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崩溃之路

撰文： 梁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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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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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南斯拉夫宪法开始把经济、教育、新闻出版等权下放到加盟共和国手上，而为了加快比较贫困的共和国的发展，联邦中央政府设立了一个基金，其中较富庶的共和国需要承担更大的份额，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较富有的共和国的人民产生积怨。但中央的投资与地方需要往往是错位的。比如科索沃的定位，就是向更富裕的加盟共和国出口原材料，中央对科索沃的投资也集中在这些产业上，比如煤矿，但这些产业聘用的人极为有限。科索沃的工农业都得不到发展，占八成的农业人口陷于经济停滞之中。屋漏兼逢连夜雨， 1960 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党政精英开始公开反对经济资源的再分配，并争取进一步分权，要求获得控制外汇资产的权利，并反对南斯拉夫使用统一的货币。

1970 年的萨格勒布 (Zagreb)

1966 年兰科维奇被打倒后不久，克罗地亚便出现一股改革运动，延续到 1971 年春。背景是南斯拉夫与罗马教廷妥协，教会不再被视为敌对势力，克罗地亚得以保持宗教自由。克罗地亚共和国党政精英，带领这场地方分权和自由化运动，代表人物是欧洲首名女性政府首长、克罗地亚总理萨夫卡·达布舍维奇 - 库采尔 (Savka Dab č evi ć -Ku č ar) 。 1967 年 3 月， 130 名文艺人士与学者 ( 包括 80 名南共党员 ) 签署《克罗地亚文字语言名称及地位宣言》 (Declaration on the Name and Status of the Croatian Literary Language) 。南斯拉夫官方立场本来认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语只有两种方言：塞尔维亚、黑山、波斯尼亚讲东部方言，克罗地亚讲西部方言。《宣言》却认为，克罗地亚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要求与塞尔维亚、马其顿语等具有同等地位。

克罗地亚之春领袖、总理达布舍维奇-库采尔 (左) 与南共总书记铁托 (右)

铁托面对民族主义冒起，其反应十分有趣。他指出，民族主义代表着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官僚垄断的残余，工人自治要与之进行斗争，并说：“在我国社会条件下，民族主义主要是官僚主义和各种霸权主义倾向的表现形式”。(1964年12月南共八大报告) 铁托又指出，民族主义增长反映着专家治国论、企业“经理独断”以及技术官僚排斥工人自治、对经济生产进行垄断的倾向，企图“把共盟变成这些技术官僚主义上层的工具”。(1974年5月27日南共十大报告) 但在别的场合，铁托又充分承认民族的独特性，只不过是把民族的对立面设置为一个历史的角色。比如他说：“黑山民族是在反对外来侵略者（即奥斯曼帝国——笔者按) 的历经几个世纪的斗争中，使本民族得到生存，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地位的。”(1977年2月25日在黑山科学和艺术研究院讲话) 这样就使得本国因奥斯曼统治而产生的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群体陷于被动。

克罗地亚总理达布舍维奇-库采尔主持节庆巡游

1971 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大学生连续多月示威。铁托声言要揪出萨格勒布大学罢课的策划者，认为参加运动的是“流氓无产者、反革命分子、沙文主义分子”，指责“克罗地亚文化协会是一个老窝”，南共“有许多人早该被清除出党”，但并没有交代这些人跟官僚资本主义之间的确切关系。然后在同一篇演说中，铁托信誓旦旦地保证：新的、更分权的宪法修正案，因为将给予地方加盟共和国“一票否决权”，能为反对分裂主义提供最有力的武器。 (1971 年 12 月 1 日南共主席团开幕词 ) 铁托表面上压制了分裂主义，但实际上是在向地方官僚的分权主张投降，更促进了地方官僚对经济资源和生产的垄断，并加速南斯拉夫南北地区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但铁托的让步并没有满足示威者。铁托于是一转立场，动用军警把运动镇压了下去。及至 1972 年，克罗地亚共盟共开除了两万五千人的党籍，达布舍维奇 - 库采尔也被打倒。到了 1975 年，实践学派也遭到了镇压。铁托早在 1971 年便指责它“在我们眼皮底下举行了形形色色的鬼知道是什么性质的讨论会，如科尔丘拉岛 [ … ] 的讨论会等等。” (1971 年 12 月 2 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 实践学派成员大多丧失国内教席，被迫流亡海外，到欧美的大学任教。

