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建构理路的选择与冲突──乌克兰民族主义与”班德拉”争议 | 欧罗万象·东欧

本文原文已经于2019/1/3发表于鸣人堂。此为删改版。原文标题为「历史诠释、记忆政治与国族建构：乌克兰的班德拉争议(上)(下)」。最终版本以原文为准（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查看原文）

撰稿人：吴宗翰

作为一个整体，当代乌克兰的国家边界主要是在二战期间的苏联”卫国战争”过程中将东西乌克兰合并而成的。在过去漫长的岁月中，西乌克兰地区先后历经奥匈帝国与波兰的统治；而东乌克兰地区则长期与俄罗斯帝国紧密结合。这样的历史脉络虽不妨碍近代政治菁英萌发一个统一的”大乌克兰”民族主义，但东西乌克兰地区却明显地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色。

在苏联时期，这样的地区与文化差异尚不至于有重大影响。然而，苏联解体以降随着乌克兰国家意欲建构自身的政治认同需要，以及近20年来与右邻俄罗斯的关系交恶的背景下，那些差异却逐渐衍生出政治效果，并溢发出不同面相上的冲突。

这些冲突并不仅仅在国内层次，也不仅反应在乌俄关系上，甚至还影响到了乌克兰与邻近的欧盟成员国关系，而成为后者不乐见乌克兰深化与北约/欧盟关系的要素。

本文以下透过在后广场革命(Euromaidan)年代盛行于乌克兰的”班德拉主义(Bandrea ideology)”与其争议，讨论”斯捷潘‧安德里约维奇‧班德拉((Stepan Andriyovych Bandera ，还有一个译名为班杰拉---编者注 )”如何在上述复杂的背景下登上乌克兰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舞台，而其所代表的民族主义又如何影响乌克兰的当代国内外关系。

广场革命以降，许多地区都会在1月1日庆祝班德拉诞辰。图为今年（2019）的画面。图／路透社

班德拉于1909年1月1日出生于现今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Ivano-Frankivsk Oblast)的旧乌格里尼夫(Uhryniv Staryi)；在当时，那里属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加利西亚和洛多梅里亚王国(Kingdom of Galicia and Lodomeria)，简称加利西亚。随着一战后奥匈帝国崩解、俄罗斯十月革命、红白俄军大战与苏联的成立，旧乌格里尼夫于1918-19年曾经短暂地属于新成立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但随后，西乌克兰就被一战后复国的波兰共和国所并吞。1920年后，西乌克兰地区即与东边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对，直到二战期间才被苏联将二者合并，并在苏联解体后持续统一的存在至今。

成长于一个激情的战乱年代，班德拉的童年到成年亲历奥匈帝国、波兰、纳粹德国与苏联的统治。一种油然而生的不满感，再加上他的家庭成员都曾积极参与过战争，这些背景对于促成他的极端乌克兰民族主义思想萌发茁壮不啻是正面效果。前文提到，由于旧乌格里尼夫被并入波兰的一部分，为了打造认同的需要，当时的波兰政府对于西乌克兰地区与当地居民施以极为高度的同化政策，包括强迫信仰改宗。当地的乌克兰人亦必须先宣誓效忠波兰才得以进一步求学。尽管如此，他们的许多权利相较于其他波兰族裔公民仍不平等。

1928年，在被波兰政府拒绝允许前往捷克求学后，班德拉转往利维夫(Lviv)念大学。他并在那里参与不同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包括乌克兰民族青年联盟(Plast National Scout Organization of Ukraine)、自由乌克兰联盟(Union for the Liberation of Ukraine)以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rganization of Ukrainian Nationalists, OUN)。其中，OUN是最为活跃也最激进的全国性团体。凭借着热情与坚毅的个性，班德拉在1933年成为该组织在加利西亚地区的执行长。尔后，由于策画刺杀当时的波兰内政部长以及政府取缔OUN，班德拉两次被逮捕入狱并被判处终身监禁。

随着1939年德苏瓜分波兰，班德拉也在之后出狱并前往德国占领下的克拉科夫(Krakow)。来年，由于理念不同，班德拉率领其追随者脱离原来的OUN，此后，他的团体被称作OUN-B。

