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忠文
史学论文的文字问题，不单纯是如何表述的问题。史学研究必须以史料为基础，引用材料必不可少。所以，一定程度上说，史学论文的文字，与如何引证和解读、辨析材料有直接关系。材料和引文多了，文字表述的难度自然增大，提高可读性的要求也就相应提高；反之，史料单薄，资料功夫不到，即使论文看上去逻辑清晰，结构严谨，读起来十分顺畅，也会因流于空疏而受到苛责。可见，处理好文字表述与史料引证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非易事。这里想根据早年的编辑经验和个人写作的感悟，谈几点看法。
首先要明确一点，消化了材料才能写出好文章。现在不少论文不好阅读，文字欠佳，是因为这些文章是靠堆材料“堆”出来的，材料没有消化好，缺乏深入思考和缜密分析，功夫投入不够，写出来的文章就会是冷冰冰的，实在没有让人读下去的兴致。科技发展到今天，数据库和检索工具如此发达，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操作方式。今天不少论文写作靠“堆砌”,靠“粘贴”,效率固然大大提高，却带来了新的问题。
前辈学者当年搜集材料的方式，主要是抄材料，做卡片。这种“亲力亲为”的笨办法，看上去很原始，却能将搜集材料与消化材料同时进行，边思考，边写作，对材料的熟悉、理解、取舍与文章的构思写作基本上是同步的。他们的写作是有独立思考作为基础的。现在不少作者只搜集材料，不消化材料。没有经过咀嚼，如何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一来，写文章的功夫都花在对材料浅表的处理上，只能满足于从纷乱的材料中简单勾连出逻辑，就以为文章写完了，殊不知，这样清理出的逻辑不一定与史实相符。说到底，对材料缺乏消化，文章便没有深刻的见解，冷冰冰的资料拼凑，自然谈不上会有好的文字。
有学者说，阅读史料和写好文章的关系，如同蚕吃桑叶，吐出蚕丝，再用丝织出锦绣文章；又比喻说写文章如酿酒，用的是五谷杂粮，很粗糙，但是经发酵、提纯、调制等工序，才能酿出醇香的美酒。这两个比喻非常贴切。遗憾的是，不少作者现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酝酿、发酵，而是急于出酒，有点味道就满足了。可见，根源还出在研究本身。只有从研读材料入手，才可能辨析史实，取舍材料，才能够融会贯通，谋篇布局，写出好文章。
史学论文比其他学科的论文引文多，这是由学科特点决定的。史料丰富、引文规范是衡量一篇史学论文学术价值的重要指标，反过来看，繁复的引文也确实让一般读者望而生畏，失去了读下去的信心。如何简化引文，提高文字表述能力，让文章尽量流畅，具有可读性，何尝不是无数史学工作者孜孜努力的目标。所以如何引用资料，如何改善文字表述，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
史学论文中的引证文献大致有两种情况，即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直接引文是对史料原文的直接引用，一般用引号引起来；间接引文则是对一段史料大意的概括，用在行文中，作为上下文逻辑关联或立论的依据。写作中到底哪些史料需要直接引用，哪些要间接引用，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也是有一些习惯性处理办法的。比如首次披露未刊史料(前提是有重要价值),便可以采用大段的直接引文，而且格式上采取缩格、变字体的“方块引文”格式(如此处理后可不加引号),这样的技术处理，能够起到层次清晰、重点突出的作用。
目前更常见的是行文中用引号的直接引文(适量的，而非大段的),将这些引文与作者的叙述、分析文字相结合，来实现观点的表达和论证，这已经成为学术研究中最基本的表述方式。当然，直接引文也要适量、合理。有时大量的直接引文，前后相接，引号堆积如山，不仅影响行文，也未必真正有利于学术论证。近年来史学研究中被人诟病的所谓“碎片化”问题，除了选题因素，引文繁复、琐碎也是表征之一。一些论文倾向于从史料中摘取原始引文，加上引号，通过多个完整的直接引文，形成相对严密的一段逻辑关系，用以代替作者自己的表述和分析，这样的做法，看似颇具匠心，其实未必科学。每条史料总是有特殊语境的，与今天作者想要表达的意图多少会有出入。即使完整使用一段引文，作为表述作者观点的论据，也必须要对材料本身进行适当的分析和解读，一段话背后有些什么语境和背景，都是要有一番思考的。史学研究的原则是“论”从“史”出，可是，具体到研究过程结束后文章的构思写作，实际是观点与论据的严谨结合，其中“论”的引领作用不可忽视，有时甚至是一篇文章的精神所在。过分依赖直接引文的罗列，必然缺乏深度，只能是“趴着的”论文，没有提振力，文字平淡无奇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