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初，一场“死亡税率”的辩论还在继续。源于福耀玻璃曹德旺先生表示，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因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高了些。
经常有国内的朋友问德国的税是否低一些，工资成本是不是很高；也有德国的供应商很好奇，说都是看到德国企业到中国去设厂生产，降低成本，而我们却把生产设在德国。本文就来谈谈我们为什么要在德国生产，为什么同样死亡税率的德国，制造业常盛不衰，稳居全球最高品质制造的龙头。
首先，对比一下中德两边的税赋成本和人力成本。
德国企业的税，主要有以下4种：
1）企业所得税（国税）Körperschaftsteuer，利润的15%；，
2）企业所得税（地税）Gewerbesteuer，各个地区有所差异，我们公司所在的维尔兹堡税率是利润的14.7%；
3）团结互助税Solidaritätzuschlag，为所得税额的5.5%；
4）增值税 Umsatzsteuer，生产型企业为19%。
以上1、2、3项税合计约为公司利润额的30%，与之对应的，中国的企业所得税25%，比德国低。而第4项，德国生产型企业的增值税19%，中国生产企业的增值税的17%，加上城建税和教育附加，中德基本持平。因此，总体上看，德国企业的税赋比中国企业的略高。
中国是全球实际工资增长率名列前三的国家，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62029元，实际增长8.5%;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39589元，实际增长7.2%。对于我们环保生产型企业，员工工资更贴合实际的是企业采样数据：我们德国工厂的技术工人，2016年税后年薪约36000欧元，相当于27万人民币。德国的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在2%左右。而中国现在我们环保类技术人员的税后年薪约为70000元人民币。德国人力成本大概是国内的四倍，而国内的工资涨幅也刚好是德国工资涨幅的四倍。
税赋成本，德国的成本略高于中国，而人力成本更是中国的四倍之重。那么，为什么我们还会选择在德国本土进行生产呢？企业的持续健康经营，节约成本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品质和创新。商业的本质，是为这个世界创造出与众不同的高品质产品或服务，比模仿别人然后便宜卖产品更有意义。
享誉全球的“德国制造”，其三大支柱在于：工匠精神的劳动力大军、强大的科技创新集群、适宜的产业服务环境。而德国特色的教育体系，是这三大支柱的基石，也就是“德国制造”享誉全球的秘密武器。
所有的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制造，人永远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林恩和万哈宁的智商测试报告可以看出，从平均智商IQ看，东亚人还略高于西欧人，但中德两国的教育体系存在很大的不同。
德国的教育体系，从中学开始，学校就按兴趣、能力等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文理中学的学生更多的是向高校方向发展，包括研究、医学和教育等专业方向，而实科中学和职业预科的学生向专业技术和职业化方向发展。
1， 工匠精神的劳动力
德国联邦劳工部（Bundesagentur Für Arbeit），每年会通过学校给每个学生提供“职业实习大全”（下图），提供德国境内提供职业实习的单位、岗位和报酬等信息。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各种实习内容，实习期间，会有专门的观察员分析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行为模式等，然后学生会得到一份评估报告。这类评价报告，宛如一位智慧的长者给年轻人的高手点拨，学生就更容易找到了适合自己个性和兴趣的发展方向，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到了中等教育第二阶段和高等教育阶段，学校的课程包含企业实践培训，每五个德国企业中就有一家提供职业培训的岗位，整个培训教育过程会持续2-3年时间。
企业既可以获得实习期的低成本劳动力，又容易找到具有合格工作技能的毕业生。而基于自身兴趣进入职场的学生，就能沉下心来，更严谨、更深入地做好自己的专业方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2013全球竞争力年鉴》发现，德国劳动力的工作积极性高于中国和美国。今天，德国有三千多万训练有素的优秀劳动力，这是“德国制造”的基础。
对比国内的教育体系，缺少的是对学生个性的尊重和发展辅导，更多的机械式的优胜劣汰。回想我自己当年考大学填志愿时，根本不知道选什么专业方向。大学本科毕业时，很多同学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继续去读研究生。
