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去世，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时代，是西汉帝国极为关键的转型期。
白马之盟
的玄机
刘邦建国，其帝位合法性，来自诸侯的推举。按《史记》的记载，诸侯之所以推举刘邦做皇帝，是因为他在灭秦与灭项羽两事上“功”最高，且在恢复诸王和封赏功臣方面“德”最高。也就是说，刘邦的帝位，与秦始皇的帝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秦始皇的“帝位”，意味着至高无上不容置疑，是一种绝对权力；刘邦的“帝位”，仅意味着他的功与德比其他诸侯要大，是一种相对权力。
换句话说，西汉建国一事的本质，乃是一场“按功劳大小分配战利品”。
功劳最大的刘邦分得帝位，其次者得王，再其次者得各级别的侯，分别享有大小不同的蛋糕。最末稍的“军吏卒”，按“高帝五年诏”，也被授予了“第五等爵之大夫”的爵位，可以获得五顷左右的田宅。
但是，这种粗糙的“蛋糕分配”背后，并无稳定的权力架构来维系——帝、王、侯的权力边界并不清晰，彼此间也缺乏信任。杀臧荼、杀韩信、杀彭越、杀英布……杀得血腥满身，刘邦也寻不到自己想要的安全感。高帝十二年三月，自觉时日无多的刘邦，终于决定变杀戮为妥协，尝试通过与功臣集团举行盟誓的方式，固化各自的权力边界，换取汉帝国的长治久安。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
参与白马之盟者，共有三方势力：（1）代表宫廷力量的刘邦；（2）代表王国力量的刘姓诸侯王；（3）代表军功集团力量的列侯（王陵、周勃与陈平等人）。
这场盟誓，完成了一次以互相制约为核心要义的权力分配
——无功者不得侯，旨在保证军功列侯的利益，不会被皇权随意稀释；非刘氏不王，旨在保证诸侯王的权益，不会被掌控朝堂的军功列侯侵犯。皇帝握有王与侯的分封大权，居中起到平衡作用。这种权力分配
，
具化到汉初的政治生活当中，体现为皇室掌控宫廷、军功列侯掌控政府（丞相必出自军功集团）、诸侯王掌控王国。
遵循这种分配格局，自刘邦时代开始，担任政府首脑，也就是丞相一职者，全部都是军功列侯，他们依次是：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吕产—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陶青—周亚夫—刘舍—卫绾。从萧何到申屠嘉，除吕产外，皆是军功元老；从陶青到刘舍，俱属于军功二代（军功一代已死亡殆尽）。
汉初的许多政治事件，其解读密码均潜藏在这一权力分配体系之中。
比如：
（1）军功排名第一的萧何刚死，曹参就知晓自己将继任丞相、赶紧催促家人收拾行装，其缘故正在于按蛋糕分配规则，不必等皇帝下旨，就该
军功排名第二的
曹参做丞相。
（2）吕产以外戚身份为相，破坏了蛋糕的分配规则（尽管吕氏在楚汉之争中也拥有军队，立有军功），吕后一死，随之而来的就是由周勃、陈平串联在京列侯发动的血腥政变。
（3）汉文帝虽成功促成了“列侯就国”（让住在长安的军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但他仍不得不抑制住自己任用“皇后弟窦广国”为相的欲望，“久念不可”，在刘邦时代的一线军功列侯已去世殆尽的情况下，仍谨慎选择了二线军功列侯申屠嘉。
申屠嘉
在汉景帝时代被气死，意味着上述权力分配体系开始崩溃。
申屠嘉呕血而亡
申屠嘉年轻的时候是条好汉，膂力强劲，在军营里开强弓硬弩，常招来围观赞叹。随刘邦辗转征战，先打项羽，做了队率；再攻黥布，升任都尉。作为军功列侯集团中人，申屠嘉的战功不大不小，属于中游偏下，在惠帝年间升任淮阳郡守，掌控地方政府，很符合“白马之盟”定下的利益分配的规矩。
汉文帝即位之初，遴选曾追随刘邦南征北战、年俸二千石的军功老臣，一律授予关内侯的爵位，共寻到符合条件者二十四人，申屠嘉亦在其中。为消除所谓“诛吕安刘”之乱的震荡，汉文帝重新确认“白马之盟”，恢复了由军功老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丞相的惯例，先是参与诛杀吕氏的周勃和陈平，然后是在汉初功臣排名表中排名第九的灌婴，灌婴死后，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张苍继任。军功处于中下游的申屠嘉，也在此期间升任御史大夫，成了朝堂上的二号人物。
张苍做了整整15年丞相，他退休时，汉朝已建国40年，第一代军功老臣差不多已被时间淘汰殆尽——张苍军功排名六十五，而得以代表军功集团出来担任丞相，本就意味着军功老臣们已严重凋零。张苍退休后，汉文帝本有意让外戚窦广国上位，但“诛吕安刘”之乱的教训在前，思虑再三，汉文帝还是选择了年迈的申屠嘉。