1974 年南斯拉夫颁布新宪法，虽然指名道姓宣布铁托为终身总统，却主要是一份分权的宪法，而主要起草者正是卡德尔。为了避免克罗地亚之春之类的运动再次发生，新宪法向加盟共和国下放政制设计、公共财政、社会服务、警政、民防和司法等权力，更回应了 1967 年《宣言》的要求，承认克罗地亚语地位；南斯拉夫于是走向“邦联化” (confederate state) 。铁托宣称新宪法“在加强自治方面进行的改革，使民族主义势力感到它丧失了自己的阵地。”并说明道：“我们一向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保持自己民族特性和反映本民族存在的权利出发。 [ … ] 以尊重他们培育和发展其民族特点、语言、文化和习惯的权利为前提。” (1974 年 5 月 27 日南共十大报告 ) 同时各加盟共和国的党政机构却开始在地方层面上进行集权化。维系着南斯拉夫统一的，就只剩下军队和铁托的个人魅力。

1974 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4 年宪法被指偏袒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宪法遭到来自左右两派的攻击。贝尔格莱德的左派大学生占领校园，抗议分权改革背弃南斯拉夫劳动阶级的团结。支持实践学派的作家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 osi ć ) ，则指责新宪法剥夺了塞族人的权利，并以此为契机从左翼过渡到右翼立场，并最后在南斯拉夫解体时成为“塞尔维亚国父”。 1974 年宪法的主要问题在于它是向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区党委，而不是各族公民下放权力；简言之，是以分权化回避民主化。南斯拉夫回避民主化的原因有很多。避免少数民族在选举中成为弱势，重演二战时的民族冲突是一个。这也大概是铁托的考虑；他反覆强调南斯拉夫民族间必须在权力和地位上平等，这就意味着不能放开选票政治。但是新生的加盟共和国党政精英自己搞集权，则成为另一个更阴险的理由。不放开民主，则地方党政领导人要么完全可以漠视民意，要么就在权威被挑战之时，变得完全民粹主义以争取支持。在米洛舍维奇在八十年代末的“反官僚革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专制政权下动用民粹主义发动群众所带来的庞大政治力量。

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 osi ć )

1974 年宪法进一步落实党政分开，南共的权威继续下降。虽然按照 1952 年南共六大决议，南共主要负责思想工作，但南共在这仅余的工作上也表现不足。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五十年代铁托便提到：“我们取消了中央党校，但有些地方也在当时取消了共和国党校，虽然后来事实纠正了它，又重新组织了党校和训练班。但是，共和国党校的取消就是错误观点的反映。这种观点认为在分散管理以后，一切都将自流地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在人们的头脑中也会自然地发展起来。” (1956 年 3 月南共六届六中全会开幕词 ) 事实证明，铁托一语成谶，南共的社会主义思想建设失败，并因多次地方分权而滋生地方民族主义。在克罗地亚大学生罢课后，铁托指出：