在企业层面，国内人力资源部的主管的抱怨是，应届生专业技能差，夸张点说，有些是打了三四年游戏就毕业了。学生普遍职业目标缺失，流动性大。另外，残酷竞争型的教育，让学生形成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维，目标导向，过程可以灵活，投机取巧。而企业依靠这样思维模式的管理者和劳动力，也许能迅速山寨、出奇营销，图一时之快，但绝对不可能把一个产品做到极致。
2， 协同的创新集群
我所在的维尔兹堡市，是一个12万人口的小城市，而维尔兹堡大学就有超过14个诺贝奖获得者。现在，维尔兹堡大学在生物医药、自适应机器人、复合材料系统等方面的二十多个知名研究中心，源源不断的将创新成果转化成全球最先进的德国创新产品。
德国拥有欧洲最大规模的研发队伍，欧盟21%的科学家在德国工作生活。每100万个德国人中就有319人拥有博士学位。对于企业来讲，与大学和包括德国240家非大学研究机构在内的专业集群共同研发，是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工艺流程、创造发明新产品的重要途径。
3， 友好的产业协同环境
正是由于以上两点原因，德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友好的产业协同环境。
首先，德国的商业竞争，更多的是在创新和品质上取胜，很少看到残酷的价格战。因为打价格战，某种程度上是对劳动者的一种侮辱。依照德国教育体系陶冶出来的工匠精神，产品的定价，一定需要考虑制造的人工成本，而这个涉及到劳动者的尊严，所以费用是不可以打折的。这样做虽然无法做到价廉物美，但却保证了劳动者的利益和产品的高品质。在这种体系下设计生产出来的产品，是值得信赖的，不仅是对生产者的负责，更是间接给消费者带来质量上的保证。再回看德国的增值税 Umsatzsteuer，从某种程度来讲，并不属于企业的税负：产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货物的增值税都是单列的，工厂之间的交易都是讲不含税价格，但在实际付款的时候，买方需另付一笔增值税。终端消费者收到的票据会列明自己交的增值税金额。也就是说，增值税是终端消费者支付的，并非企业的经营成本，而个人缴纳的这部分税，如果该商品与工作劳动相关，比如电脑打印机这些，经税务局认可，可以减少个人所得税的支出。而中国的消费者，很少知道购买商品时自己交了多少税，企业之间是含着税的价格竞争，自然也就压缩了企业的经营利润。
其次，应该说一下德国的产业协同。中国很多老板都梦想制造出一个高品质的产品，名扬四海。但现实是，我们不可能从炼钢开始承担整个产业链的生产，在一个区域的产业环境中，你能找到的供应商水平就基本决定了你产品的档次。
我们Dephina研发生产新风系统等空气品质类的产品，其中用到的一种高效热交换器，配套的是一家德国23年热交换专业供应商的全球顶级产品，其创始人（下图）是德国这套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硕士工程师。
而我们的数字电机供应商，则是一家90多年历史的家族企业。在一次合作伙伴聚会上，我发现有很多伙伴公司是延续了二十多年合作的家族企业，比如瑞士的合作伙伴的老板，是从父亲手里接手的这项业务。
因此，产业链各环节的稳定的信任关系、长期的同步发展，就是德国企业界渊源不断生产出高品质产品的土壤。这也是我们选择在德国本土制造产品的重要原因。
4， 优秀的公共服务
德国教育同样培育了一大批专业的公共服务人群，他们既维护和优化这套教育体系，又为实业界提供公平、细致的公共服务。德国联邦劳工部、德国的工商联合会等机构，常年为企业提供从创业辅导、业务支持、专项培训、金融法律、甚至难民融入等全方位的服务支持。
其次，德国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诚信体系。很关键的一环是，有一些独立的信用服务公司，比如Universum，客户可以委托它向那些老赖追债，于是这个公司的数据库里记录了很多信用有问题的公司或者个人信息。我们跟新的公司发生往来前，会去查询这个信用记录。因此，如果被Universum的数据库录入，那对企业和个人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另外，德国社会体系第一要务是维护和提高国民的福祉，而不是片面的GDP。比如市政厅外管局办事人员，非常乐意给我们公司德国的中方经营人员办理工作签证和绿卡，原因是企业雇佣了德国员工，为提高德国的就业率有正面的贡献。而我们国内的招商引资部门，最关注的是你企业交交了多少税，至于你的企业为社会提供了多少就业岗位，从来没有人感兴趣。
小结：
德国税赋和劳动力成本都高于中国，但“德国制造”却能常盛不衰。德式教育塑造的一代代个体，构成了这个民族专注、严谨和敬业的文化特征；从而，“德国制造”的高品质高附加值，实体经济在重税赋下依然可以长盛不衰。因为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实体经济，产品附加值微薄，还难以承受逐年攀升的税赋和人力成本。减轻税费，蓄水养鱼，给实体经济时间和空间，关心就业率，还劳动者以尊严，“中国制造”才有可能东山再起。而对于中国未来教育的改革者、正准备开拓德国业务的企业家、家有学童的焦虑家长，他山之石，正静静的屹立在欧亚大陆另一端。
【完】
作者简介：
陈永强，Dephina空气品质公司联合创始人，物理学士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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