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中,通过大华子带领马思艺认门的长镜头,剧集快速而清晰地交代了人物关系,丰富的场景细节与流畅的镜头调度,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沉浸式地体验运河人家的生活氛围。这种叙事手法,有效地激发了观众的主动观察与思考,提升了观剧的参与感。
在影像表达上,《北上》也力求突破,避免了现实主义题材作品常见的平实化、庸常化倾向,转而追求更具风格化和电影质感的视听呈现。剧集巧妙运用长镜头、高信息量场景调度、对比鲜明的影调和富有感染力的配乐,营造出一种兼具写实性与艺术性的独特影像风格。
剧集中,历经岁月洗礼的苏式建筑、充满生活气息的花街小院、斑驳的客船,无不散发出浓郁的怀旧气息。诺基亚手机、搪瓷缸、金猪存钱罐、麦芽糖等极具年代感的道具,以及超级女声等流行音乐的穿插运用,都精准地唤醒了观众的集体记忆,构建起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地域特色与时代记忆也由此水乳交融。
《北上》对“黄金年代”的追忆,不仅仅停留在视觉层面,更延展到多维度的感官体验。轮船的汽笛声、码头工人的号子声、市井的喧嚣声、油锅的滋滋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巷口播放的戏曲声、流行的音乐声……各种声音元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生动鲜活的运河生活音画,将烟火气息转化为文化共情,赋予宏大时代叙事以细腻的人文温度。
《北上》并未将叙事视角局限于个人情感的表达,而是巧妙地运用群像叙事结构,将个体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勾连,实现了微观与宏观的同频共振。剧中,六位花街少年“离乡-追梦-回归”的三段式成长轨迹,不仅展现了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奋斗与抉择,更是运河精神在时代变迁中传承与发展的生动写照。
“一共写了,有名有姓有命运的18个人,18个人说实在的我个个喜欢。”编剧赵冬苓的这句话,道出了《北上》在人物塑造上的成功之处。剧中,夏凤华、谢望和、邵星池、周海阔、马思艺、陈睿等人物形象鲜明、性格各异,他们之间既有亲情、友情、爱情的动人情感,也有代际观念的冲突与融合。这些鲜活的人物群像,共同构成了运河人家百态图,也映照出中国社会复杂而多元的人情世故。
更为重要的是,《北上》通过对运河人家群像的细致描摹,印证了编剧赵冬苓所表示的,运河文化对这片土地的哺育,更是对运河两岸人民精神上的滋养。夏凤华的独立自强、谢望和的责任担当、邵星池的文化坚守、周海阔的回归与疗愈、马思艺的文化反哺、陈睿的成长与蜕变……每一个人物的成长故事,都与运河文化的滋养密不可分。而在总制片人张书维看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领悟到,养他们的水土就是很好的一方水土。所以他们的返乡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自己想回来了。”运河所赋予的生存智慧、文化根基与开拓精神,不仅成就了个人的蜕变与成长,更见证了时代发展洪流中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生。
跑船人的奋斗、百姓的生活变迁、传统文化的传承、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北上》以运河为切口,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变迁图景。它启示我们,真正的文化基因并非静止不变的,而应如运河之水,在时代长河中奔流不息,绵延不绝。正如原著作者徐则臣所说,“我们跟河流是一种对话的关系,不仅流淌在中国的大地上,也流淌在中国人的血液里。”
电视剧《北上》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视角和精良的制作水准,为现实题材电视剧创作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借鉴。在文化自信建设不断深入推进的当下,影视创作更应如运河活水,一方面深挖地域文化富矿,实现差异化表达,构建独具辨识度的美学风格;另一方面,也应创新表达方式,以青春化的叙事手法激活历史记忆,推动主流价值观与青年受众的双向奔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