“南共联盟有思想危机。[…]各种报刊早就出现种种 […]否定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的文章，而我们却并没有予以回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大意了。我们认为，在我国的民主条件下可以这样干和这样说。[…]我们早就该采取措施了。[…]你们看一看大学里 […]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计划吧！比如贝尔格莱德大学每周只上两堂课。至于萨格勒布，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这种课程。[…]向低年级的小孩还讲一些我国的人民解放斗争 […]可是大学里就松松垮垮了，孩子们已经学到的一点东西到后来也就忘掉了。”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从铁托的话中，可见南斯拉夫思想危机之深。在 1973 年石油危机与及后的经济放缓下，加盟共和国的党政精英急需转移视线，把经济停滞和欠缺民主，刻意解读成联邦中央未有充分对加盟共和国分权的结果，甚至指责隔邻的加盟共和国是自身发展的障碍。 1974 年宪法为这种言论提供了充分的平台。从 1945-1974 年，南斯拉夫逐步而持续的采取“宏观去中央化”； 1974 到 1987 年，则同时进行激进的“宏观去中央化”和“微观中央化”，即在弱化联邦中央政府权利的同时强化加盟共和国内部的集权。这最后演变成六个加盟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八个共产党争夺中央控制权”的局面。地方政治精英也试图阻止横跨加盟共和国、涵盖全国的社会运动冒起，以免其挑战加盟共和国的新生权威。即便如此，在六、七十年代，南斯拉夫族群间的关系仍然良好，主要族群之间的社会距离并不远。在 1962-1989 年间，通婚率也相对地高，平均有 12.63% ，以科索沃的 6.98% 最低，以伏伊伏丁那的 25.95% 为最高。然而好景不长，铁托的逝世将使得南斯拉夫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七十年代克罗地亚海滨城市杜布罗夫尼克 (Dubrovnik) 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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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 5 月 4 日铁托逝世，联合国 154 个成员国家有 128 个派代表出席丧礼，其中有 4 名国王、 6 名王子、 31 名总统、 22 名总理、 47 名外交部长，涵盖冷战两方，场面盛大。铁托曾经对自己创造的南斯拉夫系统充满信心，说过在美国的一场大型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我身后会怎么样？我回答说：不会发生任何事情。” (1971 年 12 月 2 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 但是在铁托晚年，南斯拉夫的经济社会已经千疮百孔，开始急速走下坡。在铁托去世的 1980 年，总失业人口达到一百万人，失业率高企达 10% 。 GDP 增长从 1956-1964 年间的 8.8% 减少到 1980-1984 年的 0.4% 。到了 1984 年，除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外，各加盟共和国的失业率都高企在 20% ，而通涨率则达到 50% ，并且继续上升。及至 1985 年，失业人口有六成是 25 岁以下的青年； 25 岁以下人口组别有四成失业。全国更有四分之一人口在贫穷线之下。

1980 年 5 月 8 日铁托丧礼，有 128 个国家代表出席。

如前所述，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条件差异极大。其中原因包括工人自治企业之间实行自由竞争，促使企业压缩投资比率，减少人手；而且政府自 1964-1965 年市场化改革后便放弃计划经济，只通过国有银行调节经济。联邦政府向地方共和国下放经济决策权，意味着地方能够决定教育、福利、公营企业薪酬表和招聘量，全南斯拉夫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也一直没有形成，使得“一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前景完全取决于他所处的地区和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但是铁托的官方立场是：“南斯拉夫只有一个工人阶级 [ … ] 在涉及例如就业问题的时候，决不允许计较各民族的人数。我一直主张，在我国的经济部门、社会生活里，首先要看能力”。 (1971 年 12 月 2 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 结果企业为了自保，首先开除那些可以获得家庭经济支持的女性和年轻人，其次是移民和农民工，尤其是那些不属于自己族裔的移民，以迫使他们离开劳动力饱和的城市，回到贫困的乡下。

这使得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族群关系十分紧张，比如在科索沃属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就深陷社会经济危机当中。最后连南斯拉夫的塞族人整体都丧失安全感，不再安于多民族的联邦体制。波斯尼亚也开始出现伊斯兰教立国论。在南斯拉夫解体后出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Bosnia-Herzegovina) 总统的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 (Alija Izetbegovi ć ) ，在二战时曾参与招揽穆斯林的纳粹党卫军外围组织。他在 1970 年撰写《伊斯兰宣言》，精神上延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伊斯兰现代化论，提出在波斯尼亚复兴伊斯兰社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伊斯兰教国家， 1983 年他因此宣言被逮捕监禁。在九十年代波斯尼亚战争时，塞族武装将反覆引用他的著作，来证明波斯尼亚穆斯林有建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国家的企图。

