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天冷霾重，且聊三国。未必能看清什么东西，旨在管窥那些些妄图遮蔽真相的小动作。
文 | 谌旭彬
曹操的祖父曹腾，据说特别地出淤泥而不染。
《后汉书.宦者列传》里是这样说的：
“（曹腾）奉事四帝，未尝有过。其所进达，皆海内名人，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谿典等。时蜀郡太守因计吏赂遗于腾，益州刺史种暠于斜谷关搜得其书，上奏太守，并以劾腾，请下廷尉案罪。帝曰：“书自外来，非腾之过。”遂寝暠奏。腾不为纤介，常称暠为能吏，时人嗟美之。”
大意是：曹腾侍奉四代皇帝，没出过纰漏。他举荐给朝廷的人才，都是虞放、边韶、张温这类海内知名的人物。有一次，蜀郡太守派人持信拿钱贿赂曹腾，信落在益州刺史种暠手里，种暠上奏弹劾，要求将曹腾下狱治罪。皇帝说：信自外头送来，不是曹腾的错。不理会弹劾。曹腾也不记恨，常常赞扬种暠是个称职的好官。
真是个好宦官。
可是别忘了，他的养子曹嵩，可以拿出10亿钱
（汉代一亿等于十万）
来买太尉之职——
“灵帝时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
（《后汉书.宦者列传》）
。
这么多钱，
当然不会是勤劳致富所得。
东汉中后期，宦官们普遍聚有巨额财富。这些财富，主要来自三大途径：
（1）皇权的赏赐。
比如，汉顺帝时，孙程等宦官共计获赏89200户；桓灵之际，单超、侯览等“五侯”“十常侍”，共计至少获赏17万余户。
（2）掌控朝廷人事升迁大权，进而权力寻租。
张让等宦官在灵帝的授意下，以三公九卿为商品，西园公开卖官鬻爵，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3）亲友子弟安插于州郡，直接自民间汲取利益。
比如，宦官侯览的兄长侯参，做益州刺史的时候，“
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
”，当地谁家有钱，就找谁家的麻烦，吞并他的财富。
曹腾的巨额财富，也是这么来的。
皇权的赏赐自不必说，曹腾拥戴汉桓帝即位，有“定策之功”。权力寻租一节，传记里说得委婉，其实也不难理解，
若非察举征辟的升迁路径已操控于宦官之手，
虞放、边韶、张温
这些士人，
是断不会自贬身份由曹腾帮他们“进达”；蜀郡太守给曹腾送钱，自然也是因为知道给曹腾送钱管用。
曹腾之兄曹褒官至颍川太守，侄子曹炽做过侍中，另一个侄子曹鼎在河间相任上被人弹劾“臧罪千万”，则是安插亲友子弟于州郡掠夺民脂民膏的实证。
包括曹腾在内的宦官们如此发迹，不可避免地要在东汉帝国统治团内部，掀起一场
“互相杀全家”
的残酷比赛。
这场残酷比赛的具体发生逻辑如下：
在帝制时代，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最重要的权力，莫过于人事权。
东汉建国，以察举、征辟取士，人事权本由皇权和世家大族共享；大体的操作流程，是后者举荐、前者盖章。
但在秦制之下，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存在着天然的信任隔阂，后者的组织化与社会动员能力，素来被视为对皇权的一种威胁；世家大族对朝廷人事权的分享，又进一步扩张了他们的势力，尤其为皇权所难容。故而，自汉和帝时代起，皇权即致力于利用外戚和宦官，来制约世家大族，重点就是瓜分他们的人事权。比如，在窦太后时代，窦氏外戚及其党徒遍布州郡，征辟察举都得走窦氏的门路。
然而，对秦制而言，外戚也是有缺陷的。为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自己的权势，外戚们经常游走于皇权和世家大族之间，既充当“皇权的代理人”，又操弄经学结交世家大族
（比如梁冀结交袁氏、窦武熟习经学）
，两端渔利。倘若遭逢幼主，他们甚至会成为皇权的心腹大患。
剩下来最可信的，自然就只剩下舍皇权无处依附的宦官了。
在皇权的支持下，宦官于汉顺帝时代正式取得察举之权。不过，当时的宦官羽翼未丰，直接与世家大族争夺人事权者，仍是以梁冀为首的外戚。比如，河南尹田歆曾对外甥王谌感叹，自己手里有六个举荐孝廉的名额，“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打算把五个名额都用来应付“贵戚”的请托，只留下一个名额，“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用来举荐一个真正的名士。
