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杰舜/彭兆荣/徐新建

原文出处：民族论坛》(长沙)

徐新建(四川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副秘书长)： 今天早上原本是我们博士生二年级的一个田野调查课，特改为人类学论坛的特别专题，邀请来自广西民族大学和厦门大学的几位老师就“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的话题进行学术对话。人类学高级论坛不是政府机构，不是大学的院所，也不是学会，它是一种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方式。时至今日，它已经办了13次了。此外中间还有些特别会议①。人类学高级论坛是一个民间性的学术共同体。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会议召集人和秘书长就是徐杰舜教授。今天我就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彭兆荣(厦门大学教授、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委员会副主席)： 大家好。

徐新建：还有一位就是刚才我向大家隆重推介的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广西民族大学的徐杰舜教授。大家欢迎。(鼓掌)

顺便说一下，徐杰舜老师原来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主编。这个学报创办了一个很好的人类学的栏目，从它的封面到每期的访谈，到人类学的主打栏目，都是很棒的。有二十几年了吧？

徐杰舜：对！二十几年了。

徐新建：这个杂志大家要看一下，很不容易，现在被评为C刊，而且在人类学圈里的口碑很好。我现在简单说一下，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有一个项目。2011年第十届人类学高级论坛学术年会召开之后，人类学高级论坛启动了一个项目，计划做中国人类学家的口述史。口述史的概念，以后我们会讲。为什么要做人类学家的口述史？这里边我们有很多的考虑。等下两位老师会讲一讲项目的背景。这项目到今天已经两年了，也到了做一个小结的时候了，所以我们三位就聚到一起。对现在的计划做一些评述，同时通过三人谈的方式来对话。

整个口述史计划的成果是一套丛书，就是以海峡两岸四地人类学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为了这套丛书的顺利推出，需要做一个总序。今天的三人谈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完成这个总序的构架、内容、意义。这是一场表面上看起来即兴性的对话，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了。今年(2013年)6月份在台湾期间，我又与乔健先生、王明珂老师等做了深入的交流。

此外，这里还有两位老师要介绍给大家。一位是李菲老师，她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的几位副主席之一，她也是口述史计划第一阶段的主要访谈者和撰写人。她主要采访了李亦园先生和乔健先生，在台湾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采访，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整理和撰写。还有一位是我们人类学高级论坛秘书长助理韦小鹏。

我的铺垫大概就是这么多了。接下来的程序，先由徐老师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背景，然后彭老师来阐述项目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下面先有请徐杰舜老师。

徐杰舜：徐新建教授做了一个很好的开场白。他也给大家介绍了人类学高级论坛的这个专项项目——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为什么要做这个口述史文库？我觉得，还是要从我办《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的经历说起。

我在办这份刊物的过程中有两个感触： 第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 因为人类学是以人为本的。这已成为我们党中央执政的理念。 第二个是我们中国的人类学太边缘了。 这两个“太”字让我感触很深。人类学“边缘”到了这种程度——仅能在中国大学的学术体制中成为一个二级学科。在体制内，作为二级学科，很多资源你是拿不到的。但是今天的中国社会又很需要人类学的参与。比如农民工问题、城市问题、养老问题等等，都不是其他学科可以解决的。因为其他学科往往容易见物不见人，或者是很少见到人，而人类学总是坚持首先从人出发，一切要从人的生存、发展来考虑。人类学从人出发，最后还是回到人本身。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谁看得起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工刚出现的时候，这个群体是吃得最差、住得最差、做得最累的，拿到的钱又是最少的，甚至还可能拿不到。但另一方面，城里人离开了农民工怎么过日子？春节，农民工回家了，北京城里报纸没人送，牛奶没人送，早点没人做。人类学家介入这个社会热点问题以后，就提出要善待农民工，因为农民工在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说，中国太需要人类学，而中国人类学又太边缘了。在这个背景下，我就在我们学报专门开设了一个人类学专栏。因为人类学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发表，特别是人类学的田野报告更没有地方发表。