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

1968年4月，阿尔巴尼亚民众选购毛泽东语录

挑战还来自南斯拉夫一度想兼并的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铁托曾说过 “…少数民族应当是使各国人民接近的桥梁，应当对他们的民族所属的国家和现在是他们祖国的国家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作出贡献。” (1974 年 5 月 27 日南共十大报告 )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南斯拉夫享有自治权和文化自由。他们理论上是与阿尔巴尼亚友好的关键。然而阿尔巴尼亚在 1948 年苏南交恶后便疏远南斯拉夫， 1960 年中苏交恶后又向中国靠拢，成为全欧与中国最友好的国家。毛泽东决定全力经济援助阿尔巴尼亚，并最后争取到阿国支持中共取得联合国席位。 1961 年起，中国为阿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提供 1.25 亿美元借款，建设二十五座化工、电机和冶金厂。阿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识字率从 5% 一跃为 98% ；其曾是欧洲唯一没有铁路的国家，至 1980 年建成 319 公里线路，并于七十年代中期建成全国电网，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先进。依靠中国援助实现了发展奇迹的阿尔巴尼亚，自称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对于科索沃的一些阿尔巴尼亚裔大学生而言，阿尔巴尼亚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实现了女性平等，消灭了官僚主义，且不如南斯拉夫，拒绝与资本主义西方妥协，所以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

阿尔巴尼亚自称是“欧洲最成功的国家”

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六七十年代开始进入自治省政府工作，形成官僚阶级。科索沃的专上学府因此主要提供投考政府工作所需的文科教育，而不是实现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职业教育，许多学生毕业即失业。然而学生占人口比率极高，巧合跟失业率一样为 27.5% 。科索沃首都普里什蒂纳 (Pri š tina) 甚至有十分之一人口是大学生。科索沃的八成人口是在私有企业，而不是工人自治企业中就业，获得招聘与否很取决于家庭关系和族群因素。科索沃当时是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下的一个自治省；大学生们认为，只有当科索沃地位能够上升为正式的加盟共和国的时候，才可以夺回经济决策权。 1981 年 3 月 11 日，铁托去世后不够一年，普里什蒂纳大学生示威，触发点竟然是食堂食物难吃。示威持续多月，终于在军警镇压下告终，近六十万人被抓捕、监禁和审问，科索沃形同占领区。此后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裔党政领导难以放心，但又因地方分权和民主制度，无法简单清除这些人员，于是就衍生在科索沃自治省内属于少数的塞尔维亚人权益的问题。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作战图

1912-1913 年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黑山、罗马尼亚组成的联盟向奥斯曼帝国发动总攻击，收回科索沃到伊斯坦堡以西一百多公里处的大片土地。科索沃在塞尔维亚中古历史上有重要地位，但 1913 年塞尔维亚收回科索沃的时候，其塞族人口相对阿尔巴尼亚人已经成为少数。 1986 年，前实践学派领袖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 (Mihailo Markovi ć ) 、多布里察·乔西奇 (Dobrica Ć osi ć ) 等人发表《塞尔维亚科学和艺术研究院发表备忘录》 (SANU memorandum) ，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利用高出生率作为对付塞族人的武器，又认为在二战中受纳粹德军、法西斯意军招揽的阿尔巴尼亚人，从来无意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并不认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政权，并残留着法西斯倾向。更指出阿尔巴尼亚人从来都受惠于强大国外势力的支持：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到意大利和德国，到泛伊斯兰运动等等。马尔科维奇建议在科索沃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并撤销部分对该自治省的投资，警告不如此做的话就会在欧洲孕育出一个伊斯兰国家。先后担任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和总统的伊万·斯坦鲍利奇，虽然不得不公开表态反对备忘录的内容，但还是在明在暗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精英角力，主张削减自治权，宣称要保护科索沃的塞族人和黑山人的权益，甚至即使被称为“大塞尔维亚主义者”也在所不计。

