前一天戴面罩已经能接受了。
吃饭时取下面罩要换回普通吸氧管，这就是他最舒服的时刻，他每次都希望延长鼻子吸氧的时间，都不愿意换回呼吸机。
医院没有合适的纱布垫在呼吸机下面，他告诉我回家找到一些棉絮垫上。
他开始愿意配合，后来就不愿意了，护工没有办法让医生护士来劝说。这样能维持的时间不长，有一晚闹得护士也失去耐心，最后破门而入，强令他戴上呼吸机。他说，如果要这样戴下去才能活，不如死了算了。
第二天同病房的一个83岁的病友给我学前一晚的情形，最后还说了一句：“都到这岁数了，还戴这玩意干嘛？”
他或许能共情父亲的感受，也是说给我们子女听的，要顺从一些老人的感受和想法，而我们做儿女的，为了达到治疗效果，是希望按医生的方式来治疗。
病友们相处下来，他们都说父亲头脑很清醒。他精神好的时候还会讲笑话：一个人在公交车上遇到急刹车，不小心踩了一个女孩的脚，女孩说：“德性。” 男人说：“这不是德性，这是惯性。”
我们带去医院的指脉氧没电池了，他打电话告诉母亲要买两节7号电池带过来。他还告诉病友自己是学无线电的，过去在电台工作。
有一次他问我：“你知道交流电怎么变成直流电的？”
“不知道。”
“交流电出来是10000伏，经过很多线圈整流后才能转成220伏。”他说着用食指在空中画了很多圈。
“以前我在**电台，两个人一起工作，一个操作前说口令，另一个要重复一遍，有两个操作工因为操作不当出了事故，这个人是农村来的，我也是农村出来的。”
二氧化碳排不出也会有让他意识不清楚的时候。
一天晚上，他要给母亲打电话后才肯戴氧气面罩。他躺在那里很吃力地在手机微信里找母亲头像，没找到，他说：“她生气了，把我删了，找不到了。”我觉得很好笑，就帮他找到，我说在呢，只是这里没有网络，不能微信电话。他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从电话里找到母亲的电话打过去。
“你怎么样？晚饭吃了吗？和谁吃的？我还没有拉呢，吃了药，刚才想拉，结果放了两个屁。”
我爸在病重时还知道关心我妈，也和我妈分享他的事，他觉得母亲还是他最亲近的人。
虽然父亲不能说话，但他的观察依然很仔细，会留意到病房里电子设备的安装走线，也会留意每个人的表情，有时候像个小孩，一定要表达自己的不满和看法，大姐会比较严谨地遵照医生的嘱咐来照护父亲，父亲更多在乎自己的感受，有时候她会因为父亲的行为表现出一些无可奈何的笑，父亲会说你笑什么呢？你的笑就是讽刺。
我拉着他的手，告诉他今天比昨天强很多啦，我向他伸出大拇指。老人越来越像小孩了，在治疗配合时，都需要鼓励他。
经过10天治疗，他符合出院条件了。主任医生也认为父亲这种情况，也不适合再做过度的治疗，可以回家氧疗。
回家一天父亲就突然高烧了，原来的医院不敢接收他，说他们的治疗方案有限，只能做到这样，建议我们转向更上一级的三甲医院。
这时依旧是呼吸道疾病高发期，当地的两个三甲医院都没有床位了，医生了解到父亲的病情时就断定，拖一天都不行，必须立刻入院。
我们叫了救护车，他还有些意识，我们告诉他去医院，他说好。随后我们帮他翻身，将救护担架塞入他身子下。
我急忙准备入院急用的几样物品：小垃圾盒，大小塑料袋，餐巾纸，卫生纸，两个盆，漱口杯和两条毛巾。我犹豫要不要装上手机和充电线，只要意识清醒，他是一定要手机的。但大姐说：“先不要带手机。可能对于他的状态，已经用不到手机了。”
我送到楼下看着救护车开走了，心里想，他这一走还能回来吗？
我没有去医院，家里还有83岁的母亲。母亲生活尚能自理，也能为父亲准备适口的食物，而我要随时为住院准备需要的物品，关注母亲的日常。