从1994年开始主持《广西民族学院学报》以来，我特别要感谢乔健先生。乔先生在1994年退休时，被香港中文大学聘为讲座教授。在荣聘仪式上他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讲《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②。他把这篇演讲稿给了我们学报。我当即就决定安排在1995年的第一期刊发，但稿子才到一审就出问题了。乔先生在文中谈到中国人类学有四个困境，其中一个就批评了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怎么办呢？为了这篇文章能顺利刊发，我就跟乔先生商量，问他能不能把这一段去掉？这样一来，四个困境就变成三个困境了。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但乔先生胸怀很宽大，同意了我们的审稿意见。当然，后来有人批评我说不该删掉，但是不删，文章就发不出来。结果，这篇文章一发出来，就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因为那个时候学术批评类的文章是很少的，更没有人针对人类学的困境和前景做出批评。紧接着，北京的人类学学者就组织召开了一个座谈会③，专门针对乔先生的这篇文章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大多数与会者并不赞成乔先生的观点，似乎觉得乔先生担心得太多了。他们的这些不同意见，后来也在我们学报全文发表出来，这就引起了大家对中国人类学的关注和讨论。1996年初，《中国民族》杂志发表了一篇述评，认为这场讨论是1995年中国学术界的热点事件之一。正是由于乔先生文章的发表及其引发的讨论，使得学界开始关注和重视中国人类学。

在这个背景下，我办刊物的信心就更足了。因为我们的刊物已经成功地吸引住了一批人类学学者。这时候就有人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可不可以对中国的人类学家进行采访，做他们的口述史？可是，采访谁？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吗？不出所料，我们的采访一开始就受到了很大的挫败。谁都不愿意接受访谈。采访我？我有什么资格谈啊。你应该去采访费孝通先生。没人愿意谈，那怎么办？最后总算找到一个突破口——云南大学的黄泽，他是搞民俗学的。我跟他说，民俗学也算人类学，只要你愿意接受采访，就不成问题。于是黄泽便成为了我们刊物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我们不但刊登了采访稿，还用黄泽老师很大的一张照片来做刊头。这也是学术刊物没有过的做法。这一下学术界就热起来了，此后学者访谈也就能顺利做起来了。

从1997年起，我就坚持采访国内的人类学学者。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采访李亦园先生的事。李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特别重视，对我们的采访也特别支持。2000年，我到台湾去的时候，对李先生做了一个专访，跟他畅谈了两个下午。李先生高屋建瓴，侃侃而谈，重点关注的是人类的未来。他认为，如果人类再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出现特化现象，那是很可怕的。到了2004年，在人类学高级论坛银川年会上，李亦园先生又发表了著名的《生态环境、文化理念和人类永续发展》④，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他也一直关心我们刊物的发展。随着访谈的日益增多，后来论坛就结集出版了《人类学世纪坦言》和《人类学世纪真言》。这说明，人类学学者其实很愿意通过接受采访的方式来分享他们的治学经验与心得。

通过这么多年的访谈，我就有两个前面提到过的重要感受： 一个是中国太需要人类学了，一个是人类学在中国太有用了。 大家知道，中国的人类学学者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的。但他们在进入人类学之门后，就往往再也没有离开过。除了这两点之外，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这就是我们太需要保存人类学的历史资料了。因为人类学实在是太边缘了，没有一个单位会来保存这些学术资料。“文革”期间中国人类学遭受磨难，被当做资产阶级学科砍掉了。我曾经看到过一份材料，其中讲费先生当年曾恳求高层留下人类学的种子，但没有成功。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学的资料能保存下来的当然很少。改革开放以后，人类学仍旧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虽然学科复苏了，但无法得到很快的发展。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来说，新时期中国社会学的恢复是在北京开的大会，轰轰烈烈的。而中国人类学复苏的标志性会议却只能在厦门大学开。为什么这个会不能到北京开呢？为什么不能挂靠在中国社科院，而挂靠在厦门大学呢？这里面都是有故事的。如果人类学的资料没能够得到很好的收集、整理和保存，将来想要撰写中国人类学的历史，文献资料该到哪里去找啊！随着时间推移，人，老的老了，走的走了。所以2011年，当我们三位在厦门大学会面的时候，彭教授就提出来是不是可以做口述史，把这些老人类学家的材料都抢救下来，为中国人类学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当然，没有政府机构会来做这些事情，那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做。我们三个人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当时李菲正好在厦门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我们三位的会谈她也在场。她立即就接受了最迫切需要访谈的两位人类学家——李亦园和乔健两位老先生的访谈任务。李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不是很理想了，李菲在台湾采访他的时候，每隔十分钟左右他就必须停下来休息。

