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刚：《〈州县提纲〉译注》出版｜202412-41（总第2926期）

引论

《州县提纲》，四卷，旧题为北宋名臣陈襄所撰，是宋代流传至今最早、最重要的官箴书之一。

关于本书的作者，清代四库馆臣早已指出，旧题为陈襄所撰，明显是错误的。其主要理由有二：一、陈襄所撰的《古灵集》尚流传于世，但并无一字提及此书；二、书中有“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云云，又有“昔吕惠卿”“昔刘公安世”等提法。考之史籍，陈襄的生卒年份为真宗天禧元年至神宗元丰三年（1017-1080年），吕惠卿的生卒年份为仁宗明道元年至徽宗政和元年（1032-1111年），刘安世的生卒年份为仁宗庆历八年至徽宗宣和七年（1048－1125年）。如果《州县提纲》的作者果为陈襄，他乃是吕惠卿、刘安世等人的前辈先进，提及此二人时，不可能用“昔”。据此，则此书不可能出自陈襄之手，四库馆臣的眼光可谓精准。

王志强、蒋铁初推断此书为南宋时人所作，这应该是正确的。一则，书中提及刘安世时，用“昔刘公安世”，则作者作此书时，刘安世当已故去，否则，不当用“昔”。而刘安世卒于1125年，二年后，北宋就灭亡了。二则，作者尊称刘安世为“刘公安世”，提及吕惠卿，则直呼其名，并语带不屑说“昔吕惠卿虽不足言”，可见作者在政治立场上是反对新法的。北宋时期，自王安石变法以降，只有元祐年间（1086-1094年）守旧派当权时，朝廷中的主流观点对变法派持否定立场。但当时刘、吕二人尚在人世。只有进入南宋，二人皆已身故，且王安石变法被朝野上下视为“靖康之耻”的祸源，吕惠卿等人也一并被打入另册，此时作者用“昔刘公安世”“昔吕惠卿虽不足言”等措辞，才是合理的。三则，书中有关于“绍兴二十八年”法令的记载，而“绍兴”是南宋宋高宗在位期间的年号。综合上述分析，则此书成书于南宋，当属无疑。

不过，尚有一点值得指出，书中提及“绍兴二十八年”时，夹有一段小字注文，为便于讨论，照录如下：“切照将朱批：户歇役六年与白脚户比差之文，准绍兴二十八年六月一日指挥，已删去矣。按：‘切照’以下共三十五字，原本亦作正文，据上下文词义，似后人见上文歇役六年之法非现行事例，因而加注以明之者。今改用小字附书。”（2.14）这个注文不知是何人所加，如果这一说法正确，则“绍兴二十八年”云云，即并非《州县提纲》作者原文，而是后人所加。那这样一来，就不能将这一条作为该书成书于南宋的证据之一。

不过，书中另有一条“募役不禁”（4.10），可以作为该书成书于南宋的另一佐证。众所周知，自“王安石变法”以降，北宋朝廷围绕着“差役”与“募役”展开了持续而激烈的党争。而据宋史权威学者刘子健所说，“到南宋时，地方政府的大多数劳役都按照新政，由雇佣的个人提供。”也就是说，到南宋时，“募役法”最终占据上风，这与书中“募役不禁”的内容刚好契合。

综上所述，《州县提纲》一书，成书于南宋时代，已毋庸置疑。至于该书作者到底是谁，却因岁月流逝，已是无可考辨。但正如四库馆臣所说，“要非究心吏事、洞悉民情者，不能作也。”这位作者，即便不是陈襄，可能在历史上也并未留下显赫名声，但他一定也是一位“究心吏事、洞悉民情”的循吏。细读此书，我们可以想见作者身上“文学法理，咸精其能”的风采，可以想见宋代士大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广博胸怀。

后记

译注《州县提纲》一书，纯属无心插柳，其间连结着一段难得的师生情谊，值得在此记上一笔，以作纪念。2015年，在“中国法制史”的课堂上，我认识了黄圣哲、马嘉卉两位学生，他们都表示对法律史颇有兴趣，希望我能指导他们学习。为了了解并提高他们的古文阅读水平，我就让他们点读《州县提纲》，并试着翻译。两位同学尝试了一段时间后，觉得学力尚有不足，加上课业繁重，此事遂告中辍。而我与圣哲、嘉卉的师生情谊，却一直延续至今日。时光倏忽，他们二人早已毕业数年，嘉卉本有意攻读复旦大学古汉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却未能如愿，现就职于一家知名企业，负责网络文学的版权事宜，也算在某种程度上圆了自己的文学梦。圣哲则先后在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布里斯托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此后又转赴英国华威大学攻读博士。此刻，我们虽然天各一方，每每收到他们的问候与消息，总觉得十分温暖。这份温暖与快乐，或许只有做过老师的人才能感受到吧。