三甲医院的病人数量远远超出二甲医院，每个病房里都有加床，走廊里也都是加床，能看到更多年轻患者。
加床的位置在角落，床是不能摇起来的，他不能自己起身，高烧引起的呕吐、吐痰都需要及时扶他，以免堵塞气管。吸氧只能用氧气瓶，监护仪也要放在床上，就连照顾他的人都很难转身。幸运的是在入院后的第二天，他就转到了一个正式的床位。
父亲入院当天，医生就告知了情况是相当不乐观，我们也有心理准备。大姐赶紧找到了第一次照顾他的24小时护工，就在医生将家人叫到一起告知病情时，父亲呕吐了，也吐了很多痰，护工一个人都顾不上。我不知道第一晚上是如何熬过来的。
第二天早上，父亲的烧退了许多，听到父亲要手机和充电线，我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一些，他能想到手机，说明他的意识是清醒的，父亲在呼吸科住院，我们要防止病毒感染，我们就不让母亲去探视了，手机也是他和母亲联系的唯一方式。
在高烧和药物的双重影响下，父亲没有食欲，他意识清醒，是决不肯让别人喂的。第一顿饭就给了我一个挑战，护工和大姐扶起他安排好，我原本以为我一个人可以照顾他，就让她们离开去吃午饭。他一开始还正常吃饭，吃到最后，我无意间摸到他冰凉的手，发现不太能准确地将勺子放进嘴里，接着他就说不想吃了，要躺下去，说胃里不舒服，想吐。我听到监护仪不断报警，看到显示器上的心跳150次/分，摸了他的额头比较烫，我赶紧去找护士拿体温计，量过后是39.3℃，过了一会儿他将刚才吃的午饭全吐了。
因为是高烧，护士马上过来量了血压，已经上升到200mmHg，她立刻和医生反映病情，医生让我马上喂降压药。我担心他之前呕吐了、可能喂不了降压药，但医生说必须要喂下去。他比较配合，吃下了一粒降压药，没有吐出来，护士根据医嘱注射了一支地塞米松。
我们的对面就是护士站，她们反应很快——后来我知道原来这个房间就是专门用来安置一些危重病人的。
等这一切基本结束，护工也回来了，我告诉她刚才的情况，急得都哭了，护工跑到卫生间给我大姐打了电话，可能也怕有什么意外，大姐很快就来到了医院，她说刚吃好饭到家，收到电话又急忙赶回了医院。
再入院，父亲还是要进行各项身体检查，被诊断出有18项问题，最致命的就是肺炎和呼吸衰竭，病毒感染引起了肺炎，肺炎就会高烧，痰多影响了呼吸，肺部又产生积液影响肺功能，血氧饱和度太低，不能离开氧气，吸入的二氧化碳又不能排出来，其他的问题也阻碍身体的机能，还有可能引起并发症。
坐起来吃饭也是一个不小的“工程”，这是他每天唯一能起身的时侯，我们先将床摇起45度，扶他上半身离开床，让他双手抓住两边的护栏，要注意一只手臂上正在输液，不要碰到留置针，再扶住他在身后垫上枕头和被子，前面摆好桌子，有时候一个人都兼顾不到。
父亲牙齿不好，吞咽功能减退，吃饭并不顺利，他说最后悔的是没有装满口假牙，不仅影响进食，食物残渣还会塞在一些牙齿缝，饭后漱口也是必不可少，他叮嘱我要拿一个软毛牙刷来。有一次护士看见他在用牙刷笑着说，这老爷子还挺讲究的。
为了对抗疾病，医生总是说要吃好饭，补充营养，不能全靠药物。
吃饭对他来说是要完成的任务，问他下午何时送饭，他抬起手腕看看现在的时间说，下午4点，饭送到了，问他现在吃不吃，他看看手表几点了再决定。如果问他早餐想吃什么，他一定会说豆浆油条。
我想起2024年的第一顿早餐就是豆浆油条，他的牙不行了，油条要泡进豆浆才能吃，我说油条太油了，给您用纸吸一下油，他说那就不叫油条了，泡进水里就叫“水条”。他还真会抬杠。
当时聊到了哲学这个话题，他说考大学时有一个题目是什么“实事求是”，我们俩开始了一段对话：