1941年6月30日，在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全境之际，班德拉于利维夫发表了”乌克兰国独立宣言(Act of Renewal of Ukrainian Statehood)”，宣布建立一个统一的乌克兰国，并表明愿意”在希特勒的领导下共同建立欧洲与世界的新秩序”。紧接着，他参与发动数日的”利维夫计划(Lviv programme)”大肆逮捕犹太人与波兰人。然而，由于其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纳粹很快便容不下他。1942年，他与其他的OUN领袖被逮捕并被送往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萨克森豪集中营(Sachsenhausen concentration camp)。不过，由于战场情势的丕变，在苏军夺回并控制了全体乌克兰后，纳粹政府重新省视班德拉与OUN的价值。

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全境时进行的「娘子谷大屠杀」（Babi Yar）历史照片，摄于1944年。图／美联社

1944年，班德拉被释放并给予资源，而班德拉与OUN也在纳粹的支持下与其他乌克兰组织展开合作，尤其是成立于1942年的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 Insurgent Army, UPA)。该组织同样主张极端乌克兰民族主义，并在历史上从事反波兰、反纳粹德国、反苏与反共的行动。在面临苏军情况下，乌克兰反抗军与纳粹德国合作，并在二战期间协助建立集中营，并迫害波兰人、犹太人、俄罗斯人等，也参与了沃伦大屠杀(Volhynia Massacre)。

二战后，班德拉留在西德的慕尼黑并继续从事反苏联与乌克兰复国计划。有数据显示他与残存的OUN团体在这段期间接受英国军情6处(MI6)与美国中情局(CIA)的资助。1959年10月15日，班德拉在慕尼黑被发现遭人用氰化物毒杀，而凶手是KGB特工格别乌(Bohdan Stashynsky)，他在两年后被警方逮捕，并坦言他的行动是受到当时的苏联政府所指使。

成长于一个激情的战乱年代，班德拉的童年到成年亲历奥匈帝国、波兰、纳粹德国与苏联的统治。图为班德拉之墓。图／欧新社

从其生平轨迹来看，班德拉无疑是个彻头彻尾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典型代表。而出于意识形态或者个别动机的需要，乌克兰国内许多个人与团体分别从不同角度片面化的撷取与重新诠释他的一生经历，刻意强调某些面向或者淡化某些面向。但这些行为却也在现实政治中发酵，从而导致乌克兰国内外的争议。

从年代来看，反苏联尽管主导了他的后半生事业，但他的前半生，即纳粹德军占领西乌克兰前，他主要参与的都是反波兰政府的行动。即便德军来到，但却发现纳粹也可能成为阻碍时，班德拉与其追随者也曾经一度策画进行反希特勒政府的计划。班德拉与OUN和纳粹之间的合作基本上称不上是理念相合，而顶多是暂时与策略上的同盟。后者在二战后期显然是试图利用他的跨乌克兰组织网络打击苏军，而班德拉也乐得接受德军的支持以进行自己的计划。因而，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来说，班德拉可说是心志始终如一，称之为民族英雄当之无愧。

然而，对于反对班德拉的人来说，班德拉不仅是个反苏联者，更是个种族主义者；他与纳粹合作的历史已然成为一个不可抹灭的”政治不正确”污点。与班德拉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乌克兰反抗军在二战期间参与甚至主导对其他民族/族群的迫害与屠杀更不是捏造的事实。对他们来说，班德拉与其所代表的思想极端可怕，无疑是另一种型态的法西斯纳粹，换汤不换药。

无论是广场革命以及许多乌克兰的反俄示威游行，常可见集结者高举班德拉的头像看板。图／欧新社

尽管如此，班德拉还是一次次地被端上当代乌克兰的政治舞台，并各自引发不同的国内外争议。2010年1月22日，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宣布追授班德拉为”乌克兰民族英雄”而引起轩然大波。在乌克兰国内，乌克兰犹太首席教士Moshe Reuven Azman立即宣布退回他的国家功勋奖章，指称总统的做法让”乌克兰蒙羞”；一位来自克里米亚选区的国会议员则公开焚烧自己的护照以表达抗议。同时，包括欧洲议会在内，波兰、俄罗斯以及跨国犹太团体都同声表达谴责。时任的波兰总统卡钦斯基(Lech Kaczynski)公开批评尤先科是”将政治利益置于历史事实之前”并明示他的做法将”危害两国的关系”。