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启动的。李菲负责第一阶段的访谈和撰稿。我的任务就是联系出版社洽谈出版事宜。我跑西走南，先后与三家出版社进行洽谈，几经周折，最后与云南人民出版社谈妥了。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刘大伟社长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不但不需要我们出钱，而且还给作者一定的稿酬。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回顾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项目启动的过程，对刚过去的这个阶段做一个小结是很有必要的。在座的同学们都是见证人，见证这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大概就介绍这么多了。

彭兆荣：好的，那下面我接着徐老师的话继续讲。

学者的聚会，就是谈学术，所以也把同学们召集过来一起讨论学术工作。刚才徐新建教授把召集大家来这里的目的讲清楚了，徐杰舜教授也对人类学高级论坛“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文库”项目的背景做了说明。事实上，今天我们三个人的工作，包括李菲和小鹏，主要的目的是要为这套丛书写个总序。这个总序是以我们三个人的对话形式来呈现的。这套书会一路做下去。现在的原则是60岁以上的知名人类学家都可以进入到“中国人类学家口述史”丛书序列。所以昨天我们也在讨论，我们这一批人也要早作准备，因为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现在的情况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类学家记忆衰退，许多东西已经忘记了。如果我们不早作准备，及时行动，将会导致这些珍贵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流失。中国人类学本身就是断层的，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中断的。如果这些人类学家的口述史再不做出来，不仅中国人类学家的生命史无法记录下来，整个中国人类学历史也将是残缺的。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份珍贵的资料记录下来。但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因为有些老的人类学家已经过世了。像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当然，对两位人类学家有人写过不同形式的“传记”；但有好一些人类学家并没有留下完整记录，人都已经走了。以我的理解，中国人类学的口述史工程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史，而是以个体的生命史——人类学家自己的生命史来呈现，即以个体呈现整体。今天我们也像抢救遗产一样来做这个工作。我们三个人不谋而合。当然，这也是人类学高级论坛的集体成果。

我想从学理上通过以下十点来谈口述传统、口语方式等的重要性。

一、口述之所以很重要，因为它涉及“史前”，且为文字的先祖

我们今天在座的都是“读书人”，都是读人类的文字史。这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史的巨大窄化。“史前”(prehistory)，即在文字产生之前的更长的时间里主要靠口述来交流传承。这段历史由于没有文字，所以我们经常把它忽略了。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明白，它是文字的“先祖”，文字史不过是它的晚辈而已。而“读书人”事实上是在读“孙子”的东西，却把“爷爷”给忘了。这样的历史是断的。所以对人类学研究来说，要追溯它的线索，当然要从它的前文字史(pre－literaryage)开始。我记得我们早年读书的时候，关于文学的产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叫“哼呀哈哟”派。什么叫“哼呀哈哟”派，就是发声派，就是文学最早产自口述发声，就是“哼呀哈哟”。今天我们想起来，这是对的，那是原生形态。我们今天做文字做久了，经常会忘记文字之前的时代。今天我们不管是梳理文字，还是梳理历史，梳理人类文明史等等，口述史一定是不可以少的，而且一定要在前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史观。口述史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由于文字书写的传统上升到一个霸权的位置，即所谓的“写文化”(writing culture)，把其他的表达方式推到了“边缘”，逼成了“他者”，口述史则首当其冲。而这种割断历史，这种区隔我者与他者的表述方式，在今天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反思。所以我们今天来做口述史，不仅仅只是做前文字史时代那一段，而是要在学理上反思以往过于文字符号权力化的表述方式，以及所代表的那段历史。事实上，不管在哪个时代，口述都是不可以丢的。丢掉口述就是数典忘祖，是文化史上的数典忘祖。所以我们今天要做这个事情，不仅仅是做人类学家的口述史，也是对口述这种表达方式重新反思和认定，就是对它的正面认定。