“‘实事’就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求’是研究，‘是’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实事求是就是研究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
“您解释得真清楚，佩服。那什么是哲学？”
“哲学就是辩证地看问题，任何事物都分两个方面，一个人既有缺点，也有优点，两个人在一起就会有矛盾。”
“看来您还挺有哲学思想，现在记得这么清楚。”
“我59年高考，没有答上来，考完以后才知道，如果不仔细看毛选，都答不上来。”
之前关于哲学的这些话常听他说，可我并没有记到心里。那也是我们能一起吃的早餐，他住院后，我们就没有机会一起吃了。
我们安排好分工轮流照护，考虑到我还有工作，就负责每天送两次饭，去的路上心情都是沉重的。但是我想，只要在医院就还有希望。和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相比，我们能走能吃，能正常呼吸，自己身体的那点不舒服，都可以忽略，我要好好照顾他。
再入院的头几天，父亲反复高烧，情况不稳定，我们都很担忧他闯不过这一关，想到医生的话，看到他的状态，好像随时有可能离开。大姐夫说尽管我们在努力救治，但还是要做好一些思想准备，如果准备了老衣就拿到医院吧。
我知道，他是一个凡事都会做充分准备，但又会积极应对，从不放弃的人。
我们回家取母亲准备好的衣服和被褥，我必须要和母亲说，面对现实。父亲住院期间，母亲常常会因为一句话、一点病情的变化掉眼泪，更不要提拿衣服了。如果父亲离开，最伤心的人一定是母亲。活着对父亲来说不容易，离开也许是解脱，这她也清楚，但是心里是多么不舍，我能理解她的矛盾心情。
上衣是一件咖啡色丝棉面料的对襟棉袄，是二姑亲手做的对襟棉袄。父亲的成长离不开二姑，母亲也觉得可以穿着亲人做的衣服更好。母亲心里早有准备，只是没有决心去做。这些衣服是在父亲上一次住院时准备齐全的。那时，父亲有过意识不清，母亲感觉到必须准备了，才让我从网上买的裤子，她自己去配好了一件外面的罩衣，是一件深蓝色外面有些刺绣图案的长罩衫。
二姐夫叮嘱我要放两条毛巾，衣服要准备七件，这些我一点都不了解，也从来没有真正面对过。我们整理好两大包衣服和垫的被褥，拿到医院后悄悄塞到了他的床底下。
在上一次住院时，父亲的状态就不容乐观，母亲说：“你爸说他死了以后不要墓地，骨灰洒在清江河里。”我常年在外，第一次听到这话，不知是父亲随口开玩笑还是认真说的。二姐说他大学里学过哲学，是个唯物主义者。
我们姐妹和母亲商量后决定还是买墓地，让子女以后有个可以祭奠和追思的地方。以前我们都不讨论生死的问题，现在我们姐妹拿主意买个双墓地，以后大家祭奠父母时也能团聚一下。
做了决定后，母亲也和周围的老人们了解了墓地的行情、哪里有墓地。她的想法是不要太贵了，以后方便去就行，从那天以后她就催促我们去看墓地。我们决定看墓地的前一晚，她拿出3万元的现金，说：“明天去看墓地，你们拿上，买墓地是需要现金的。”我说：“不用了，买墓地不一定能马上定下来，再说现在还要用现金支付吗？”我都不知道她何时出去取了这么多现金放在家里。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三个地方。
在这个四线的山城小城市，墓地多依山而建：