到了桓帝、灵帝时代，宦官们在人事权的争夺中获得了优势地位，许多原本围绕在世家大族周围的士人，转而选择投靠宦官以谋取仕途上的机会。这对世家大族的政治利益，造成了巨大的实质性打击（门人的萧条），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经济利益（子弟出仕州郡变得困难，需要向宦官行贿）。
双方的矛盾，遂一发不可收拾，最后演变成了一场
“互相杀全家”
的残酷竞赛。
宦官们如何追杀代表了世家大族利益的士人，有“党锢之祸”四字留存于史册，已无须浪费笔墨介绍。惟士人群体对宦官集团的杀戮，颇有略作介绍的必要。且以两次“党锢之祸”的导火索为例，对当年这场政治利益斗争的残酷程度，略作管窥。
第一次之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领袖、河南尹李膺拷杀张成之子。这个张成是玩算命的，“以方伎交通宦官”，他的弟子弹劾过李膺，说他们结党诽谤朝廷。
据《后汉书》记载，李膺杀张成之子的始末如下：
“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
大意是：张成善于算卦，算出朝廷即将颁布大赦之令，于是让儿子出去杀人。李膺作为当方官，抓了张成之子。随后朝廷果有大赦。李膺气愤不过，无视赦令，坚持杀了张成之子。
这段记载，显然是有问题的。朝廷政令，岂能靠算卦预知？装神弄鬼骗人也就罢了，哪有神棍自己也信的道理？父子间的“算卦杀人”密谋，李膺一个外人又怎会知晓？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张成之子杀人，李膺把他抓了，不久朝廷大赦，李膺于是疑心张成通过与宦官的关系早就知道了会有大赦，才让儿子去杀人。但这种疑心没有证据
（虽然有可能是事实）
，李膺又绝对不想放过政敌，于是就杜撰了“算卦杀人”的荒唐说辞。
在赤裸裸的政治利益面前，讲究证据这类最朴素的断狱原则，已经不重要了。宦官集团如此，士人群体也是如此。
第二次之党锢之祸的导火索，是士人张俭诛杀了宦官侯览的母亲及其全家。
据《后汉书.张俭传》的记载，张俭与侯览结怨，是因为他上奏举报侯览母子的罪行，请朝廷诛杀他们，但奏章不幸被侯览看到并扣押了下来—— “中常侍侯览家在防东，残暴百姓，所为不轨。俭举劾览及其母罪恶，请诛之。览遏绝章表，并不得通，由是结仇。”
如果仅看《张俭传》的记载，会很容易得出张俭按程序办事，进而与宦官交恶遭其迫害的印象。但同书《苑康传》里还有一段记载——“是时，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案其宗党宾客，或有迸匿太山界者”——意即，尽管没有得到朝廷的同意，张俭还是自作主张，杀了侯览之母，且对侯览全族（宗党宾客）进行了肃清，以致于有人不得不逃入泰山深处。另一位士人代表、泰山太守苑康，则积极响应张俭，将逃入泰山的侯览余党“皆收捕无遗脱”。
类似的杀戮故事，于同时代的知名士人传记中随处可见。比如，黄浮做东海相，对宦官徐璜之兄的家属，“无少长皆考之”，不分男女老幼全抓起来审讯拷打；荀昱荀昙兄弟做地方官，辖区内与宦官有关联者，“纤罪必诛”，稍有犯法，必予诛杀；史弼做平原相，侯览派某太学生带诏命来征召其为孝廉，“弼即箠杀赍书者”，将该太学生用竹条活活打死。王宏做弘农太守，辖区内与宦官有交往的官员，“虽二千石亦考杀之，凡二十人”；……
介绍以上内容，并不是为了证明“士人群体也不是好人，宦官集团其实也挺冤的”。站在普通民众的立场，当时的士人群体也罢，宦官集团也好，都是以剥夺汲取为能事的统治集团的一份子，实在无所谓谁好谁坏。如宦官张让当年嘲讽士人群体时所言的那般：
“卿言省内秽浊，公卿以下，忠清者为谁？”
廓清了上述利益逻辑，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汉末诛杀宦官最积极者，乃是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才”的袁绍、袁术兄弟。
宦官崛起，原本由世家大族形成的“学阀”，遂丧失了察举选拔官员的人事权。这对他们百年来所营造的“门生故吏之恩私”、“门当户对之联姻”，实在是一种极其沉重的打击。若不能从宦官手中夺回人事选拔权，则所谓的“门生故吏”，在袁氏家族找不到出处，必四散另作他谋；利益纽带既断，所谓“四世三公”也将化为泡影。有道德为外衣，有利益为驱动，袁绍兄弟自应冲在诛杀宦官的最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