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曾国藩更多的治家思想之精华体现在他写的千余封家书中。这些家书,涵盖的内容十分广泛,大到经邦纬国、行军打仗、治学修身,小到居家日常、人际琐事、养生之道,事无巨细,无不涉及。
曾国藩始终对家族的繁荣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在家书中要求子弟“勤俭自持,习劳习苦”,指出“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一再要求不能有骄奢之气,做了官更不能追求金钱、贪图发财。1849年在《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的信中,他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
曾国藩很注重把这种清廉自律传导给子孙。1864年,他已经受封侯爵,他16岁的儿子曾纪鸿去长沙参加乡试。当时的科举考试,递条子打招呼开后门的现象较多。曾国藩怕儿子误入歧途,在开考前写信给纪鸿说:“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考完发榜之前,曾国藩又写信告诫儿子:“断不可送条子。”这次乡试,曾纪鸿榜上无名,以后多次应试,均未取得好的结果。然而,曾纪鸿始终未借父亲之名拉过关系,曾国藩也没给主考官打过任何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