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那些有意思的小地方（六）——须弥芥子夏鲁寺（上）

本系列前四篇：

深藏不露的扎耶巴寺 ； 大隐于市的聂唐卓玛拉康 ；

极乐坛城十万吉祥多门塔 ； 白居寺的“江孜风格”

藏地寺院有个有很意思的传统，就是每个寺院都说自己建寺之地绝非凡品。要么是山形水势充满各种隐喻，要么是某位大德曾在此地目睹某种吉兆。从这个角度上说， 夏鲁寺 也未能免俗，当高僧 洛敦·多吉旺秋 弯弓搭箭之时，那块长满青稞的田野便开始了一段与众不同的经历。

须弥芥子——夏鲁寺（上）

说到后藏地区的大寺，如果扎什伦布寺说自己排第二的话，估计没有人敢排第一。不过，当扎什伦布寺还是一块荒地之时，夏鲁寺已经在后藏宗教界独占鳌头很多年了。它的名气甚至远播至北京，元朝皇帝也为之心折。

据 《夏鲁寺志》 记载：“（其寺）拥有密宗学院、显宗学院、夏鲁金殿与多座佛殿，修筑了围墙和4个大型的扎仓，寺内常住的僧倡多达4500人，学者100多人，再加上外来短期听经求学的，人数超过了7300人。在日普山闭关修炼的多达500人，山上密布着僧侣的房子，围绕着夏鲁金殿长长的围墙中间，也盖满了求学僧侣的小房子。”

藏区任何一座大寺的建立，一般来说至少得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得有贵族支持您，其次支持您的贵族得有钱。夏鲁寺很幸运，支持它的 介氏家族 既有钱，又有势力，还有政治手腕。

介氏家族 据说最早来源于古波斯，不知道经过多少代辗转，来到象雄并站住了脚跟，成了象雄国内的贵族。

有时候不得不感慨，一个国家国运上升之时，运气就是砌墙也挡不住。当吐蕃王朝勃然而起之时，周边国家大臣，纷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挖墙脚运动， 娘氏、韦氏、蔡邦氏 挖垮了 森波 ， 琼宝邦色 挖垮了后藏的 藏蕃 。介氏家族大概也是挖墙脚大军中的一员，至少我们知道象雄国垮台后，介氏不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一跃而成了吐蕃王朝的重臣。

对于一个绵延弥久的家族来说，审时度势永远站在最强者身边，是保证自身延续的不二法门。我们后面还有机会看到介氏家族，灵活而娴熟的政治手腕。

公元1003年，介氏家族虽然凭借土地和 “丛堆” 贸易市场的收入，数钱数到手软，但治下的民众却开始出现人心不稳的迹象。为了顺应民众的需求，介氏家族成员 介尊·西饶迥乃 拜在后弘期大德 洛敦·多吉旺秋 门下苦修佛法，并着手建寺修行。

洛敦·多吉旺秋 射出的弓箭插在一片青苗吐绿的田地里，这座以 “青苗” 命名的寺院（ 夏鲁 在藏语中的意为“新发嫩芽”）便奠基与此。

目前关于夏鲁寺建成年代依旧存有争议，藏文资料记述的时间为 饶迥阴火兔年 和 阴水兔年 ，对照公元纪年即为1003年——1063年和1027年——1087年。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来说说西藏的历法。

相传，西藏的历法约始于公元前一百年左右，由前藏雅隆地方的一个名叫 噶莫帕玛 的人，根据月亮的圆缺，初步推算出了日、月、年。后来，人们把它称为 《噶莫帕玛历算法》 。这种历算之法有点像中原的“农历”，以西藏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来作为年岁的标定。因此，很多文献都记载藏历是 “以麦熟为岁首” 的方式，确定每年的起始。

据说，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但带来了释尊等身像、大量佛经和工匠，还将汉地十二生肖（地支）的纪年方式也带入西藏。所以，现在藏历中的生肖和汉地一般无二。但奇怪的是，文成公主既然都带来 地支 （十二生肖），却没带来 天干 （甲乙丙丁），这就是个有点意思的问题了。因此，这很可能又是后世爱戴公主的民众，给公主身上添彩衣的举动。但不管如何，藏历生肖受了汉地影响确定无疑。否则很难想象，大家会这么默契的选择一模一样的十二个动物，甚至连排列顺序都一般无二。

据 黄明信 先生考证，“敦煌文献中，直到公元764年前，藏文历史文书纪年方法依旧是十二生肖，还没有五行、天干，而且再往下细分，则只有四季，没有月份。”这时候，别说 文成公主 早已作古，就是 金城公主 都以入藏五十多年了。但到了公元823年，唐蕃两国会盟，依旧伫立在大昭寺门前的 唐蕃会盟碑 上，不但镌刻了干支纪年，就连吐蕃年号都有了。这说明九世纪时，西藏已经有了自己的干支纪年历法，唯一的区别是将汉地的天干（十个）换做了 五行 （金木水火土）加 阴阳 配合（也是十个）。这就是藏文史料记载，夏鲁寺建寺年代为阴火兔年或阴水兔年的来历。

六十年一轮回的干支纪年，确实比十二年转一圈的生肖纪年准确多了，但还有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君王一不小心活了七八十岁，史料里又分不清，这是哪年发生的事儿了。因此，汉地史料中还有一个标定系统——年号，但西藏一共就只有一个君王用过年号。所以，这还是个麻烦事儿。

大概是藏族学者们也觉得有点麻烦，1027年印度《时轮经》被引入西藏。藏地终于出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历法—— 时轮历 。它将一个甲子的轮回称为一个 “胜生周” ，因为1027年是藏历阴火兔年，火兔的藏语是 “饶迥” ，因此，“胜生周”也被俗称为了 “饶迥”。 每过一个甲子， “饶迥” 便加一，这样我们就能准确知道事件发生的年代了。

但那个月是新年伊始这依旧是个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的问题，直到元朝都很混乱。1268年11月，身在大都的忽必烈，接到了八思巴的来信，拆开一看懵了！这是一份八思巴亲笔书写的新年贺词，上面标注的时间是1268年1月。

夏鲁寺南无量佛殿外墙东侧的时轮历算图，此图最早由布顿大师绘制。

史料里记载夏鲁寺的建寺年代为 饶迥阴火兔年 或者 水兔年 ，这样1003年就可以排除了，那时候还没有 饶迥纪年法 呢。1027年恰好是第一饶迥的第一年，藏历阴火兔年。

那1063年（阴水兔年）和1087年（第二饶迥阴火兔年），这两个年份有没有问题呢？

在 《夏鲁寺简史》 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阿底峡尊者 曾应邀为 夏鲁寺般若佛母殿 举行过开光仪式，并在寺中修行数月。阿底峡尊者1054年在聂塘圆寂，这一点我们在 《 大隐于市的聂唐卓玛拉康 》 中提到过。这就排除了，排除了夏鲁寺创建于公元1063年或公元1087年的说法。

综上所述， 《夏鲁寺简史》 所记载的第一迥阴火兔年（1027年）应该是一个准确的时间，而这一年也恰巧是《时轮法》传入西藏的当年。

夏鲁寺内珍藏的印经板

之后几百年的岁月流逝，夏鲁寺并没有多大发展，在后弘期建寺的大潮中，它也没有显示出那些特别出众之处。反倒是介氏家族又通过政治运作，成功的抱上了另外一条粗腿。

当萨迦派成为元朝指定的西藏代言人后，介氏家族马上同萨迦派展开了联姻，成功的将自己家的女儿嫁给了白兰王 恰那多吉 (1239一126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