丞相一职，似乎并不适合申屠嘉。《史记》对申屠嘉的评语是学问粗疏、不懂权变，业务能力一般，待人处事的手腕也有欠缺。他的上位，是汉文帝尊重“白马之盟”的无奈产物，更多的是看重他的军功列侯身份。当然，关于怎么做丞相，汉惠帝时代已留下了“萧规曹随”的旧例，申屠嘉并无太多繁杂政务需要处理。他在文帝时代任相五年，既无值得说的政绩，也无值得说的纰漏。
汉文帝去世后，申屠嘉继续留在丞相任上，继续代表军功集团执掌朝堂。但新即位的汉景帝，对申屠嘉（及其所代表的军功集团）的尊重，已远不如他的父亲。
邓通是汉文帝特别宠爱的一个弄臣。某次，申屠嘉入见，邓通坐在汉文帝旁边，侍宠而未按规矩行礼。奏完正事，申屠嘉对文帝说，陛下喜欢臣子，可以让他富贵，但不能乱了朝廷的礼制。文帝打圆场和稀泥说算了算了小事情啦。申屠嘉不买账，回到丞相府后下发“丞相令”召唤邓通。邓通害怕，找文帝求助，文帝说但去无妨，你前脚进丞相府我后脚派人把你召回来。结果，邓通在丞相府大磕其头，回来跟文帝哭诉说“丞相几杀臣”。
申屠嘉与邓通的这段冲突，既彰显着军功集团对朝堂的掌控力，也体现出了内廷与外朝之间力量的均衡。文帝选择尊重申屠嘉和他所代表的的军功集团，对此事保持沉默，没有去替邓通“出气”。而当相似的事情出现，汉景帝的做法与其父完全相反——毕竟，他没有经历过“诛吕安刘”的血腥往事。
汉景帝最信任的朝臣是晁错。晁错是他做太子时的老师，有着高超的辩才。景帝即位后，晁错一夜之间从八百石的“中大夫”，越级升迁为二千石的“内史”，进入了汉帝国高层决策圈——按《史记》的记述，这个高层决策圈只有景帝和晁错两人，“错数请间言事，辄听”——晁错总是拉着景帝讲悄悄话，咬完耳朵后就做出了决策。这种不正常的决策模式，将以申屠嘉为首的朝堂重臣们排除在外，更改了汉帝国的许多旧法令。权力在从军功集团手中流出，晁错自然会引起军功集团的抵制与反弹。
晁错的不知韬光养晦，给了申屠嘉发难的机会。内史府大门朝东，晁错觉得不方便，在南面另开了一道门。开一扇门本不算事，问题是为了开这扇门，打穿了太上皇庙的围墙。这种事，普通人不敢去做；晁错做了，是因为他知道景帝宠信自己。申屠嘉闻知此事后，即“奏请诛错”，这场弹劾，既是为了扳倒晁错，也是为了向景帝强调军功集团的利益与立场。
诡异的是，申屠嘉的弹劾计划，居然会被晁错提前得知。他连夜进宫，与景帝商量如何对付申屠嘉，次日，申屠嘉的弹劾没有说完，就被景帝打断。景帝为晁错辩护说，拆掉的只是太上皇庙的外墙，外墙不如内墙重要，而且外墙也是我让他拆的。
这番欲盖弥彰的偏袒，意味着景帝对军功老臣已无尊重，申屠嘉深感受辱，回家后一病不起，呕血而亡。
腰斩晁错
汉景帝不尊重的，不止是军功老臣，而是自“白马之盟”以来所形成的整个汉帝国的权力分配体系。
这也是他信赖、重用晁错的主因。在朝堂上，晁错可以被用来压制军功老臣；在朝堂外，晁错还是“削藩政策”的积极主导者和推行者。汉景帝要的，是重塑秦始皇时代的绝对皇权，而非皇帝与军功列侯、诸侯王共治天下。晁错早年所修习的“申商刑名之术”，在景帝的雄图大略中找到了用武之地。
景帝三年，晁错正式着手实施削藩。先以楚王为薄太后（文帝之母）服丧期间与宫人发生性关系为由，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与薛郡；接着又以相似的方式，找茬削掉了赵国的河间郡与胶西王的六个县。然后，削藩的剃刀落到了吴王刘濞的头上。
齐、楚、吴曾是汉帝国最大的三个刘姓王国。齐下辖七十余城，楚下辖四十余城，吴下辖三郡五十三城。齐国已在文帝年间被肢解；楚国在刘邦时代被分割为荆、楚两国，被分割后的楚国剩下三郡三十余城，再被晁错找茬削掉两个郡后，已无足轻重。剩下最强大、最难对付的，就是吴国。
刘濞在南方立国四十余年，煮海为盐，冶铜铸钱，史载“国用富饶，百姓无赋”。晁错的计划，是削掉吴国最富饶的两个郡，产盐的会稽，与产铜的豫章，两郡合计三十余城。这意味着吴国将丧失绝大部分的经济基础，只剩下一个贫瘠的沛郡。
刘濞与汉景帝之间存在着杀子之仇——文帝时代，刘濞之子入朝，与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下棋起了争执，“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被太子拿棋盘给砸死了。这种仇怨，在刘濞与汉景帝之间种下了难以化解的猜疑，彼此都只能在强大的实力中寻找安全感。如今，晁错要剥夺吴国的经济命脉，刘濞就只能放手一搏，于是就有了以吴国为首、以“诛晁错，清君侧”为旗号的所谓“七国之乱”。
叛乱发生后一个月，负责长安城治安的陈嘉敲开了御史大夫宅邸的大门，通知晁错去开高层会议。晁错上了马车，但马车没有沿着熟悉的道路驰向皇宫，而是直奔长安东市。在那里，一名壮硕如牛的大汉，已将锋利的板刀擦得锃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