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的怕与怒---《我不是潘金莲》观后
很多年前，有一群年轻人。有才华，有闯劲，也有理想。他们每在痛饮过后就相约说：“钱他妈就是个王八蛋，但没有这个王八蛋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现在去努力赚钱吧，等我们赚够了钱就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很多年之后，等他们真的有了很多钱，却发现那些早年间想做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不好了---在命运发给他们的那张门票上，他们忽略了兑现的有效期。
《我不是潘金莲》拍得如何？我在微博上说：关于这部电影，我没有感想。冯小刚拍了那么多年电影，我从1994年的《永失我爱》，一直看到今天的《我不是潘金莲》，对他的作品已经非常熟悉了。在看了那么多作品之后，只存在一种期待：冯小刚越过了他的中年时代，焕发出之前从未有过的光彩，在老年到来之前盛放，和遥远过去里的那些青春光亮彼此呼应。达不到这个标准，我还能有什么感想呢？
冯小刚是有希望做到的。在22年，当我看着日光透过4扇窗子，落在徐帆老师的两条长腿上。周围一片昏暗，光线中尘埃飞舞，那双腿美好得不像是尘世之物。没有对白，没有金句，只有镜头里的动作和影像，那是电影，而且让人信服会有光明未来的电影。
看完《我不是潘金莲》让我想起什么？想起《天下无贼》的制作花絮。说是当时如何能让一部讲贼，而且是讲好贼的电影过审，大家一筹莫展。这时候，冯小刚导演的多年好友王朔出来说了句话：把结尾改成女贼怀了孩子，在庙里祈祷，孩子将来生下来不再做贼。于是，电影顺利过审。当时的报道里盛赞，说这是老吏断案式的水准。《我不是潘金莲》有这个水准，这种被推崇为生存智慧的中国哲学。什么好像都说了，但是好像又什么都差一点意思；什么好像都点了，但是好像又谁都没有得罪。最后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尾，每个人都是好心人，好心人办砸了事情而已，但是到头来还是和解了，放下了，统一思想了。
我不认同这种智慧。艺术家和匠人的区别在于，艺术家有同样的认知，但是他把自己的所有智慧，所有创造力都放在了作品本身。而匠人追求的一定要过审，一切都围绕着这两个字进行，为此可以做出诸多妥协，甚至是在作品本身。甚至发展出了一套价值观，以能想出办法过审为荣，赞美这种智力和心神上的损耗。过了又能怎样呢？观众去电影院欣赏过得有多漂亮么？
所以，因为怕而产生了惊人的创造力。圆形的构图，没有了近景和特写，也就让观众无法移情于人物之上，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同情和怜悯，自始至终保持了第三者的森冷旁观视角。于是，肯定也没有了愤怒和控诉，只有一种在看奇幻故事的疏离感，Safe；剧情上自始至终没有一个坏人，没有一点恶意，于是演技爆棚的一帮老戏骨在演一个个纸片一样单薄的人物。从头到尾只有恐惧作为支配性的情感，根本没有别的性格。看完了不会记得任何一个人，就像是看了210分钟的一集电视剧，Clear。
林语堂说过，中国人有一种叫做“老滑”的国民性。它让人们不会为真诚而落泪，却会为煽情而痛哭；不会为智慧而赞叹，却会为机巧而惊呼。林语堂没有说到的是，老滑的背后是怕。老滑得那么好，怎么可能飞得起来呢？
在电影之外，冯小刚又一次发飙，以潘金莲的口吻写了一篇极为婉转曲折的文字。在后续的你来我往之间，每一次不是责之以大义，就是为了全行业发声。如果是在二十年前，人们也许会认同这种愤怒。但在今天，人们的看法可能会完全相反。和一个为了天下人而吊民伐罪的大英雄拔剑而起，冲冠一怒相比，人们更同情一个完全为了维护自己私人利益而张牙舞爪、四爪乱挠的小人物。因为这个小人物的愤怒起码是真诚的，它有可信的基础。也正因为这样，才会让人感同身受，愿意出言支持。天下大义，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连怒都隔了一层来发，还怎么期待一个人突破自我，臻于极境呢？
在这样的怕与怒之后，镜头是否全幅已经不重要了，剧情是否流畅甚至是演技是否到位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一个受到多重束缚的心性，一日不得到解脱，一日就不能全情投入到创造中去。既往的价值，既往的审美坚不可摧，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突破---在习惯的路径之上才有安全感。在通往理想的漫长旅途中，人们为现实做出妥协的次数是有定额的。超过了那个数量，人就不再会飞翔了。命运在那张门票上写着：趁来得及，做你真正想做的事情。
题图摄影：Dean Mori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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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边往事和菜头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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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错的
禅定时刻
各位要留言教育我什么是现实的老师，谢啦。我的回答是：《小鞋子》，默罕默德·阿米尔·纳吉，1999年，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