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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过《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没有？没看过可以看看。一位中科院的青年俊杰，放弃了高薪投身学术，却因为“孩子快到学龄了”，而他没有北京房产，单位又保障不了优质小学。终于他放下北京的一切理想与追求，去了能买下自己房子（当然也有了好小学）的南京。
任何人，包括我，看文章第一时间都是受情绪驱使的。一看到科研人员被薄待（国家及社会）而不得不放弃学术，我就忍不住转发了，还评论说“真心酸”。但是多年训练出的感觉，告诉我这里面有哪里不对——不是说别人的选择不对，而且关于这种选择的解释，有我不太能理解的地方。
吃瓜群众也能感觉到这个故事里的荒谬之处，所以段子这么讲：
一对北大清华毕业的年轻父母拜问禅师：如果买不起学区房，该怎么办？
禅师：如果北大清华都买不起房，还买学区房做啥？
要是问我，我的回答跟禅师不一样。我会反问：有了北大清华海外高学历的父母，还要追求学区房做啥？
对，我们不要把“买学区房”，看成不言自明的前提，只在“买不买得起”这问题上纠结。我要先问一问：为什么要买学区房？
▲ 北京五道口的学区房
为了孩子的教育和未来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那你们读北大，上清华，去海外留学，是不是靠一路重点小学中学尤其是北京排名前十的小学中学？
当然有人是。但也有很多人不是。但是大部分人会冷笑/讪笑道：时代不一样了嘛，教育公平没有了嘛……
说到这里，咱们的对话进入了信仰领域。是的，信仰，就是难以证实也难以证伪，就看你相不相信的那片天地。
或许我跟很多人的信仰不同。我不太信仰所谓重点或名校。我知道教育资源并不平等，也知道重点名校给学生的机会更多，但是具体到“这个学生”即我的儿子，我却不太确定他从名校获得的资源与优势，值得过高高在上的学区房溢价，还有为此毁掉的父母事业追求与生活质量。
相反，虽然我明白“高学历不等于高素质”的道理，但我信仰“求智”这种力量。长期的学院生涯，无疑是求智的最佳基础。我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欧洲学者有独身的传统，因为一方面求智是一条怎么投入都望不到头的道路，家庭琐事会变成路障；二来多读多思，对家庭子女的天生人欲相对容易抽离；第三，学者大部分都穷，哪儿还养得起家。
专业化时代，我们很难要求高学历人士都能坚持苏格拉底式的求智与诘问。但是我觉得在求学之路上走得越远，至少应该懂得学历与财富没有必然联系，知识与成功没有必然联系，普遍化教育与个性化成长也没有必然联系。一个人的人生由太多因素综合决定，学区房改变的权重会不会太小了一点？如果学区房唾手可得倒也罢了，如今是为了学区房改变自己职业与人生的方向，会不会太举轻若重了一点？
绕不绕？还好吧？我换种说法：一对父母自己念了廿多年的书，他们应该知道前面的教育阶段虽然重要，但如果不是毁灭式的教育，只是墑情没那么好，雨水没那么足，种子也有可能在日后正常发芽。反过来，土太肥水太足还有可能烧死淹死庄稼不是吗？
而且，高学历的父母在其它方面，什么政治前途、社会地位、财富水平，就算再差再LOW，父母的高学历，至少说明你们在漫长的求学大战中存活下来了，你们的学习经验应该胜过90%以上的父母，为什么对于这种学习能力与经验的传承就这么没有自信呢？还有你周边的同事、朋友，孩子从小接触的知识阶层家庭，要说起跑线，这方面你孩子已经站得很靠前了，咱非得追求十全十美吗？非得让孩子成为早教界的传奇与神话吗？
说到孩子将来的就业、生活，高学历的父母也应该更明白：虽然有些冷门的专业、特殊的知识不为大众追捧，但只要孩子真心喜爱，努力从事，并非不能安身立命。每所名校都有招不满的专业，那些恰恰是职业生涯的蓝海。想象这样一些冷僻职业与生活的能力，应该是久在学院的高学历父母的认知优势。
人之常情我懂。比如我是从山村或小县城千军万马杀出来的，我当然不愿意下一代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可是，咱们在北京，重点、名校之外，孩子要进一所平均水准线之上的学校，是不是就那么难？没有进入那些人人称羡的重点名校，是不是就意味着教育的末日，让全家陷入“要么忍，要么滚”的二元困境？
我不想见人挑担不吃力，所以我很少对追求学区房的父母说三道四。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太懒，又太自私，家门口有一所不太差的小学，城里有一所东城前几的小学，思量再三，还是让儿子在家门口上学，饶是这样，上小学后的压力都大了几重，这要在名校，会怎么样还真不好说——当然人的忍耐力与适应力都非常强，但我就是那种不想自己当100分父母，也不想小孩当100分儿童的懒人吧。