2010年，时任乌克兰总统的尤申科宣布追授班德拉为「乌克兰民族英雄」。图为尤申科献花致意班德拉纪念铜像。图／路透社

事实上，关于班德拉的争议直至今日仍然影响着乌波关系。在2017年的一场专访中，波兰现任执政党党魁卡钦斯基(Jarosław Kaczyński)表示，如果乌克兰政府持续推崇班德拉，波兰将抵制它进入欧盟。在2018年2月，波兰政府通过法律禁止”班德拉主义”与”否认沃伦大屠杀”，但遭到现任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公开抨击。

面对争议，亚努科维奇在击败对手担任总统后立即宣布撤回对班德拉的英雄头衔。然而，随着2013年底开始的反亚努科维奇政府示威乃到来年的广场革命的发生，班德拉的头像与大广告牌大量涌现在反政府的人群团体中。而所谓的”班德拉主义”也随着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政府上台后启动的全面”去共产化(De-communiation)”政策以及全民”抗俄”情绪中越发高涨。

广场革命以降，许多地区每每在1月1日开始庆祝班德拉诞辰；部分乌克兰城市更宣布授与班德拉”荣誉市民”称号。在2018年12月14日，利维夫地区议会更是决议2019年为”班德拉年”，而这立刻引起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Joel Lion在Twitter上公开表达他的愤怒。

对于支持班德拉的人说，这些国内外的反弹声音显然是”帝国主义的干涉”与”外国的阴谋”的证据，甚至让他们因此益加坚定班德拉路线。然而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发出的或许仅仅是不想重蹈历史悲剧覆辙的警言。

图为广场革命一周年，摄于2014年11月，乌克兰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图／欧新社

2014年在一篇由日内瓦大学国际历史与政治系教授Andre Liebich与该系研究员Oksana Myshlovska合着考察乌克兰社会对班德拉记忆与纪念(Bandera: memorialization and commemoration)的论文里，他们指出了，许多纪念行动背后的初始仅仅是出于政治人物个人的算计。回顾时机点，这不无道理。当2010年尤先科追授班德拉为”英雄”时，当时正是他争取连任总统的选举期间，而且他在第一轮的选举中已然大幅落后其他对手；或争取历史地位或试图透过激烈手段动员支持者，他的行为在此解释框架中并不难理解。

吊诡的是，政治人物起先透过理性计算发动的行动，最终推动的，却是情感面向的乌克兰民族主义以及整体乌克兰的国族建构。

透过剪裁与追溯班德拉和其团体的事迹，民族主义者彷佛愈发感受到一股超越个人式的召唤，引领”乌克兰人”摆脱历史记忆中的被宰制，迈向独立自主与自信的道路。而乌恶冲突的因素也从旁推波助澜这些行动，激励他们更加勇往直前。

不过，这些关于班德拉的”记忆”显然没有普遍意义上为所有人共享。

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那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十一章’记忆与遗忘’中，安德森提及了发生在每个”现代国家”历史上的”手足相残”: 于是乎，法国史上的圣巴托罗谬惨案与南方屠杀事件、英国的征服者威廉与美国的内战都被重新框构(framing)为民族史上的悲剧。当谈到1941年纳粹德国占领乌克兰全境(1941-1943)初期即进行的”娘子谷大屠杀(Babi Yar，亦有翻作巴比雅大屠杀)”，政界、学界与社会人士一致哀悼”那是全体乌克兰人”的痛，但许多人对于纳粹能在如此短期间残杀大量的犹太人、吉普赛人、反纳粹的乌克兰人、俄罗斯人与其他当时的苏联战俘所涉及的当地协助者(collaborators)要素却采取低调回避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