一言丧邦：米洛舍维奇喊出“你们不会再挨打！”一幕

斯坦鲍利奇在出任塞尔维亚共盟书记之后，扶植其好友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 (Slobodan Milošević)出任塞尔维亚中央银行行长，支持他在1984成功竞选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以及在1986年接任塞尔维亚共盟书记。米洛舍维奇出生于1941年，在二战时期和战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下长大，但家庭背景可谓悲惨，父亲为东正教神学家，1962年因故自杀，其母亲在十年后自杀，而他在南斯拉夫人民军官至少将的兄长，也在1963年自杀。米洛舍维奇是个病态政治赌徒，也善于操控媒体。1987年4月24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向塞族人讲话，事先串通塞族人搞事；讲话时，在场的一万五千名塞族和黑山人与阿尔巴尼亚裔警察推撞，遭警察棍殴，群众以投掷准备多时的石块还击。米洛舍维奇马上抵达现场，并在电视镜头前向在场的塞族人说了一句：“你们不会再挨打！”此言一夜传遍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一言丧邦。9月3日，科索沃帕拉琴 (Paraćin) 发生枪击案，一名曾于1984年企图叛逃阿尔巴尼亚被捉捕的阿尔巴尼亚裔士兵，在其他大阿尔巴尼亚主义者协助下，枪杀多名塞族同袍后自杀。两族关系前所未有地紧张。其中一名塞族士兵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丧礼时，有两万人送殡，群众游行到大南斯拉夫主义者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Aleksandar Ranković)坟前拜祭，并高唱南斯拉夫国歌的“嗨，斯拉夫人！”斯坦鲍利奇主张与阿尔巴尼亚裔党政领导耐心磋商，但米洛舍维奇却主张强硬措施，两人僵持不下。1987年9月22日，塞尔维亚共盟举行十届八中全会，米洛舍维奇精心安排了电视直播，并在镜头前宣读一名党委所写、举报斯坦鲍利奇施压的信，成功打倒了斯坦鲍利奇。

1987年塞尔维亚共盟十届八中全会，米洛舍维奇 (后) 打倒斯坦鲍利奇 (前)

1987 年以后，米洛舍维奇逐步解除科索沃的自治权，迫使党政和传媒机关清除阿尔巴尼亚裔干部，以塞族人取代之，并下令普里什蒂纳大学减少阿尔巴尼亚裔学额，增加塞族人和黑山人学额。 1988-1989 年米洛舍维奇发起“反官僚革命” (Anti-bureaucratic Revolution) ，发动塞族群众抢夺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和黑山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党政领导权，并趁机安插亲信。米洛舍维奇所支持的“小将”不少极为年轻，比如 26 岁的米洛·久卡诺维奇 (Milo Đ ukanovi ć ) 打倒了老党委， 1991 年担任黑山总理时才 29 岁。 1989 年 2 月科索沃举行总罢工，捍卫阿尔巴尼亚裔原省委主席阿森·弗拉西 (Azem Vllasi) 。在贝尔格莱德，数十万塞族民众聚集国会前地，要求严惩弗拉西。科索沃罢工遭米洛舍维奇派坦克部队镇压，弗拉西则被控反革命罪，遭逮捕关押。 6 月 28 日，米洛舍维奇在科索沃古战场嘎兹蔑斯坦 (Gazimestan ，“画眉坪” ) 发表演说，纪念 1389 年奥斯曼帝国打败塞尔维亚王国的科索沃战役六百周年，大肆宣扬种族主义，宣称科索沃才是塞族的发源地，提出要保卫塞族少数权益，并批评 1974 年分权宪法。在“反官僚革命”发生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党政干部人人自危。 1990 年 1 月南共举行十四大，斯洛文尼亚党委提出修正 1974 年宪法，进一步加大分权，甚至成立一个“非对称联邦” (asymmetrical federation) ，结果被否决。米洛舍维奇利用与会者多数优势，试图向斯洛文尼亚施压，但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代表却奋起抗议，中途离场；南共至此分裂。 9 月，米洛舍维奇宣布收回科索沃、伏伊伏丁那两省自治权，置其于塞尔维亚直接管辖之下；九十年代初的科索沃形同种族隔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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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族人也许觉得，塞尔维亚作为唯一需要划分出自治省的共和国，如此安排并不公平。但事实是，一个弱势的塞尔维亚其实对南斯拉夫的团结有利，而 “塞族人需要团结的南斯拉夫，多于南斯拉夫需要他们”。其实问题症结，在于经济不平均的问题上升至民族对立。早在六十年代，铁托就指出要“加速发展经济上不发达的共和国和地区”。 (1964 年 12 月 7 日南共八大报告 ) 但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获得解决，主要原因是多次分权之后，联邦中央政府财政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调剂地方发展困局。值得一提的是，如沈旭晖博士文章《中国政府的“南斯拉夫情结”及其对香港的启示》所述， 1994 年中国学者王绍光、胡鞍钢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比照南斯拉夫与中国财政状况。报告发现“ 1989 年中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 GNP 比重仅比前南斯拉夫高出 1.6 个百分点”，预计到 2000 年，“中央财政收入占 GNP 比重将由目前的十四分之一降至二十分之一，比 1989 年前南斯拉夫政府财政能力还要低”。报告马上引起中央重视，推行分税制改革，北京得以收回大量此前由地方政府截留的税种。