《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员的自白》里的故事，跟我自己的经历，有70%以上的相似度。虽然我有房他没房，但在这个故事，最重要的不在于有房没房，还是各自对儿子的教育有着不同的想象。
教育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教育想象的差异，有时候远远大于学历的差别。记得几年前孩子三岁，要在大幼儿园与小幼儿园之间做选择。两个幼儿园都在小区内，收费也差不多，所以唯一的区别就是“大与小”。有一位邻居毅然将已经在小幼儿园呆了半年的三岁儿子转去大幼儿园——大幼儿园不收三岁以下孩子。她的理由是：我们家不像杨老师家那么高学历，我们是草根，孩子要从小学习竞争，小幼儿园太像家庭，大幼儿园才像学校。
而我有位学长，北大十年读到博士，现在是教授博导，也谆谆告诫我：孩子要尽早接受竞争训练，要去一个更大的集体经受锻炼，大幼儿园比小幼儿园更有优势。除了用词不同，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样。
他们可能是对的。儿子上了一年级，比起那些来自大幼儿园的同学，他更孤独（同学少，小幼儿园就他一个毕业升学），也更不适应（比如他把打打闹闹的身体接触看得比较严重）。不过我沉下心来反思，觉得异于家庭表现的“操场人格”养成，总归是要经历的，在幼儿园，或是在小学，是不是晚一点更好呢？而且我觉得孩子的个体差异比场域差异更明显，小幼儿园肯定有上小学也如鱼得水的，大幼儿园绝对也有不适应小学的。一旦我们抛却概率的计算与群体的想象，只把目光锁定在“这一个”孩子身上时，种种的忧心忡忡，思前想后，或许都是米兰·昆德拉笔下那所谓“沉重而艰难的决心”，怎么选择都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
真正让我佩服的一位，也是邻居，本人在北京郊区长大，先生是云南农村人。她现在是这个小区许多邻居的水果、小菜供应商，货源来自京郊和云南两地。不是说这年头农村还有亲戚给你寄吃的是最幸福的事吗？她就是我们大家的农村亲戚。我经常从隔壁楼她家门前走过，看见一地的梨，脐橙，萝卜，白菜。水灵灵的。她总是大声笑着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她比整天在心里苦着一张脸的我快活多了。
她儿子是我儿子读那所小学的第一批毕业生。大家都说，我们小区这个小学，真还不错，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对口的好一点的中学。我听说，整个班就她儿子，没有想方设法去这个区重点那个国际学校，而是按部就班地上了对口的农村中学。这事我不知道详情，但是无论如何，我很喜欢这种勇气，我觉得只有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满意的人，而且对下一代复制这种满意有信心的人，才会强大到完全不在乎世俗的眼光，我自问做不到——当然，我可能也过度想象了，谁知道人家里那本经怎么念的。
我感觉这两年，随着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压迫加剧，整个中国社会尤其是一二线大城市，生活轨道已经越来越固化，就是社会鼓励每个人谨守本分，父母耗费所有的资源，让儿女读好书考好试，上好大学找好工作，结婚生子适时合节，然而再用尽自己全部的资源，去帮助下一代长成和父母一样的人，或者，父母希望成为的人。有些年轻人，一开始想去走一条反熵的道路，但如果你接受主流的逻辑，想成为主流认可的理性人，你最终还是会选择归去来兮。
高学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要花费更长的光阴，更多的勤奋学习，更多的智力投资，咱就不讨论“取得高学历后如何回报家庭”这个复杂话题了，就说于高学历人士自身而言，如果不能获得某种超越性的视角，获得哪怕比别人多一点点的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那只是选择了与别人不同的工种，进入了与别人不同的公司，钱挣得更少，心态更不平衡，那又何苦读那么多书学那么多知识呢？就好像男女约会，如果只是为了最后的活塞运动，又何必花前月下山盟海誓许多张致？
现实也确是如此，约炮的人越多，谈爱的人越少。相亲条件列得越实在，“灵魂伴侣”的追求就越飘渺。段子说“两个北京人结婚等于两家公司合并”，因为两方房产价值巨大，那如果一方没有房产，是不是就算是被“吞并”？只凭技术入股，创意入股，还能不能成就“万众创新”时代的中国式婚姻？
我祝福那些为了理想的生活离开北京的人，我欣赏“北京只是另一座城市”的洒脱，但我不愿你们的离开，是放弃理想去迁就现实，是为了弥补那些在北京时人有己无的“缺陷”，而割舍那些当初吸引你们来北京的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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