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来，我们为何对俄罗斯文学特别青睐？ | 社会科学报

原文 ： 《为何对俄罗斯文学特别青睐》

作者 | 浙江工商大学  蒋承勇

图片 | 网络

虽然在宽泛意义上，俄罗斯和东北欧地区也是19世纪西方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源发地，不过，这不妨碍 俄罗斯（包括东欧国家）现实主义与西欧国家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差异性 ，并在后来 在中国的再传播过程中出现“变体”特征与新属性 。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俄罗斯属于农奴制社会，资本主义尚处于萌芽阶段，在政治经济上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西欧国家，文化上的现代性发展也属于西欧国家的启蒙对象， 俄罗斯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是在西欧的启迪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由于俄国当时的国情，俄国社会的有识之士都希望借西欧之“先进”思想改造社会，他们的改良、变革或者革命意识十分强烈。因此， 他们在接纳西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都从俄国本土当下之需要出发，选择性地接纳并改造外来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因此，俄国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都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和政治变革意识。

“别车杜”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倡导者 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合称“别车杜”） 都是充满战斗精神与政治激情的批评家和作家。“别车杜”生活的19世纪俄国正属于沙皇统治下的落后而腐朽的农奴制社会，此时， 欧洲的启蒙主义思想也正影响着一大批俄国知识分子 ，他们把弘扬启蒙思想同解放农奴、拯救苦难者、拯救俄罗斯命运的实际行动结合在一起。启蒙理性和民主主义思想让他们直面现实的苦难与罪恶，并力图以文学和文学批评为解剖刀，撕开隐藏在虚华背后的丑恶与黑暗，其间寄寓着他们启蒙式的文学与政治的理想，而且，他们以满腔的热情为这种理想而呕心沥血。 他们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文学批评和创作改变了俄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走向，而且还改变了一个民族思想发展的走向，具有强烈的社会感召、思想引领和精神启蒙的作用。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强烈的政治激情、民主主义精神和启蒙理性在欧洲独树一帜，并由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苏联文学史乃至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都留下深远影响。 甚至可以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以其独有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西欧现实主义，前者是后者的“变体”。

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中那种比西欧现实主义文学更加鲜明的启蒙理性、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强烈的社会变革及批判意识等，都呼应了五四时期中国本土的社会情势 ，投合了我国有识之士对精神疗救、开启民智、文化更新、摆脱蒙昧、变革政治、社会改良等的诉求，因此，它对中国本土有一种特别的文化与政治的亲和力，这就是两个民族之间文化“情结”建构的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的原因。

新文学的倡导者 李大钊 看到了俄国作家把文学当作 “社会的，政治的幸福之利器” ，并以其为“革命之先声”，十分倾向于接受与传播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鲁迅 在谈到怎样做起小说来的时候也说，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 。有鉴于此，鲁迅称赞 “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辛酸，的挣扎” 。其实， 茅盾、周作人 等也基本上都是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倾向于接受和传播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茅盾不仅看到了俄国社会与当时中国社会的相似性，也看到了俄国现实主义对社会的批判与揭露之深刻以及描写之“沉痛恳挚”，这正是他所期待和追求的我国新文学之风格，他后来回忆时所说，当时“恐怕也有不少像我这样，从魏晋小品、齐梁辞赋的梦游世界里伸出头来，睁圆了眼睛大吃一惊，是读到了苦苦追求人生意义的俄罗斯文学”。而在五四时期的周作人看来，恰恰由于“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相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所以我们相信中国将来的新兴文学当然的又自然的也是社会的，人生的文学”，对“中国的创造或研究新文学的人，可以得到一个大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