安特·马尔科维奇

1979年南斯拉夫外债达到193亿美元，1984年再上升至212亿美元。其中 65%的外债是由加盟共和国和自治省自行索借。1980年代中期，通涨率达到120%。国际货币基金 (IMF) 向南斯拉夫贷款后，向该国施加各种严苛条件，要求实行紧缩政策和结构改革，包括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由于1974年宪法把经济决策权下放到各加盟共和国，采取紧缩政策、进行结构调整的重责也落到地方身上。但铁托早就给予地方领袖违抗的理由，说过：“如果你们认为塞尔维亚的工人阶级应为了加速发展的某种需要而勒紧裤带，那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有发达的共和国和不太发达的共和国，[…] 但是，我们决不应该说，我们哪一个共和国可以迫使工人阶级勒紧裤带。工人阶级有权反对这样做，我们南共联盟领导也不会给你们这个权利。” (1971年12月2日南共主席团闭幕词)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总理安特·马尔科维奇 (Ante Marković，与米哈伊洛无关) 利用高企民望，推动紧缩政策，却遭米洛舍维奇以加印钞票抵制，结果前功尽废。在国家土崩瓦解之际，马尔科维奇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真正的“裱糊匠”。

弗拉尼奥·图季曼亲吻新设计的克罗地亚国旗

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拒绝接受紧缩政策，也不愿帮助塞尔维亚等南部地区解决债务问题。斯洛文尼亚共产主义者联盟在 1989 年就已经喊出“ Europe Now! ”的口号； 1990 年 4 月选举中，竞选克罗地亚总统的民主联盟候选人弗拉尼奥·图季曼 (Franjo Tu đ man) 主打“去共产化”口号，并将之等同于“去塞尔维亚化”。各加盟共和国都有“脱南入欧”的呼声。在 1990-1991 年间，苏联走向解体；南共在十四大破局后，也实际被解散。塞尔维亚共盟改名为社会党，黑山共盟则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赢得地方选举。 1991 年春季，南斯拉夫面临无法偿还外债债息的难题，但美国和欧共体国家都不愿再向南斯拉夫融资；另一边厢，又大力援助刚变天的东欧国家。“脱共入欧”似乎有利可图。这使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两国新精英蠢蠢欲动，并于 1991 年相继宣布独立，其中德国更扮演了怂恿的角色。然而，只有斯洛文尼亚 ( 人口九成为斯洛文尼亚人，占南斯拉夫全域斯洛文尼亚人 99%) 才有能力成为单一民族国家。

南斯拉夫的新仇，不少是延续二战前的旧恨。克罗地亚新总统弗拉尼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