距离我们4公里的长乐园，方位朝南，看着山景不错，就是台阶很多，这里的价格大约是45000元了，接受网络支付。考虑以后都是我们姐妹去祭奠，我们的年龄也大了，腿脚不一定方便上那么多台阶。下到比较低的地段时，我看到有些墓穴早在20年前就被买了，但还没有启用，心里想这些人好有远虑，人活着会那么早考虑身后事？
常羊山公墓距离我们家也就2公里，公交车2站，开发在半山上，可以开车上去，地点不错，还在不断开发，带看的人告诉我们这是目前山城最大的公墓，可想而知遇到清明节会多么堵，只能错峰祭奠。我们看的位置价格在37000元，我比较倾向于这里，开车能到达，如果将来腿脚灵便可以爬山上来。
风景最好的是北坡，是近几年在塬上新开发的，距离大唐秦王陵很近，古代王室陵园选址的地方一定也不错。那里也是山城目前最贵的墓地，价格6万元到9万元不等，整体的规划、墓地周围的环境不错，交通停车也很方便。因为还在持续开发，这里可选的空间很大，只是位置好、形式好的墓地价格也不菲。
看完墓地，我们心里也有个大致的了解，没有决定，大家一起去附近热闹的老街吃了一些小吃——或许以后这也能成为祭奠后的一个活动，虽然北坡这个地方不错，但是对于墓地是否需要花这么贵的价格，我心存疑问。
父母一辈子省吃俭用，生前舍不得花钱，要在墓地上花很多钱不是他们的初衷。大姐说墓地的钱我们来出，爸妈的钱让她们养老，我支持这个想法，重点是生前对他们好。墓地的选择要方便我们儿女祭奠，不必花太大价钱，中国的习俗入土为安，二姐的意见也差不多。
我发现母亲说得没错——其中一个墓地确实需要现金支付。不过，既然墓地不需要立刻决定，我们就暂时将此事搁置，全力去照顾父亲了。
在说过“不治，顺自然”后的当晚，父亲没有经过医生允许自己拔了胃管，也没有完全不吃不喝，他坚持要通过食道吞咽食物，而且，他做到了。后来护士看到说了一句，人意识清醒，能自己吃就尽量自己吃吧，病人长期用胃管，吞咽功能就完全退化了，而且口腔容易产生细菌。
如果我能早点听到这句话就好了，但那时我也并不知道父亲的意识能恢复到何种程度。
大姐夫对于父亲的不治态度是否定的，他说如果都按着父亲的想法，也不会走到今天。他的意识又很清楚，心脑血管都还好，要相信现在的医学和科学，还是要加强营养。所以他再次要求打上丙球蛋白维持免疫力，主治医生同意了，我也比较认同。
父亲急救后的治疗进入中期，除了正常的每日输液管，要增加肺部穿刺排积液。虽然父亲的身上减少了胃管，但背部又增加了肺部排积液的管子，尽管没有很大的创伤，但还是一个身上长了很多管子的人。长期卧床的人又怕有血栓，让他翻身、伸腿、练习呼吸，他做哪一项都没有力气。人活着的基础三件事——吃饭、睡觉、排泄，每一项对他来说都是挑战，换做是我，一定也很难受。
相比每日照护的辛苦，我觉得躺在床上的父亲似乎更痛苦。大姐开始怀疑我们做的这一切，我们是不是过度治疗？如果睡觉时走了，也可能就是血氧低，这样走了还不用受罪。我说过去的不用后悔，走到这一步要看他自己，医生没有放弃我们也不能放弃了。
但是大姐对父亲的照护是最用心的，在执行各项医嘱时也是最严谨的，能及时发现问题，所以要求我们大家也都要仔细照护，尽管有护工在，她还是每天7点半就到医院。父亲早上要吊很多液体，她都要操心，因为有一次液体漏出，湿了父亲的衣服和床上的被褥；换衣服对父亲僵硬的肢体来说也很吃力；每一种药的吃法都要严格遵守，她还在群里告诉我们吸氧要注意的问题：氧流量的规律，睡着时基本流量表2~3，血氧90%~95%，吃饭、说话时，如果血氧低于90%，流量调至4~5，躺着血氧99%要往下调，他既要吸氧，又不能让血氧饱和度太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