二、口述不仅具有文字发生学意义，且为“天人合一”的形制

事实上，在口述进化到文字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子。其中参与了大量诸如巫术、技术、仪式、身体等等，尤其是巫术。我们今天通常做文明史的时候，不管是做材料史，还是做文字史，都会从甲骨、金石开始。但是我觉得认识到这点远远不够。甲骨文事实上是从巫觋表述转化到器物，转化到文字的重要的转型。而在这个重要的转型的过程中，口述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今天看到的甲骨文，事实上是巫觋时代贞人占卜留下的文物符号。在商周时代，所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征得天的认可。那怎么征得天的认可呢？就是“告”(诰)，就是通过口述与天交流，告就是问天国家将会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所有甲骨文，在今天看来首先不是文字工程，应是诰的工程，是一个“巫—王”代表人民与天交通，即“天人合一”的工程。而天人合一的交流，当然是一种特殊的口述形式。这是古代人类，不仅是中国，乃至全人类早期，在巫岘时代通过口述，加上技术行为、观念、信仰、身体与天交流的一种方式。这种表述方式基本上也是口述的。在这个意义上，甲骨文实际上是口述留存于符号化的文字。我认为，到今天为止我们对甲骨文发生学意义的认识还不够，因为它把之前从口述转换到文字书写的流程给遮蔽了。

三、中国的教育是从口述开始的，形成了中国式的“论语语体”

我们都知道孔子是中国教育的鼻祖，《论语》是中国教育的模范。《论语》就是口头交流，就是口头表达，不写字，我称之为“论语语体”。孔子这么伟大的一个教育家，我们不相信他不会写字，不会写文章，我们也不会做这一点认定，但是孔子为什么不怎么留下什么文章呢？他留下的《论语》事实上是他的学生们记录下来的，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子曰”。这是一个对话体，就是老师说，学生听。左丘明在《左氏春秋》里讲得很明白：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繁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剌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什么叫“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这些都是口述的优势。我们知道中国自古就有避讳，我们知道古代的文字狱，我们也知道历史上的焚书坑儒。很多都是“书见”。孔夫子显然非常明了口述和文字各自的优势。对于一个交流方式而言，不能因为你有了书写就不重视口述。我们今天交流就是口述语体的。中国的教育就是始于口述，不是从文字开始的。

四、从口述到文字——《荷马史诗》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谜案

我们知道《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化史、文明史在源头上的一个重要发端，但它也是一个“谜案”，迄今为止，留下了一大批大学者探索和讨论的成果，其中包括维柯、汤因比等等。为什么说《荷马史诗》是一个谜案？我们今天读的《荷马史诗》是文字，而它本身却是口述的，是一个行吟诗人到处去讲的故事。荷马本人是一个瞎子，瞎子是不会写字的，可今天我们看到的《荷马史诗》却是“荷马著”，这是很荒谬的。到底是谁把它变成了文字，也没有交代。盲人不能著书(此指一般社会通用的文字形式，而非盲文符号)，这是常识。如果系由他人执笔则应该留下执笔者的名字，这不仅涉及对劳动者付出劳动的承认。这是道理。重要的是，执笔者是否对“荷马”的口述原意有改变和改动？从我们今天获得的信息可知，荷马大约生活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到公元前七世纪之间。荷马是一位民间盲诗人，祖籍迄今无法稽考，他生活和活动的地域为爱琴海及周边地区。两大史诗具有明显差异，《伊利亚特》的完成经历了数百年民间的口头创作和流传。空间上具有多民族、多地区、多元文化交流与交通等因素。维柯把“荷马问题”当做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在《新科学》里，他以“发现真正的荷马”为题作了重要的阐述：

关于荷马和他的诗篇……就曾疑心到此前人们一直在置信的那个荷马并不是真实的……但是一方面有许多重大的难题，而另一方面又有留传来的诗篇，都似应迫使我们采取一种中间立场：单就希腊人民在诗歌中叙述了他们的历史来说，荷马是希腊人民中的一个理想或英雄人物性格。

首先，我们对那些重大事物说明下列各点：Ⅰ.为什么希腊各族人民都争着要取得荷马故乡的荣誉呢？理由就在于希腊各族人民自己就是荷马。Ⅱ.为什么关于荷马年代有那么多的意见分歧呢？理由就在于特洛伊战争从开始一直到驽玛时代有四百六十年之久，我们的荷马确实都活在各族希腊人民的口头上和记忆里。Ⅲ.他的盲目。Ⅳ.他的贫穷，都是一般说书人或唱诗人的特征。他们都盲目，所以都叫做荷马(hom éros这个词义就是盲人)。他们有特别持久的记忆力。由于贫穷，他们要流浪在希腊全境各城市里歌唱荷马诗篇来餬口。他们就是这些诗篇的作者，因为他们就是这些人民中用诗编制历史故事的那一部分人……他是一切其他诗人的祖宗。同时，荷马是流传到现在整个异教世界的最早的历史家。

维柯对荷马问题做了非常精辟的评说，此不赘述。汤因比对此的解释是：盲人因为无法成为战士，但是可以弹奏动人的弦琴，利用歌喉去完成他无法完成的事业，歌唱的材料可以从那些没有艺术才能的普通士兵那里获得，使他成为一般战士所不能企望的不朽名声的传播者。无论“荷马谜案”的真正答案是什么，都绕不过口述传统的重要性。

五、文字的创造与掌握知识的人都与“口”、“口述”有关

根据神话传说，我国的文字是仓颉创造的，《春秋元命苞》说他：“四目灵光，生而能书。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这个神话故事说仓颉根据那些卜术、邪技、口占、灵异、天象等创造，说明仓颉根据口述、巫术、占星等发明了书写。而掌握这些技能的人是什么人呢？圣人，他是能说会道的人，是聪明的人(“聪明”就是指耳朵和眼睛特异)，有智慧的人。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的“聖人”的“聖”字，是口耳王，没有书写在里头。很会讲话，耳朵很灵敏，底下你就可以称“王”。所以中国的“神聖”的“聖”字，是会讲话的人，现在中国把这传统给丢掉了。叶舒宪教授曾经对“诗歌”的“诗”有阐释。他说“诗歌”的“诗”就是“寺人”，即“诗歌”→“寺人”→“瞽宗”(音乐教育之师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寺人同瞽矇即盲乐师正是对诗的创作和传授起作用最大的两类人物。这个观点与汤因比的观点很相似。徐新建教授研究《歌谣和国学》。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国学从哪里开始？就是从歌谣开始的。

六、因为口述是带音声的，所以口述史又与“乐”有了发端上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具有礼乐传统的文明。我们今天去博物馆，看到的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礼器有三类：兵器、饮食器和乐器。中国是一个礼乐社会。大家去看中国古代文明中间，最最重要的就是礼、乐。礼乐虽然不能与口述混作一谈，但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乐古为樂，形象是个鼓丝的木架子。它的本义就是音乐，是五声八音总名。《说文》释：“象鼓鞞，木其虡也。”按，五声八音相比而成乐。《礼记·乐记》有：“乐者，天地之和也。夫乐者，先王之所以饰喜也。”与“论语”相似的地方在于，乐也是教化的一种方式，古代就有“以乐传教”的传统。当然，乐，音乐、唱歌等都是在一个大的范畴里。在古代，个个都会唱歌的，而现在到卡拉OK去，很多人是不会唱歌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礼乐传统。你要知道在古代中国很多时候都是需要乐的。在中国古代文明礼仪中，礼器中有各种乐器。我认为中国古代的“乐”，事实上是以音声来表达思想、感情，以声音进行交流和交通的。而音声是从口述传统生成出来的。当下很多无文字民族，像侗族大歌事实上都是从口述转为音声，转化为乐，转化为他们跟天地交流的媒体。从口述转化为音声，转化为乐，转化为礼，转化为仪，构成中国礼仪之邦的核心之一。中国文明从哪里开始讲？从这条线讲下来就清楚了。在这里没有文字，我们也看不到文字的线索。如果按照刚才我所讲的，那就可以重写历史。从口述到音声，到乐，到礼，到仪，构成我们礼仪之邦。华夏文明是这样走出来的。而文字恰恰掌握在极少数的儒家文人手中。今天我们看到的由少数文人撰写的历史构成的中国正史，对不对？如果从口述线索下来，值得反思。

七、“知”与“识”都可以理解为身体力行的实践和体现

就表述方式而言，人们习惯把口述史的“讲述”历史和文字史的“记录”相区别。有一种解释认为，文字记录只不过是将口述记忆以文本方式“物化”而已。无论如何，口述与文字都可以放在“经验”和“知识”范畴来认识。知识可以分为三类： 1、介说性知识(prepositional knowledge)，即关于事物的知识。2、感觉和经验性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即事物本身的知识。3、技术性知识(skill knowledge)，即如何具体做一件事情的知识。 在我看来，无论如何分类“知识”，都脱离不了身体力行的“实践”和“经验”。换句话说，都与“身体”(实践活动)和“体现”(经验过程)有关。口述也好，口述传统也好，或者是“哼呀哈哟”的劳动也好，或者礼乐也好，都跟身体表达有关系。这就叫“具身”(即体现)，英文的embodiment，是对身体(body)的实践和实现过程，我们通常把这个词翻译成“体现”，即身体实现，现在翻译成“具身”，也就是具体的身体表达。

“具身”中间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工具，即身体与介体的关系。举一个例子，当我们在发声的时候，通常只是在一个小的范围讲话。如果范围大些，就需要提高音量，如果超出声音所及，我们今天会用麦克风。麦克风是人类因为口传需要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技术，而这个技术和你的口述相结合以后，中介(传媒)技术、工具的问题出现了，它使人与世界扩大空间的范围和维度，就像人们戴眼镜。我们原来看天能看多远？当有了一个天文望远镜的时候，你的眼睛和天的交流关系，因为有了这个技术的具身关系，所以身体有延伸扩大的能力。口述也一样，就像麦克风，因为有了这个声响系统就无限扩大。这与“音量”、“声高”相似，在口述传统中加入了技术，使身体有能力增大。

八、口述对于田野作业的“现场感”具有朴素和多样的特点

人类学在对“异文化”的了解中，口述与现场都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民族志资料的重要部分。文字没有“在场性”，缺乏“活态交流”。就表达和记录方式而言，口述和书写存在着重要的差异，包括“在场/缺席”(一般而言，口述行为既可以“在场”亦可以“缺席”，而书写几乎必定是缺席的。对于民族志调查来说，“现场感”的重要性无可置疑。“现场感”可以使其与故事本身一起成为讲述者：即故事对于叙事者来说是活生生的经验，民族志学者可以直接从现场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理解不同解释的背景和意义，并根据不同信息进行个性化的理解和编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对所调查的“异文化”有着语言上的要求，即要求民族志学家熟悉当地的语言，除了不通过翻译直接与调查对象进行交流外，还可以从现场的口述中了解具体的事件和情境，甚至可以理解事件和情境之后的原因。同时，也使调查者与“现场”的距离尽可能地缩小。因此，口述在此便不只是一种认识对象、反映现实的方式，也是言说意义现场的重要因素。田野调查所带给人的“现场感”却给了口述史和口述传统研究一个重要的启示：口述不仅仅是一种叙述和传达的能力——即声音的功能；它还时时刻刻建造一种变化着的关系结构。比如说，当一个地方首领在一个族群范围内通过一种方言讲述什么的时候，那在建造一种关系结构(人群共同体的内部结构)。当人类学家在进行访谈的时候，也建立起了一种关系结构——地方民众(受访者)与人类学家(采访者)的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位)/客(位)”关系。这些不同的人际关系和结构类型，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口述的内容和品质。这些品质与文献记录大不相同。口述虽然存在着“人言言殊”的多版本情形，但也使得叙述变得丰富多彩。口述在表述上同时表现出其独特的品质，诸如表演性、圆滑性、现场性、交流性和感召力，为“雄辩”提供了一个形式依据，也构成人类知识和智慧的一个有机部分。西方的“逻辑”与“辩术”密不可分便是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